我们朝着西边走。“走多远你自己会知道的。”这是曲先生指的路。我付给他五十元，他找给我四十元，我又从他身上盗取一百元，他给我算命一次合计支付我九十元。但我相信他不会乱算，因为结论是在付账前给出的。我随便感觉着，差不多就行了，和勾捏在一个叫六安的小镇下车，租下一间房子。
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想当然的激情出门（“好，你来给我干这个。”我认为只要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那坐在旋转椅上的人就会站起来对我说），然后在初昏将至时带着扒窃来的一些钱与食物（我会说它是买来的）悲哀地归来。有时，我害怕早归，便坐在草坡上发呆。漆黑如深潭的柏油路从眼前延伸至天际，一台车亡命似地奔驰，逐渐变小，直径巨大的混凝土烟囱立在路边，宽慰性地吐出最后一口白烟。“游手好闲乃诸恶之源。”我不知道是哪位穿制服的跟我这样说，他当时意味深长，一道烟吐得很远。临走时还拍拍我肩膀。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知道。我不是不想改变，而是体内总有一股懒惰而深刻的力量将我拉下去。我的父亲管我的这种习性叫“瘫尸”。
勾捏总是抱怨头痛。整日地不得不去睡觉，然后就是看电视，怎么可能不头痛。没过多久，时间仿佛从我们身上消失了。起初消失的是几月几号，接着是星期几（有时勾捏依靠电视节目的播放规律判断是星期几），最终我们只知道天亮了又黑了。我们就像躺在舴艋上，任其在无边的海洋荡漾。有时整一天不说话。有时饭也不太愿吃，成天想着发明一种营养高度浓缩的丸药，吃了经年不饿。有好几次，当我躺在草坪上，差不多要为自己只有吃喝拉撒这么点使命而哭泣。我被淘汰回动物了，我是这么想的。不过细想下去，我又觉得其实不存在淘汰不淘汰，人本身就是动物。动物操心的是食物与交配，我们人类何尝不是。难道我们就有别的追求吗。
这么想着想着，我忽然振奋起来，都想找笔将脑海里想到的郑重地抄下来：
我们每个生灵，无论猪、老鼠还是人，都是几千万年下来顽强生育所留下的唯一结果（这个凶险的链条随时会因为灾荒、疫情、战争、制度甚至是身体内一点霉菌的损害而断裂），都背负着几千万年的族谱与历史，都还要朝下顽强地繁衍，那么我们——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自己——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究竟是在等待什么？
必有一项使命，使我们甘于忍受这漫长而无聊的等待。或者说必有一种结局，将告慰这极其漫长同时成本巨大的铺垫。我们活着的意义可绝不仅仅是给自己弄点吃的，交配然后像雄蝉一样死亡。那么，那辉煌、宏大、璀璨、让我们心悦诚服的使命它究竟在哪里呢？我一整天地盯着苍穹看。我想先朝也一定有许多人这样盯着它看。仿佛那天空深处随时会驶来一辆四驾马车似的。
当然，这样的思考毫无意义（可是他妈的什么又有意义呢）。
我和勾捏过着的还是那样的生活，凭着饥饿的指引去弄吃的。我们时常在行欢途中双双沉睡过去。我们开始用互相践踏来打发时间（这和那些狱霸的行径差不多）。有时仅仅为着体现一种职业精神，我们才能保持住穷凶极恶的架势。终于有一天，她狂喊着走来走去，扔下看见的每样东西——够了，受够了，我他妈受够了——就像它们才是她悲哀生活的起源，而不是我。可这比直接对着我吼还让我难受。我尽力了，我想。我尴尬地抬起头，注视着她走进卧房，也许她会将衣物塞进包内，然后甩响门，扬长而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我想。然而她又从房内走出来，对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喷：
“我们总得找点儿事做。”
我害臊极了。接着，她就像幼儿园阿姨训孩子一样，几乎是拎着我说：“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
“知道什么？”
“我们得找点儿事做。”
“你去找了吗？”
“这不，一直在找。”
“你找哪里去了？这么久，事情呢？”
我重新低下头，听到她说：“我们的钱快用光了。”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可是钱要用光了你知道吗？”
“我在想办法。”
“我们得搞钱。”
“是啊，搞钱。”我摊开手，我想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怎么搞，你告诉我”。
“你得动脑子啊。不管怎么搞，总之得搞，我们不能烂死在这儿。”
“这儿挺好的。”
“你说它好？”
“总会有办法的。”
“办法在哪里，你倒是告诉我啊？”
我坐直身体，紧盯着她，冷静地说：“你要听细水长流的，还是一票大的？”
“怎么说？”
“细水长流就是我每天出去偷点，干大的就是抢劫。”
我想她应该震惊一下。所谓人鬼殊途，道不同不相为谋。她确实在发怔。她在消化这个事实，虽然她一直怀疑我是小偷。她在确认这些天来和她同吃同睡的是一名“三只手”。她重新开口时，声音低下去，“我说呢。”
“我就是干这个的。”
坦率使人感到放松，同时还有种无耻的自豪感。“没事，”她说，然后蹲下来，一下下划着被单，随即又仰起头问，“那是不是得用刀？”
“也可以不用，但得用一样东西。”
我真正的抢劫经验只是替人望了几次风。其中一次，哥们儿走了很久，我还在口子上守着。直到受害人摁着伤口像只呆鹅走出来，我才知道抢劫结束了。
