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最近几个月里，我接二连三地到殡仪馆去。一些人相继离世了，先是我的奶奶，这位活了九十岁的老太太，50年代做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四十年过后，这个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但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是来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多是她从前的战友、部下吧。遗体告别之前，他们轮番到休息室向我们家的人表示慰问。作为遗属，我们家的人都流着泪——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泪，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只和平鸽牌袖珍闹钟，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访问苏联时专为我带回的，尽管那时我还不识字，时间对我还不具备什么意义。我之所以无法流泪，是因为我奶奶的长子——我父亲流了太多的泪，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人，就那么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咧着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泪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脸都使我感到难为情，也许是难过。后来《哀乐》响起来了，告别仪式开始了，我们站在灵堂一侧，继续接受慰问和握手。我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刻流泪，但眼泪它还是下不来，因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着玻璃棺材里我奶奶的遗容，发现她居然被化妆师给涂了两个边缘明显的红脸蛋儿。化妆师当然是好意，是想让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样。问题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从不这样，她一生不用化妆品，绝想不到死后会被化妆师在脸上大做文章。她的红脸蛋儿阻止了我的眼泪，《哀乐》也使我走神儿。因为这一曲举国上下沿用至今的《哀乐》，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亲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之手。抗战时期他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当指导员兼作曲，他创作的小歌剧《新旧光景》在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哀乐》便是取材于其中的一段插曲。当然，它后来之所以能流行全国，想必是又经人作过了加工整理，才更加丰富和完整。但《哀乐》的主创者是我的二爷爷，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逗弄得我在有《哀乐》的场合总是三心二意。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哀乐》的成功就在于它能使所有听见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死人。于是我就想，正因为有了《哀乐》，人类才没有了判断眼泪真伪的可能。《哀乐》是要唤起人所有的悲伤细胞为之活跃的，我仿佛因为与其作者有亲缘关系，才逃离了这种被唤起。我常在应该悲哀的时候刻意欣赏《哀乐》作为一首“经典”乐曲的成功之处，我还想起我那位创作了《哀乐》的长辈，当他去世前是怎样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播放《哀乐》。他真是聪明，他愿在死后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着让人拿他创作的《哀乐》再为他增添些戏剧性的悲伤。
后来几次的殡仪馆之行，我都没有眼泪。有一次适逢省内一位文化界资深官员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绩昭彰，前来告别的人空前地多。百十辆汽车堵塞了殡仪馆门前的道路；拥挤在院内等待告别仪式开始的人们寒暄着互问近况，说着该说的或不该说的，让人爱听或不爱听的话。诸如“老刘啊可要多注意身体啊”——仿佛下个就轮着老刘了；诸如“老马呀多日不见你脸色可不好，该去医院检查就得去，别犹豫”——仿佛老马也很危险。更多的人则说着与死者告别全无关系的家长里短，社会新闻。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像集会，又像某个新开业的酒店等待剪彩。若不是《哀乐》猛地响起，这嘈杂还不知要继续到哪里。我敬重这位官员，他生前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创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励关怀之列，以至于在当年能从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被调入作家协会，成为半职业作家。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记者云集的场面表露我的哀伤呢（注意：此想法已属做作）。我踏着《哀乐》的节奏排队走向灵堂，《哀乐》又使我开始走神儿，我为我的泪水迟迟不来感到焦虑。这时乐曲忽然中止了，是录音机接触不良所致。人们都停了步子，仿佛没有音乐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以怎样的节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泪本来可以在这片刻的空白中涌上眼眶的，但是录音机被人捶打了几下又恢复了正常，于是《哀乐》继续，人们的行走便也继续。这当儿我走近了灵堂门口，门口举着大把假花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每一位进厅者发放假花，给人感觉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强迫性行为。我被迫接住了一枝脏乎乎的白尼龙绸假花（不知被用过多少回），花梗的铁丝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泪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天举着一枝铁丝毕露的脏绸花，有些恼火地献到死者遗体旁的尴尬样儿，幸亏《哀乐》掩饰了这尴尬，《哀乐》的功效还在于，它不仅能激发人的悲伤，也能掩盖悲伤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没有眼泪。走出灵堂时我听见两个眼熟的记者对我的议论，他们说起向我奶奶遗体告别那一回，说那回我就从始至终没落一滴泪。
记者们好眼力。在这样的场合我不仅无法哭泣，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心绪：慌乱，空洞，烦躁，惶惑，无名火……也许都不是，也许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
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占地近三百亩，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陵园内树木很多：雪松，银杉，丝柏，法国梧桐，白丁香，紫丁香，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树木簇拥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们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长方形墓体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一望无际，像士兵整齐的列队。除了清明，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最安宁的地方。当我从嘈杂的殡仪馆踏入烈士陵园的大门，当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两侧巨大的法国梧桐枝叶交错搭起蔽日的天棚，为我和烈士们遮着阴，这时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静下来。眼泪常常不期而至，我任凭它去流淌，因为这时我的泪水可靠从容，没有雕饰也不暧昧。不像在殡仪馆里，那地方即令有泪也给人一种来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地面上没人认识我，墓中的人又是那么谦虚那么善解人意，我流泪就用不着为了什么。我只看见这里的树很壮美，我还坚信墓中人个个年轻英俊。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我奶奶被化了妆的红脸蛋儿，也没有那么多活人的寒暄，因此这里也没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对生命的想念。我经常在条条墓道之间走来走去阅读碑文，阅读那些生命和他们短暂得有些残忍的历史。我曾经在一块墓碑上读到过一名烈士的简介，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军分区年轻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区百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之后，归途中被一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6岁。每次我读王青的墓碑，总是莫名其妙地坚信那个打他黑枪的人物还活在世上逍遥法外。这想法让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间，我们真正知道的事实又有多少呢？这种打黑枪的人，他们比战场上与我们面对面拼杀的敌人更叫人仇恨，他们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对离世的那些亲人、熟人准确真实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小学时班里同学问我怕不怕我的市长奶奶，我不回答他们，只是想起我爷爷对我奶奶的不怕。我爷爷是个给地主扛长活出身的大老粗，战争年代也流过血负过伤的。他不仅敢打我的奶奶，还撅折过她的眼镜腿儿。他的口头禅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长大之后我才逐渐地弄清他这口头语的含意，我不喜欢我的爷爷。有一回我读到过一段有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972年登基的描写：在王宫阳台上，站在玛格丽特公主身边的丹麦首相大声喊了三遍：“国王已经去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万岁！”聚集在王宫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阳台上，彬彬有礼地吻妻子的手，对她表示尊敬。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标志。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尽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小将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时，我爷爷将我奶奶护在身后，和那些小将大打出手。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红卫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带、我一拳头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会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管理处因为经济效益不好（参观者一向很少，门票才五毛钱一张），欲在园内辟出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顿觉怒火中烧。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管——省民政厅及时否定，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
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吸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这个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有一男一女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入。女的20岁左右，身材臃肿，卷发湿淋淋（保湿摩丝所致）地堆在耳边；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一条黑呢长裙，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男的30多岁，头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穿一身棕色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来自乡镇。他们渐渐地走近了，一路说着话。我下意识地低头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我听见女的说，二十不行。男的说，门票和可乐还是我买的呢，再添五块，二十五。女的说，五十二你也是做梦。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奸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乳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我只服‘骆驼’的味儿。”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她的举着烟的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钻戒，钻石大似黄豆，在阳光下闪烁着泛青的错综复杂的锋利光芒。她的指甲、钻戒，与腕上那价值三万块钱的深灰色特种陶瓷表带环绕的方款永不磨损雷达表呼应成一种贵重不俗、可也谈不上大雅的格调。她长得不难看，一时难以看准年龄，可能是42岁，也可能是28岁，或者是这两个年龄之间的任何一种年岁。她留着齐肩的直长发，发印由正中分开，头发顺前额两侧垂下，清水挂面式吧——在这个年龄留这种头发需要胆量和时间，不过看上去这两样她都不缺：时间和胆量。换另外与她同龄的人留这种发式，可能会显得十分萎靡苍老。
我对这个陌生女人说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与她深谈。我对被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叫出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提防，尽管她说了她是我的一个读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烟之前的提问：“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我对她说我只是随便到这儿走走，她马上对我说，她是决心要告诉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来和我会面的。她还说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这很不礼貌。她告诉我她叫韩桂心。在我听来这名字不像瞎编的，但是用在这女人身上有点不老不少，似欠妥帖。当我知道她叫韩桂心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刘爱珍的墓，我朝陵园大门的方向走着，一边敷衍地问她想说什么事情，一边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觉到，其实我对她——韩桂心的事情没有兴趣。她也随我加快了步子，她说是这样，是关于她杀过人的事。这话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职业性的）。她脸上闪现出瞬间的满足。为了终于引起我注意，也为她在此情此景中制造的气氛：墓地，跟踪，杀人。她说她知道我和她一样，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她还知道我奶奶做过这里的市长。她问我上幼儿园时玩过滑梯么，不等我回答她又说你肯定没玩过，因为自从1958年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幼儿园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当时的市长——你奶奶颁布的。知道为什么要拆滑梯么？韩桂心又问我，不等我张口她又说，拆除滑梯是因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儿园，一个中班男生玩滑梯时不慎从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听着韩桂心的讲述，走着，不知不觉调转头离开大门的方向，又走到了刘爱珍烈士墓前。只见韩桂心很习惯地坐住墓体一角，又一次从麂皮手袋里掏出一支“骆驼”点上。也许她这种坐法是出于无意，仅仅因为刚才她就坐过它。但我却不打算让她在这儿坐下去，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她马上服从地站起来问我“去哪儿”，她说她特别高兴我能对她提出建议，这说明我已经打算听她的事情了。