“开始吧。”勾捏说。
“什么开始？”
“抢劫啊。”
“怎么开始？”
“现在就开始啊。”
整整一下午，我都在压制她蠢蠢欲动想立马出去干一票的念头。她一会儿握住双手并拢两根食指，侧着脑袋瞄准我，一会儿拿矿泉水瓶（假装那是刀）架我的脖子，一会儿戴上墨镜，将手插在牛仔裤前兜，看镜子里的自己。她将它当成是一场好玩而刺激的游戏。因为明白这游戏注定会带来流血（总有一天会），会彻底撕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偷窃总是会注意保留最后一丝温存，而抢劫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人的财产与尊严），我开始后悔说出这主意。说起来我只是被她逼得没办法，想要一点面子。因为要面子，很多人去干他从不打算干的事情，现在我是其中一员。她不会知道，几乎就在我们想怎么搞点钱时，法律，那严格而死板的商人，就已经在不远处等着，好和我们做一场公平交易。此前，我都是依照可能面临的风险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我喜欢偷，是因为只有偷够一万元才能带来三年徒刑，而抢劫——无论你抢的是多少，刑期至少都是三年。中间因对方挣扎，动动刀子，十年二十年就赔进去了。“要玩就玩点大的。”她说。我看着她，心想，那倒是把我们自己玩死了。可我说的是：“好吧。”
我一直在算计：
一、抢劫至少会带来三年徒刑；
二、我不想服刑三年及三年以上。
结论：必须瞒过法律。
而瞒过法律的办法不多。诸如在黑夜中作案、不留指纹鞋印、不留与对方联络的证据、避免被旁人目击，都在考虑之列（她还加了必要时使对方失忆甚至毁尸灭迹等极端手段），但究竟不能做到万全。我们的对手——那占有通讯网络、交通网络、监控网络以及情报网络的强大国家机器，只要起了抓捕的心，就一定能抓到你。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收买——勾捏这样说，我的答复是你都有收买的背景与实力，何必出来抢呢。在我脑海里想的是，我们唯一能作为的就是受害人这块。我希望他既不反抗，也不声张，还跟着我们一起掩盖这事情。
勾捏不信有这样的事。我说不止是理论上存在可能，实践起来也有很大可行性，我现在就是在想整个流程，只有每个步骤都想清楚，事情才能成功，而且往后还可以依样复制。这种事前人已做出示范，后人还会仿效。她不感兴趣。她一手拿卷起的杂志（刀）一手拿手机（锤子），和虚拟的敌人比划着。“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她说，“不就是拿刀威胁一下吗，他敢报案，我就一刀捅了他。”我看了看她，觉得自己作为领导者，有责任将局面控制下来。
“我们来演示一遍：你敲了别人的钱。”我说。
“好。”她说。
“你有没有罪？”
“当然有。”
“怕不怕警察抓？”
“怕。”
“好，假设是你被敲诈了，你有没有罪？”
她以为是玩智力游戏，说，有，没有，有，我提示她说没有。她说：“没有。”
“你怕不怕警察抓？”
“不怕。”
“但是你怕警察知道这事。”
“为什么？”
“因为警察知道了，你家人也会知道。”
“那有什么关系？”
“你嫖娼呢。”
“哦。”
“你还敢报警吗？”
“不敢。”
“因此我们要找年纪大点的，结过婚的，但不能太大，五十啷当岁，皮厚得出奇，就无所谓。年过花甲的也可以，花甲老人特别怕自己的形象被摧毁。”
“嗯。”
“这是最关键的，我们要找的对象必须有点钱，有稳固的家庭（只要细心观察，家庭稳固的人和鳏夫还是很容易区分的），有正当的职业，同时性格懦弱，怕惹事。”
“也就是说，是你拿着刀出来而不是我？”
“是。”
“我去引诱他？”
“是。”
“好吧。”
“这样至少会让我们安全一点。”
傍晚，我们走进集市。那些商人打着丰满的哈欠。他们从早上（有的甚至是黎明）起就站在这儿，和城管玩了一天的游戏，正打算熬过这最后的十几二十分钟。光阴暗沉，我们像隐身人挑走口红、高跟鞋、坤包、口罩、手套、白酒和锤子——她对水果刀有着强烈兴趣，被我阻止。一则容易折断，二则过于招摇。我们转过几个摊位，发现有一款男衣和一款裙子几乎每家都在卖，本地人穿得也多，因此各买下一套。我们一穿上就觉得自己是乡下人。我们买了点吃的带回来。我往坤包里放进去一只避孕套，说：“现在你就是一名小姐了，你知道怎么做小姐吗？”
“不知道。”
“一旦我们确定目标，你就装作和他擦肩而过，挨一下他，说：先生，要那个吗？”
“哦。”
“不，应该说，先生，要保健吗？”
我想起一对顶着我脑袋的肉乎乎的乳房，一位长相极为普通的女人正用尖利的爪子将我头上的洗发水抓出泡沫来，可我就是不管不顾地挺起来。“先生，要保健吗？”她随意地说。
“什么保健？”我咽着口水。
“有泰式的，港式的，全套的，价钱不一样。”
“全套的是什么？”
“你当然知道。”
这位老弟真是明知故问啊，你怎么不知道。“只要那个男人停下脚步，就意味着他上钩了，”我对勾捏说，“上钩的男人智力会严重下降，脸部充血，呼吸粗重，像头驴闷头闷脑地跟着你走。”
我们喝了很多酒，最终我眼眶湿润地说：“这个世界没人会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要互相依靠。”
“嗯。”她庄重地点头。
“永远不背叛对方。”
“嗯。”
“你爱我吗？”
“我爱。”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节选自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