她不仅站了起来，还迫不及待地补充说1958年某日的那个下午，中班男生从滑梯上跌下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后，她，韩桂心，当时5周岁，和那个男生是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许我的确对她的事情产生了兴趣：1958年，北京路幼儿园，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长颁发的命令……这些句子于我并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比韩桂心晚几年罢了。由此推算，她已年过40。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园内的确没有滑梯，后来我的确也听说过，一个男生从滑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这是当年这座城市里一个妇孺皆知的事件，特别当我奶奶颁布了拆除全市幼儿园滑梯的命令，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继在报纸上出现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入园的小朋友们都被阿姨领着，在园内参观过曾经矗立着滑梯的那块旧址。阿姨领我们参观是要告诫我们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动。那时的我对滑梯这种东西的确产生过恐惧，但也有渴望，甚至应该说恐惧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在一些游乐场所我试着滑水、滑沙或滑别的什么，我想这些运动带给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带给幼童的刺激，我为我终于补上了这幼年空缺的一课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从前的一切遥远了，我看重前边的景观。可是这位韩桂心，显然她还陷在从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为她亲眼所见，是因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边的同班小朋友，还是因为——前边她说了她杀过人？总之，我打算静下心来听听韩桂心的讲述，也许一切没什么意义，可又能坏到哪儿去呢？我想。
我引韩桂心离开刘爱珍的墓，我们来到正冲大门的一条宽阔的鹅卵石甬路上，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选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墨绿色铁制长椅坐下来。韩桂心再次打开麂皮手袋，拿出一只TRC55DM型号的三洋录音机，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齐（饼干似的）的微型录音带。她对我说你最好把我的话录下来，用这个。她这种准备有序的行为使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钻入她的圈套。再者，她这种不顾对方习惯张口就要求录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么点自尊心。我对她说用不着，一般情况我不动用采访器（我有意以此称谓来蔑视她的“TRC55DM”）。但是韩桂心向我声明说她不是一般情况，她请我录音正是为了证明她的郑重，她会为她的话负责。我于是作了让步说，那么我们明天开始谈吧，明天我带自己的工具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韩桂心如约在老地方——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上见面，我带来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开，它记录了韩桂心的话。
录音之一
我这个人，说来你也许不信，我生下来五分钟之后就长大了。我想这原因要归结于我母亲。从我能听见声音，我听见的就是我母亲的声音。她像对一个大人那样对我说话，说的也都是大人的事，也不征得我的同意，就认定我能听懂。她的长篇大套的话一般在给我喂奶时进行。她怀抱着我，我的嘴含满她的xx头，脸蛋儿贴住她温暖的****，她就开始说话。她主要的话题是跟我骂我父亲，她对我说：“韩桂心啊（我刚出生我母亲就这么称呼我）不是我不想让你有爸，我实在是跟他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按说我怀着你的时候不该跟他提出离婚，这时候跟他离婚咱们娘儿俩今后的日子该有多难哪。可是不行，我实在是等不及了，你还没有体会过什么叫等不及，听我说说你爸的为人你就明白了。我怎么会爱上他怎么会跟他结婚？想来想去当初我就是爱上了他一双手。我们俩是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当时我坐着，你爸站着，一手扒住我前边那把椅子上的扶手。我一直盯着那只手，从我眼前有了那只手直到终点站。开始是没有意识，到后来，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离不开那只手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手：干净，修长，灵秀，有力量……总之我迷上了它。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它突然从扶手上拿开，我才发现车上的乘客都走光了。我急忙下了车，那手的主人——也就是你父亲，他正站在车门口等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我盯着他的手的时候，他也正低头盯着我。我们俩就这么认识了，而且很快就结了婚。结了婚，我才发现你爸脾气太大了，并且一只耳朵有点聋——谈恋爱的时候我怎么没觉出他耳朵聋？说来他也有他的不幸：他的耳聋是小时候让你爷爷给打的。用你爸的话说，你爷爷是个汉奸，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定居北京，在日伪时期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当过官。那时候他们家住按院胡同，几进的四合院，汽车，花园，都有。你爸挨的那个耳光，就是住在按院胡同的时候挨的。那时候胡同里住着一家日本商人，商人家有个和你爸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十一二岁吧。用你爸的话说，那时候全北京，全中国，除了你爷爷那样的人物，谁不恨日本人哪。这样，你爸和他的大哥二哥就盯上了那个日本孩子。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哥儿仨坐在家里接送他们的包车上，看见那日本孩子正独自在胡同里走，就从车上跳下来，让车夫先回了家。然后他们跟着那孩子，看准了胡同再无别人，就一人上去给了那孩子一个耳光。打完，哥儿仨一口气跑回家，插起大门，溜回自己房间，慌得连午饭都不敢去吃。没过几分钟，那孩子的母亲就找上门来了。后果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猜得出，你爷爷恭敬地把那日本女人让进上房，又差佣人单把你爸喊了来，当着那女人，给了你爸一个耳光。你爸说那个耳光打得实在是有技术，整整把他打得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儿，好比当今舞台上那些舞蹈演员转的那样的圈儿。从那儿你爸的左耳听力明显下降，那时候他正迷恋钢琴，做梦都想当大音乐家。他恨你爷爷，他跟我说其实他早就预感到你爷爷欠着他一个超级耳光，因为你爸自小就不讨你爷爷的喜欢。这耳光今天不来，明天、后天、大后天也会来的。让你爸感到憋气的是，他的耳朵，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那么个日本小孩就给聋掉了。你爸他音乐家是当不成了，大学毕了业，他分配到咱们这个城市。你知道他现在当什么？有个音乐杂志叫《革命歌曲大家唱》的，他在那儿当编辑。你猜怎么着韩桂心，我觉得是不是耳朵有毛病的人脾气都坏？像你爸这种人，他真是心比天高，哪儿甘心在一个小小的音乐杂志做编辑啊。他的目标原本是那些世界级的大人物，他连自个儿的缺点都愿意跟大人物一样。比方我说他脾气太坏，他便对我说：‘就跟贝多芬似的。’比方我说他丢三落四，他便对我说：‘就跟爱因斯坦似的。’比方我劝他少吃去痛片（开始用于抑制神经性头疼，后来吃上了瘾），里边含吗啡，快和吸毒差不多了，他便告诉我：‘就跟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
“我们结婚以后，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的。有时候为一点儿小事，有时候什么都不为。比方有一回，就因为我一不小心站在了他的左边跟他说话——平时我已养成习惯跟他说话时站在他右边，他便攥起拳头——那双漂亮的手攥成的拳头，狠打我一顿。他打我时一般我不吭气，因为我觉得当男人打你时就已经是在解他最大的气，我盼着挨打之后的平静。可是你爸他不是这样的人，我渐渐发现他打我只是一场恶战的序幕，打完他还要我开口，而他要我开口的最终目的是让我永生永世向他认错。他不断地问我‘为什么你非得站在我左边跟我说话你想看我的笑话，你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耳朵有毛病是不是？你说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说不是我只是一下子忘了我以后会注意的。他马上说‘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忘了几点上班几点吃饭你怎么忘不了呢？你想用忘了来减轻这件事本身的分量么，你！’我说这件事到底有多大的分量我实在看不出来你不是已经打了我么你还要怎么样！他就提高嗓门儿重复我的话说——‘你还要怎么样，啊，我总算听到了你这句质问。你敢质问我，可见你前边的承认错误全是假的，你想让我知道是我用武力才使你被迫认错而你本来没有错是不是！’我对他说我只是不想再吵下去了我认为你嚷你打我都是对的我真的会好好想想我的……我的错误的。哪知他立即抓住了一个‘嚷’字，他说‘你说我嚷是不是？你凭什么说我嚷，我为什么会嚷？凡事要追根寻源你不站在我左边我会嚷么现在嚷倒成了万恶之源。我嚷我光明正大道理充分，你嘴上没嚷可你心里正在嚷我看见你心里嚷了你连嚷都不敢你虚伪透顶！’韩桂心你知道吗？每逢这时我便生出一种绝望之感，我已知道我开口即错：如果我真嚷起来他会说‘瞧啊本性大暴露了是不是早知道你憋不住。’如果我坚持着沉默他便说‘假文明一种假文明，不开口不算本事今天你不开口咱们谁也别想走。’你爸他说到做到，有好几回他阻拦我正点上班。韩桂心你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我的学历不如你爸高，幼儿师范毕业后，我在北京路幼儿园当老师。我热爱自己的职业也应该按时上班，可是你爸他自有他的钟点，他闹不够钟点决不放你走。他插上门，抓过一只大暖壶，倒上满满一杯白开水大口地吞咽着，喝一口水，便猛地把茶杯往桌上敦那么一下，水花肆无忌惮地溅在桌面上。他的大暖壶，他那敦来敦去的茶杯，他那无限放大的咕嗒喀嗒的咽水声，和他那铁定了心要拿我来消磨时光的一脸亢奋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我没有由来地浑身发抖，牙齿磕得嘭嘭响，我下意识地攥紧拳头仿佛不把它们握紧它们就会自行从我的胳膊上飞出去。我想一个人在决定是不是自杀或者是不是杀人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我这副样子吧。我抖着，每到这时你爸才从抽屉里摸出纸来说：‘写保证书，写了保证书就让你走。’我在纸上写下一行字，无非是保证今后不在他左边站着说话之类的句子。他拿过纸扫上一眼便会轻蔑地撕掉说：‘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凡事不挖出思想根源是不会印象深刻是不会保证以后不犯的。你应该写出根源：你忘了应该站在我右边，为什么你会忘了？肯定是你心里在想别的。为什么跟我说话时会想别的？是因为当时你想的那件事比我本人更重要。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咱们这个二人家庭中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呢？今天你忘了站在我右边，明天你就可能连我说话都听不见了，你到底是怎么了在外边碰什么人了吗挖出来都挖掘出来我挺得住……’我在你爸那永不厌烦漫无边际的絮叨声中重新书写保证书，毫无道理地挖掘着那并不存在的思想根源，比信徒向上帝忏悔更加一万倍地绞尽脑汁。我觉得大地就在脚下咔咔地开裂，我就在黑暗中写着看不见的字，一边随着屁股底下的椅子向绽裂的地心下沉。有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不是你爸的妻子，在他眼中我其实是你爸的爸，是你那个汉奸爷爷。一定是你爷爷被镇压枪毙之后他的魂儿附在了我身上，可叫你爸找到了报仇的对象。我笑起来，我告诉你人在彻底无助的时候才能明白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真正获得了自由。以往我和你爸所有的争吵都因为我老想求助于什么，求助于我们能吵出个道理彼此达到沟通。老想求助于什么本身就是不自由的。现在我笑着，人在彻底无助的境况下才会有这么坦荡的无遮无拦的大笑。我一定笑得声音非常大，因为我看见你爸忽然跳起来奔到门口打开门上的插销，用他一只灵活有力的手捉住我的后脖领说：‘出去！’我于是立刻止住笑，脸上一派平静地出门上班去了。连我自己都惊奇我为什么会一派平静，我哪儿来的这戛然而止的本事呢我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了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太爱面子了，爱自己的面子也替你爸撑着他的面子，因为他对外人一向和颜悦色，在单位里从没跟人红过脸。这说明他完全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他是有意隐藏着积攒着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郁闷不快，回到家来关起门向我宣泄。等你长大了自己去印证一下，大凡在单位里温文尔雅的那些男人，十有八九在家里都像凶神恶煞。有一阵子我特别害怕下班回家，我经常盼着幼儿园有家长接不走的孩子，那样我就可以陪他们一直呆下去。韩桂心啊你不吃奶了，唔？我让你受了惊吓是么……”
我靠在我母亲的胸上吮着她那有点甜有点咸的奶汁，竭力分析着她的语言的含意。我想我一定是听懂了，因为我记得我那一直闭着的眼睁了开来——就在听到那声“出去”之后，我还把嘴从我母亲的xx头上移开，我仰起头看着她，紧接着我感到有大滴冰凉的水珠砸在我脸上，是我母亲哭了。她哭着，把怀里的我掉个过儿，把我的脸从她的左奶移到右奶，她试图把xx头塞进我的嘴，可我扭扭脸，仍然怔怔地盯着她，似乎告诉她我明白她有多么苦，我也愿意继续听她讲。就为了我那时的表情，我母亲好一阵把我狠抱，她一定是受了我的感动吧，她搂抱着我，继续讲下去，她说：“我就知道你能听懂韩桂心，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你跟妈一条心，妈还有什么可怕的，哪怕是跟你爸离了婚——我们的确离了婚。自打那回他抓住我脖领子让我‘出去’之后，我的后脖梗便经常莫名其妙地红肿一片。我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可能是神经性皮炎。我用了医生给的药，卤甘石水剂什么的，不见效。以后我才明白，这皮炎的因由不是别的正是你爸那双手，那双漂亮得可怕、可憎的手，我一看见它脖子就立刻肿起来，奇痒难耐。有一次我痒得没有办法几乎就大声喊起来，我想冲你爸说只要你再胆敢伸手抓我的后脖领我就剁掉你的手！我心里喊着，简直由从前的害怕吵架到盼着他寻机闹事了，简直由从前的不愿回家到一下班就准点奔回家来了，那真是一种恶意的企盼阴毒的快感啊我多么想剁掉你爸的手。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再次大吵起来，那时候我已经怀上了你，四个多月了吧，为一点儿小事：早晨我给他煮鸡蛋时把四分半钟错当成了三分半钟，三分半钟是他的煮鸡蛋的最佳火候儿，三分半钟的鸡蛋，蛋黄不软不硬，是半透明的糖心儿，可那天早晨的鸡蛋，蛋黄已经熟透，很硬，吃起来沙沙的。你爸对煮鸡蛋的火候一向要求严格，那个早晨，当他把鸡蛋小头朝上地放在他的专用鸡蛋杯上，用不锈钢小勺磕开顶端的蛋皮，一勺舀到蛋黄时，我不等他发话，就抢着说这鸡蛋我多煮了一分钟。他问我为什么，我本想实话实说，说我记错了时间，可我却有点故意地说‘不为什么’心想反正也没什么好了。果然他把勺子啪地往桌上一拍说：‘实在是新鲜，你竟敢向我挑衅。’他说完忽地站起来奔到我跟前，向我扬起那只令我千百次诅咒的手，我闭起眼睛想着：我的机会就要到了。这时候有人敲门。你爸垂下胳膊去开门，来人是我们的邻居，他们杂志的主编，跟我们借白矾的，说是要煮绿豆稀饭。我去给主编找白矾，你爸他去干什么了呢？他手忙脚乱地给主编找茶杯沏茶，尽管大清早的这完全没有必要，主编不是登门拜访，他不过是来要一小块白矾。你爸他却是那么热情忙乱，热情到有点卑下，忙乱到把一只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我心想他是多么惧怕主编啊，可他凭什么要惧怕呢？他为人正派历史清白，他爸爸是汉奸可他不是，难道主编会把他也镇压枪毙了不成？但你爸他真是害怕，在这个世界上他除了不怕我，什么都有可能叫他产生害怕。主编走了，我蹲下来收拾地上的碎茶杯，以为你爸会接着提起鸡蛋的事，我想错了：你爸他已经忘掉了鸡蛋，刺伤他自尊的是主编的到来吓得他摔了茶杯，而他的这种被吓，完全彻底地让我给看见了。他让我放下碎茶杯，他说‘你少给我装模作样地收拾，你以为缺了你我连个茶杯也收拾不了么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争辩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他说‘你当然高兴，高兴高兴你就是高兴，我早就知道你天天盼着我在外人眼前出丑，我就是出丑了就是害怕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把我怎么样你说你不说别想出这个门！’他说完就像从前那样拽过一只大暖壶，他坐在桌边，倒上满满一杯开水大口吞咽着，咽一口，便猛地把茶杯往桌上那么一敦，水花肆无忌惮地溅在桌面上。他的大暖壶，他那在桌上敦来敦去的茶杯，他那无限放大的咕嗒咕嗒的咽水声，和他那铁定了心要拿我来消磨时光的一脸亢奋使我的后脖梗顿时一阵阵热痒难耐，我知道我的脖子正在发红发肿，汗毛孔张开好比厚硬的老橘子皮。如果说刚才他在主编眼前打碎茶杯让我有那么点心酸，那么现在，愤怒和仇恨压倒了一切。我两眼直直地瞪着他，我冲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毫不含糊地说：‘胆——小——鬼！’他愣了，接着便扑上来薅住了我的头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打起我的耳光，正像他的父亲当年打他吧。我被他打着，清醒地引他向厨房走，我们扭打着进了厨房。我伏身扑在案板上看清了菜刀的方位，我右手抄起菜刀，左手以平生之力掳住你爸的右胳膊，把他的右手按在案板上，我不等他反应过来就举刀砍去，我闭了眼，刀落下去，当我睁开眼时我看见我砍断了你爸右手的小拇指。”
录音机停了。我换录音带，韩桂心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晚上有个约会。要是你方便，我愿意明天继续。明天咱们可以早些来，上午9点怎么样？如果你方便。”我说可以，不过我很想知道你父亲……你父亲——我在选择合适的词，韩桂心替我说，“你是问我父亲小拇指掉了之后作何反应吧？”她停顿了一下，很过瘾地深吸了一口烟：“出人意料，他给我母亲跪下了，他叫她停止，STOP！他摆动着他那缺了小拇指的血淋淋的手，像根本不觉疼痛似的。他央告我母亲今生今世停止吵架，他愿意先发誓，为了我母亲肚子里的我。可我母亲不答应，那阵子她像着了魔，非离婚不足以平心头之怨恨，哪怕今天离婚明天等着她的就是死她也得离。他们离了婚，我母亲腆着肚子搬进幼儿园的单身宿舍，我就生在那儿，北京路幼儿园。”那么你父亲没有为手指的事对你母亲采取什么行动？我问韩桂心。她说没有，她说她父亲一直跟外人说是自己不留神弄伤的，就这点讲，他还像个男人。韩桂心说着，手袋里的手机响了，她接了个电话，对我说她真得走了。我也随她站起来，我们一块儿出了陵园大门。我看见她走向停车场的一辆白色“马自达”，掏出钥匙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娴熟地开车拐上大街，汇入了拥挤的车流。
第二天在陵园，韩桂心继续她的讲述，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下午六点。这天她穿得比较随便，套头羊绒衫，牛仔裤，平底帆布鞋，手里拎个长方形带盖子的柳编篮子。她的心情也不沉重，好像昨天讲的全是别人的事。她的装束和她提的大篮子，给人感觉她就是来作一次文明轻松的郊游。近中午，当我觉出肚子饿时，韩桂心便打开篮子，托出两套保鲜纸包好的自制三明治，她递给我一套，又忙着拧开不锈钢真空保温壶，往两个纸杯里冲咖啡。“意大利泡沫咖啡。”她一边告诉我，一边殷勤地把一杯热腾腾的、坚挺的泡沫已经鼓出杯口的咖啡递给我，并不忘在杯底垫上一小块餐巾纸。咖啡的香气和它那诱人的弹性形状，以及三明治的松软新鲜，都引起我的食欲。联想起她昨天讲过她父亲对于煮鸡蛋火候的严格要求，我想他们父女可能从未在一起生活过，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却有着血缘带来的抹不掉的痕迹。吃完喝完，她又拿出几粒大若牛眼的据说是智利的葡萄请我品尝。我尝着智利葡萄，虽然觉得比当地的“巨丰”之类的品种也好不到哪儿，却还是客气地表示了欣赏——我感觉韩桂心这种女人比较希望听到别人的欣赏。果然她挺高兴，她说："谢谢你这么耐心听我说话，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听我说话了。"韩桂心讲这话时神气比较诚恳，甚至可以说软弱，这一瞬间不太像从昨天到今天我认识的她。
录音之二
我母亲名叫张美方，从我会说话那天起，我就对我母亲直呼其名——我想是她教我这么叫的。我叫她张美方妈妈，她叫我韩桂心女儿。听上去既欠礼貌又少教养，但细细品来，你会觉得这恰是我们母女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平等，散漫，再加几分不容置疑的同心同德。我必须和张美方妈妈同心同德，因为这世界上没人能帮我们。这道理从小我就明白，而且让我明白这道理也是我母亲的愿望。自从她失掉了丈夫，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我身上，她死心塌地地爱我，爱得让我起疑：我认为这里有和我父亲——她的前夫较量的成分，她要让他看看，她并不是离了他不行，她单枪匹马也能把我抚育成人。为此她尽可能让我生活得愉快。可什么是愉快呢？我有我的理解。我是一个追求特殊的孩子，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对我来说，只有特殊，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愉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被母亲领着进了北京路幼儿园。其实所谓进幼儿园，在我不过是从幼儿园后院转到了前院。北京路幼儿园你是知道的，在当时可说是一所贵族幼儿园。明亮的教室、游艺室和幻灯室，香喷喷的专供小朋友淋浴的卫生间，干净的宿舍和每日一换的床单枕套，由营养护士严格把关的营养配餐，还有花园、草坪、秋千、转椅、滑梯、木马，以及跷跷板、攀登架……这所有的一切都展示在前院里，后院则是厨房、锅炉房和两排教职工宿舍，我们就住在后院。据我母亲说，我能进北京路幼儿园是不容易的，全靠了她在这里当老师——类似今天所讲的走后门。北京路幼儿园通常只接收本市范围极小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子女。我母亲的话应该使我知足，但我却觉得反感，因为自此我知道了我不是属于那一小部分中间的，我比他们低，我本不该被这里接受的，我连从正门走进幼儿园的权利都没有，我只配每天从后院绕到前院去。特别当我看见有的小朋友是乘坐大人的小汽车由大人陪着来考幼儿园，是坐着大人的小汽车被接走又被送来时，我吃惊得差点嚎叫起来（笔者感到惭愧，因为笔者小时候也乘市长奶奶的汽车上过幼儿园），差点儿冲我母亲大叫“张美方妈妈我恨你！”我承认我的血管里流着我父亲的血。我是多么不愿意像他啊，我应该对我母亲好。我终于没有嚎叫，因为我母亲握住了我的手，领我从后院出来，走上了幼儿园绿茸茸的草坪。我闻见她手上廉价蛤蜊油的气味，一股子西药房加肥皂的混合味儿，黏黏歪歪的——直到我上中学，我母亲还擦这种三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却一直给我买两毛钱一盒的“万紫千红”雪花膏。当我走上草坪的时候，是我母亲手上的气味平静了我小小的混乱的心。我做出格外有礼貌的样子和同班小朋友互相问好，最后还特别问候了我的母亲——张美方妈妈——我幼儿园中班的张老师。我向她鞠了一下躬，大声说“张老师好！”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我母亲的脸。我看见她的两眼泪光闪闪，她竭力向后仰了仰头，仿佛要眼泪顺着泪腺倒流回去。然后她弯下腰对我说：“韩桂心小朋友好！”
我和我母亲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初次的共同面向社会。在幼儿园我从来不喊她妈妈，小朋友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母女。这正是我擅自做主规定下的一个小秘密，而我母亲她完全同意。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幼儿园老师的孩子，一个照顾他们、侍候他们的人的孩子。
一年的幼儿园生活是我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我嫉妒心成长、发育的开始。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体味到了嫉妒的滋味，它是那么强烈，那么势不可挡。它不是一种情绪，就我的体会，它完全是一团有形的物质，我常常感到这团物质在我脑子里和肚子里撞来撞去。长大之后看见菜市场出售的一种名叫芥菜疙瘩的菜，我忽然地找到了嫉妒这种物质的形状，它就像芥菜疙瘩，并且它也有颜色，像芥菜疙瘩那样黄不黄绿不绿的。芥菜疙瘩形容古怪好像全身四面八方都生满小脚指头，我真难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丑的菜。芥菜疙瘩有多么丑陋嫉妒就有多么丑陋；芥菜疙瘩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嫉妒就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心里就经常堵着这种名叫嫉妒的芥菜疙瘩。我不能容忍别的小朋友比我穿得好——而她们一般都比我穿得好。有一次班里有个女生头上别了一枚湖蓝色软缎蝴蝶结，那真是一个美丽无比的蝴蝶结，那么光滑，那么巨大，那么前所未有。当我一看见那个蓝蝴蝶结，我的心就开始发疼，我难受得要命，芥菜疙瘩在我心里一分一寸地胀大起来，它身上那四面八方的小脚指头开始中伤我。当时小朋友们都在夸那只蝴蝶结，甚至连张美方妈妈也在夸。我听见那女生说蝴蝶结是她外婆从一个叫上海的地方寄来的。“上海在中国吗？”有一个小朋友还问。我躲在一边不问什么也不夸什么，但我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多么希望张美方妈妈能看出我的心情，能猜出我也想要一个蓝色软缎蝴蝶结。她应该能猜出来，她必须猜出来，因为我不能主动对她提出来，那样我就太不懂事了。我知道我们没有这种去上海买蝴蝶结的能力，可我又是多么想要那个来自上海的蝴蝶结啊。结果我母亲她什么也没观察出来。在那天晚上我发烧了，40多度，把我母亲吓坏了，她把我背在身上去医院，打针，输液，吃药，医生却查不出任何原因。我高烧三天才退，我知道这要花去我母亲一些钱。我有点惊奇那时我的心情就是如此阴暗，我想假如我得不到蓝蝴蝶结我也得叫我母亲从另外的地方为我花一笔钱。可我怎么能够想发烧就发烧呢？直到今天这也是个谜。
不久以后我开始仇恨同班一个名叫陈非的男生，这是我有生以来恨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我父亲。我们都知道陈非是印尼华侨的孩子，50年代我们这座城市接纳了不少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当时我们不知道印尼和华侨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都看出陈非很奇特。他梳小分头，穿西式吊带短裤，皮鞋，还有齐膝的白袜子。他衣兜里总有外国糖果，他每剥一次糖，小朋友们就围住他抢糖纸。和我通常吃的一毛钱九块的白薯干似的水果糖相比，与这种水果糖粗糙、简陋的糖纸相比，陈非的那些糖纸是多么华贵不凡，那完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那就是童话。为了能得到陈非的糖纸，小朋友们对他用尽了阿谀奉承之能事——原谅我对一些四五岁的孩子使用这样的形容词，不过你若是和我同上过这样的幼儿园，你就会觉得我的形容并非那么过分。陈非因此而趾高气扬，他让小朋友们排队等糖纸，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你或许能猜出我不会做这种排队等糖纸的事，陈非也发现了，他对我说，韩桂心你见过我这样的糖纸吗？我对他说，我们家有满满一抽屉！他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住在哪儿，你敢现在领我们去你家看外国糖吗？他的话把我给说蒙了，我为我的谎话无地自容，我为陈非对我的揭穿而更加憎恨陈非。第二天，仿佛是为了故意气我，陈非从家里带来一个名叫“小猴要钱”的电动玩具。事隔近40年，如今当我想起那个“小猴要钱”，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只15厘米高的长尾铁皮猴，穿着红衬衫蓝裤子，头戴一顶黄草帽，双手端着一只铁脸盆，脸盆里固定着几枚代表钱币的金属片。陈非一按开关，小猴便蹦跳着双脚，转着圈开始向大家讨钱了。它的长长的尾巴随着身体的节奏摇摆着，脸盆里的“硬币”也随着它蹦跳的节奏发出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小猴要钱”震动了我们整个幼儿园中班，大家在游艺室地板上参观着、追赶着那只精灵一样满地蹦跳的猴子。陈非高声告诉大家说，这个玩具是英国生产的，英国。
我要说这次陈非彻底把我打败了，我的矜持、我的不屑和我的故作清高被这只铁皮猴打得落花流水。我央求陈非让我单独玩一会儿铁皮猴，我尤其对小猴手中的铁脸盆里那几枚“硬币”感兴趣。我要摸一摸它们，我要知道为什么它们能在盆里舞蹈却掉不到盆的外边去。陈非说他同意让我玩一会儿铁皮猴，不过我必须答应捡起他的一张糖纸。他说完吃了一块糖，把糖纸扔在地上等待我捡。这种交换条件是我不曾料到的，一时间让我不知所措。但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没有去捡陈非的糖纸，也不再看我正在“热恋”的铁皮猴。我独自向排在窗前的那排奶黄色小木椅走去，双手紧紧攥成拳头，就像我在襁褓中吃奶时听我母亲讲过，她也会在某种时刻紧紧攥拳。这时我又与我的母亲相像了。我沉默了一个上午。午睡时我做了一个梦，我史无前例地梦见了我的父亲，我梦见我父亲拎着一只蒙着丝绒的洋铁桶到幼儿园看我来了，他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高大完美，那么十指齐全，双手的小拇指都好好地长在各自的位置上。他向我走过来，掀去丝绒，顿时从桶里蹦出一群叮咚作响的铁皮猴。我欣喜若狂，高声叫着陈非陈非你睁眼看看，你有这么多铁皮猴吗……可惜的是陈非没有睁眼，而我自己却被自己的声音喊醒了。
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下午，太阳很好，我的心很疼，为了美梦的惊醒，也为了铁皮猴的消失。我们午睡起来洗过脸，喝过橘子汁，在张美方妈妈的带领下去做户外活动。我们排队来到滑梯跟前，又排队逐级登上滑梯、那个下午我排在陈非身后。按我们中班的惯例，我本不该排在陈非后边，陈非身后再有两个女生才轮到我。但是那个下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排在陈非身后紧挨着他，更不知道为什么谁都没有发现我排错了队。我就那么紧跟着陈非，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滑梯，踏上了联接着滑槽的那块平坦的木板，经由这块木板，我们才能开始滑行。我的妈妈张美方，此刻就站在滑槽底端接应着每一个从高处滑下来的孩子。经常的日子，每当我踏上这滑梯的最高点，都会有一种又喜又怕又想撒尿的感觉。我喜欢向高处攀登，也喜欢从高处快速向深渊滑行，滑行的瞬间给我快感，我整个的生殖系统都会因之而阵阵眩晕。我还会以一些别人做不了的姿势从滑梯向下滑，比如趴在滑槽里像青蛙那样滑下去；比如侧着身子，用一条胳膊枕住脸，像睡觉那样滑下去。那时我闭着眼，心里得意得不行。为此张美方妈妈批评我，她说姿势不正确是要出危险的，我必须双腿紧并向前平伸，坐得端端正正向下滑。我接受了张老师的意见，但每当我下滑开始的一瞬间，总是快速改变主意。我依旧按我的姿势滑下去，心里想着，请让我保留这个自由吧，这是我在中班惟一能展示自己出色的地方。但是在那个下午，我并不想打滑梯，也不想以此赢得小朋友们的羡慕。那个下午我登上滑梯似乎就为了挨着陈非跟住陈非。排在他前边的小朋友已经蹲下准备滑了，再有几十秒钟就轮到陈非了。陈非洋洋得意，打滑梯时还不忘拿着他的英国铁皮猴。正是陈非手中的铁皮猴坚定了我的决心——这时我方才明白当我午睡醒来，当我排在陈非身后走向滑梯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决心的。现在我的决心就要实现了，也许还有一秒钟。我环顾四周，阳光透过银杏树扇形的叶片洒向我们的幼儿园，草坪上有斑斑驳驳的光影；我母亲张美方正专心致志地在滑槽尾巴上弯腰接应陈非前边那个小朋友。我觉得嗓子很干，我向陈非左边移动了一小步，我伸出了右手……陈非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看见他头朝下地栽了下去，他没有落进滑槽，他从滑槽右侧翻向半空，落在一堆废铁上。我听见了“噗”的一声，我看见陈非头上冒出血来，我想他是死了。当我把视线转向滑槽时，我看见我的母亲张美方瞪大双眼正仰头看着稳稳地站在滑梯上的我。就在我们母女眼光对撞的一刹那，我知道我母亲什么都明白了，她是真正的目击者，而在场的其他任何一个孩子都无以对此事产生作用。她冲我竖起右手的食指，把食指紧紧压在嘴唇上。我立刻意会那是一个信号，一个叫我别做声、同时也强令她自己别喊出来的信号。从此我母亲瞪着大眼把食指压在唇上的那个姿态几乎终生陪伴着我。那是1958年的一个下午，我5岁。
韩桂心讲到这儿便开始神经质地抖动双腿，这与她的衣着打扮不太相称。但我愿意原谅她这个失控的小动作，那个名叫陈非的5岁男生的死亡使我逐渐对韩桂心认真起来。我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我说当时滑梯上其他小朋友是否看到了你推陈非，他们有什么反应？韩桂心说她不知道别的小朋友看见了什么，但当时四周安静极了，滑梯上下的孩子没有一个人吭声，也没有一个人哭。似乎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事关重大，又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被这重大的事件吓蒙了。这些四五岁的孩子既没有叙述一件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没有为一个死亡事件作证的资格。韩桂心说和她同班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他们，即使见面彼此也不相识。几十年前与她同班的陈非死亡的目击者们，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对当年的韩桂心小朋友提出质疑。也许他们的确不记得她了，有哪个成人能够把幼儿园同班小朋友的名字牢记在心呢？韩桂心说她有时会从心里感谢那些终生不再谋面的小朋友，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群孩子的大智若愚，还是他们真的对她当时的行为浑然不知。我又问韩桂心说，你刚才讲到陈非从滑梯上栽下去落在一堆废铁上，依据北京路幼儿园的优美环境，怎么能容许一堆废铁堆在滑梯下边呢？韩桂心说这正是我要对你讲的。那是1958年，全中国都在大炼钢铁，全中国都在盼望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当时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十五年内赶上美国。咱们这座城市，开始了全民炼钢，全民修水利，对了，还有全民写诗，这段历史你应该了解（对笔者）。那两年几乎全中国的人都成了诗人，或说都有可能成为诗人。诗每日的产量在乡村是以车为单位计算的，听我母亲说，那时候报纸经常报道郊区某村农民拉着一车一车的诗作往市作家协会送。城乡上下，几乎每个单位都垒起小高炉，街道号召各家各户贡献废铁，幼儿园老师和阿姨也四处搜罗园内工具房里的旧铁管、旧铁车、三角铁，甚至报废的秋千链、铁转椅……至于为什么会有一堆废铁堆在滑梯底下，我从未与我母亲作过探讨，我只知道幼儿园后院也垒起了小高炉，老师和阿姨分作两班日夜守在炉前炼钢。我私下猜测废铁堆在惹人注目的游乐区内，多半是给来参观的人看的吧，那时北京路幼儿园经常接待各级参观者——包括你奶奶（韩桂心突然指着笔者）。幼儿园领导愿意让参观者进得园来便立即看到幼儿园并不是个世外桃源，这里和全中国一样也满是大跃进的气氛。哪一个领导者不懂得制造气氛的重要，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那么，还有什么比废铁堆在游乐区的草坪上。堆在小朋友上上下下的滑梯旁边更具热气腾腾的大跃进氛围呢？难道那仅仅是废铁么？无论幼儿园领导还是前来参观者，都会从这堆废铁中看见一炉炉好钢，因为小高炉就在后院。当眼前的废铁源源不断地投入小高炉之后，我们离英国佬美国佬为时不远矣。到那时制造一只小小的"铁皮猴要钱"又算得了什么——韩桂心说这最后一句话是她过若干年之后才想起来的。
录音之三
在我5周岁以前，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简单的。我们清苦，没有多余的零花钱，粮食和全国城市人口一样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里有一定比例的粗粮，比方红薯面要占据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我母亲是个粗粮细做的巧手，她会把红薯面外边包一层白面擀成饼来吸引我的食欲。在冬天，她还会做一种名叫“果子干”的大众冷食。她把柿饼、黑枣、杏干、山里红用凉开水泡成糊状，盛入搪瓷小锅放置户外，吃时搅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干”就成了。每天晚上我们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洗过脸洗过脚，我们围坐在炉边，我母亲往炉盘上烤几粒红枣，为的是熏出一屋子枣香。我守着热炉子，吃着冰凉的果子干，我们娘儿俩再一块儿说一阵子我父亲的坏话，然后刷牙，然后就上床睡觉。一般是由我母亲开头说我父亲的坏话，我是坚决的随声附和者。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说：“暴君！”我母亲说我父亲和她打架的时候那种抓起什么摔什么的行为简直能把人气死，我就说：“气死我了！”我母亲说像他这样的人谁还敢再跟他结婚呢？我就说：“谁还敢呢！”我母亲说什么人跟他结婚也不会好的，我就说：“不会好的！”每到这时我母亲反而冲我笑起来，说我是个傻孩子。我也冲着我母亲笑，虽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么。到后来，每天说一会儿我父亲的坏话成了我们娘儿俩一个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我母亲的那些坏话也说得越来越轻描淡写，越来越充满一种恶毒的善意和排斥的亲近，给人觉得她是在用这种形式想念我的父亲。这种形式也使没有父亲的我自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父亲，他一直固执而强大地生活在我们的坏话里。
这样的生活终于在我5周岁的时候结束了。那个下午，当滑梯上的我把右手伸向陈非，当陈非跌落在一堆废铁上，当我和我母亲的目光对撞的一瞬间，当我母亲瞪大双眼将食指紧紧压在唇上之后，嫉妒这种物质暂时从我体内排出了，我变成了一个懦弱的鬼鬼祟祟的孩子。陈非之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这座城市一个妇孺皆知的话题。新闻报道说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陈非小朋友不慎在打滑梯时从梯上跌下因头部撞在地面一块三角铁上当场致死。
这是一场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这么看。
在那些日子里，去我们家串门的人很多，因为我母亲是这个事件的惟一目击者——串门的人从未把那天在场的孩子放在眼里，包括我。我深知我母亲在那些日子里的艰难，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各种来访者的各种询问，甚至别人不问她也加倍主动地诉说并且说起来滔滔不绝。仿佛只有主动地光明磊落地大讲陈非的死亡过程才可能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才可能保全我永远的不受怀疑。她的诉说一般是以这句话为开头：“太可怕了！”然后她长叹一声，接着便讲起她怎样先听见“噗”的一声闷响，然后就看见陈非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只铁皮玩具猴。我母亲特别强调了玩具猴对陈非安全的妨碍，她一般在结束讲述之前提到玩具猴。她说陈非不应该拿着玩具上滑梯，这样他的精神便缺乏必要的集中。我母亲侧重对玩具猴的讲述，起初让我以为她是暗地里替我鸣不平，因为玩具猴的确是导致陈非死亡的原始理由。但我又想起我并没有跟我母亲说起过玩具猴对我那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我对陈非的仇恨，我把这一切藏进心里仿佛已预感到它的事关重大，它与前次的蝴蝶结事件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量级。到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母亲在1958年大肆渲染玩具猴在陈非死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精明，就像很多年之后她也能更改叙述角度，避开玩具猴，又大肆叙述滑梯下的废铁与陈非死亡的紧密关系。我发现我们有些中国人真是本领高强，像我母亲，她几乎无师自通地知道哪些话是时代要她说的，哪些话她应该避开时代的不高兴。1958年她本可以针对滑梯下边那堆废铁发表看法的：一个孩子从滑梯上摔下来，如果他没有落在废铁上而是落在草坪上，或许他不会死亡。但恰恰是废铁导致了他当场死亡，却没有人对废铁堆放的位置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等于否定一个时代，或者简直就等于阻挠中国人民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于是我母亲和有关领导有关新闻媒介本能地淡化了废铁，转而向陈非坠地时手中的英国铁皮猴提出质疑。我母亲说陈非为什么会抱着玩具猴上滑梯呢因为他太喜欢这件玩具了，不仅他喜欢，班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是一件时髦的外国玩具，它来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垄断玩具市场的一直是欧洲，不可否认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具备生产这种玩具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羡慕英国，连他们的玩具都羡慕，羡慕到不分时间场合地爱不释手。假如我们自己可以大批生产这样的玩具，一只英国铁皮猴就不会对陈非小朋友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他的死亡就说不定是可以避免的。由此更加看出了全民大炼钢铁以提高综合国力的必要，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一切才有保障……然后我母亲再检讨一下自己，她说作为中班老师这也是她最失职的地方，她事先竟然没有看见陈非手中有玩具，为此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这时她多半会流下泪来，流着泪的时候她开始夸陈非的聪明和干净，好像他要是不聪明不干净死了就不可惜似的。我躲在角落里，装得像个局外人似的一遍又一遍听我母亲念经一般的絮叨。她的嗓子嘶哑，嘴唇爆着白皮；她的脸色憔悴，眼珠在眼眶里永远无法稳定似的移动着。她的絮叨延续到后来竟由有不知情的外人偶尔到我家小住——某次我的姨姥姥路过此地住在我家，我母亲也迫不及待地向她（完全没必要）讲起陈非的死。啊，那时我是多么无地自容羞愤难当。与其说这是我母亲对我奋不顾身的保护，不如说她是为了我的平安在虐待自己。当来人散尽家中只剩下我和她时，我们相对无言。我母亲居然还会对我流露出一点儿尴尬和愧色，仿佛因为她的表演并不尽人意，而这不尽人意的表演让我点滴不漏地看了去。然后她再一次向我重复那个下午的动作：竖起食指紧紧压在唇上。我立刻为这个动作感到一种沉重的寒冷，因为这是一种充满威胁的爱，一种兽样的凶狠的心疼。我将在这种凶狠的被疼爱当中过活，我，一个5岁的罪犯，靠了我母亲真真假假神经质的表演才能得以平安度日。我本应为此对我母亲感恩戴德，我本应为此与我的母亲更加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你想错了，我没有。我为我这“没有”感到深深的内疚，内疚着，却非要“没有”下去不可。我对我母亲出乎寻常地冷漠，我甚至由此拒绝她的拥抱。我对她给予的巨大庇护越来越毫不领情，她那一遍比一遍啰嗦的“死亡叙述”直听得我头皮发炸双手发麻。因为她每说一遍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一遍“这是假话”，而我母亲正是由于我的存在才不得不如此作假。她的假话使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脱离她的企望，可我之所以无法脱离她，正是因为她手中有我一生的罪证。我有时也会惊奇我在5岁时就有这种分析自己的能力，我还感觉到正是陈非的死更加亲密了牢固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母亲在虐待自己的同时是否也感到些许快乐呢？她丢弃了丈夫，从此把我当成她的惟一。如果陈非不死她便没有为我献身的机会，现在她如愿以偿：我失掉了，她得到了。她的絮叨便是在告诫我牢记我的罪过，我为此快要发疯了。
我的“发疯”基本上是以少言寡语和沉默来体现的。自那个下午之后我们母女的生活便再无乐趣可言——我们甚至不再说我父亲的坏话。这时我才明白说人坏话也是需要情致的，而我们不再有从前那种积极而又单纯的情致，哪怕是小市民式的。我母亲似乎也有意避免单独和我在一起，她向幼儿园领导提出要求，除了白天的正常上班，她还要求每天晚上参加炼钢。园领导说你的孩子还小晚上怕不方便吧，我母亲便说大炼钢铁赶超英国是第一位的，孩子是第二位的。园领导答应了我母亲的请求。从此她每天晚上在火光熊熊的小高炉前一守就是大半夜。她和其他一些大人往炉子里填着废铁，她额前的一绺头发都被烤焦了。有一天我从家里偷偷跑出去看她炼钢，我看见她从废铁堆里捡出了陈非那只英国产的玩具猴子，勇猛地扔进了小高炉。那时她的表情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似乎因为陈非留在北京路幼儿园的惟一痕迹已彻底被销毁。我看见了她的这种表情，她也看见了正在看她的我。不知为什么在一些关键时刻我和我母亲的眼光总能相遇。那一刻她非常不高兴，她涨红着脸跑过来对我说：“你应该在家睡觉，回去！”我扭头就往家走，一进家门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我用我的被子裹住我自己，钻到床底下去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故意要让我的母亲着急。后半夜我母亲回来了，当她发现我不在床上，果然急了。幸好她及时看见了露在床边的我的被子角，赶紧从床底下把已经昏睡了很久的我抱出来，要不然她一定会歇斯底里狂呼大叫的。她抱我出来把我晃醒，她摇晃着我，一边小声地然而怒气冲天地对我说：“韩桂心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生活有多么艰难，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不再担惊受怕呀你！”我紧紧闭着眼不说话，耍死狗一样全心全意和张美方妈妈作着对，从小我就有这种在必要时一言不发的本领。当我练就了这种本领，我和我母亲的位置就颠倒了一下：陈非的死仿佛是我母亲一手制造，而我反倒根本与此事无关。
我相信我这个人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坏孩子，不然我为什么会如此不近人情？陈非死亡近一年的时候，这件事在大家心里已经淡了下去，幼儿园的滑梯也已经拆除，不仅北京路幼儿园，全市幼儿园都不再有滑梯这种东西。但我却渐渐不甘心起来。第二年，临近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女市长——也就是你奶奶，陪外省一个妇女参观团来北京路幼儿园参观，这时我们中班已升级为大班。我们大班的小朋友被告知，当市长和客人来到游艺室时，由一位小朋友给客人讲一个故事。这种出风头的事是轮不到我的，我对此也就漠不关心。但是，当市长陪同客人走进游艺室，那个被指定讲故事的小朋友却由于过度紧张，怎么也说不出话了。张美方老师蹲在她眼前启发诱导，并且替她把故事的开头讲了出来，小朋友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忽然感到我的机会来了，我搞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是出人头地的机会还是恐吓张美方妈妈的机会，总之这是一个机会。我于是走到客人面前大声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一边讲一边看张美方妈妈，我看见她的脸“刷”地变白了，我还看见她几乎站立不住，她的身子微微晃着。她仿佛知道我要讲什么，她一定猜出了我要讲什么。我高兴看到她这种样子，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就……我就……”我看见张美方妈妈的脸已经成了一张白纸，我终于看见她艰难地把食指竖在了苍白的唇上。几秒钟之内我妥协了，我应该向张美方妈妈表明我的妥协，我继续讲：“我就……我就从山上下来了。”讲完这句我就闭了嘴。我的故事肯定让客人们莫名其妙，但大家还是很客气地鼓了掌。有人称赞了我的想像力，说“山比天高”，这就是想像力。市长还抱住我吻我的脸蛋儿，并送给我一盒十二支装的彩色蜡笔。
又有一次，幼儿园园长到我家来，我母亲给她彻了一杯茶，她们很亲切地说着话。我知道客人是我母亲的领导，是领导就能掌握我母亲的某种命运。这时我又突发奇想地站在园长跟前，我对她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开始讲，我母亲端着茶杯的手开始发抖。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母亲突然放下茶杯——她以为她把茶杯放在了桌上，但是她放空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这使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讲过，当我父亲的杂志主编到我家要白矾时，我父亲是怎样慌张得打碎了茶杯。难道今天我对我母亲的威力就像当年那主编对我父亲一样？茶杯碎了，我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抓挠着地上的碎杯子，两眼却直直地看着我。我还要继续讲么？我心里斗争着。其实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胆大，我真正要看的，不过是我母亲的恐惧表情罢了。她恐惧着我就主动着，我常在这时觉得我能操纵我们的命运。碎茶杯打断了我的故事，我不往下讲了。园长本来就似听非听，我不再讲，她也就不再听了。不久以后我母亲升做副园长，我得知那天园长到我家，就与这件事有关。
我不明白我母亲为什么会被提升，谁都知道一年前在她负责的中班死过一个孩子。后来我猜测也许因为她炼钢太积极了吧，她毫不利己，昼夜加班，把几岁的孩子（我）扔在家里一扔就是一夜。她炼钢不仅烧焦了头发，有一次还被炉中火燎去半条眉毛。炼钢是第一位的，对一个孩子的生命负责，在大跃进的年代对一个幼儿园老师来说，也许并不那么举足轻重。
慢慢地，我知道了我今后该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需要一件灯芯绒罩衣而我母亲不给我买时，我就开始讲：“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立刻会满足我的要求。遇到我不爱吃的菜，比如芹菜，如果我母亲非要我吃不可，我就放下筷子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便不再劝我。上小学之后我经常逃学，因为我不合群，我不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每个班里都有“王”的，男生里有男王，女生里有女王，这些“王”威力无比，同学们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兜里有什么零食要首先贡献给他们吃。“王”说和谁玩就和谁玩，“王”说不理谁大家就都不理谁。我讨厌我们班的女王。其实不仅在小学，在成年人里，在生活中，你总会发现有些人是与你终生不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一见面就觉得你们彼此看着都不顺眼。我和班里的女王之间便是这样，我因为不喜欢她也不愿服从她的命令而逃学。我早晨不起床，我母亲一遍又一遍催促我，我就慢条斯理地开始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不再吭声，班主任家访时我母亲还替我撒谎说我病了。
我觉得那几年我一直以折磨我母亲为乐事，因为没有人来折磨我。童年的我虽然还不懂法律，不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最简单的人生常识，但我本能地知道我本应受到惩罚的，我本应受到我该受的折磨。我母亲不遗余力地阻挡了我的被折磨，我不折磨她又折磨谁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听见韩桂心的话，因为打我们眼前走过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出那女的就是前两天在刘爱珍烈士墓上做皮肉生意的那位，男的已经换了他人。我目送着这一男一女，直到他们行至甬路尽头让大树掩住。韩桂心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没看什么。韩桂心说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么？我说听见了，你说"文化大革命"。
录音之四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亲被弄到乡下去了，原因还是陈非的死。北京路幼儿园一些想打倒我母亲的老师说出了她们的怀疑。她们本来就不满意我母亲被提拔为副园长，她们说为什么张美方在工作中出现了那么严重的失误还能当副园长？为什么中班别的小朋友都没从滑梯上掉下去，偏是华侨子弟陈非掉了下去呢？有谁能证明这不是一起迫害华侨子弟的恶性案件？进而又有人论证说，假若真是如此，这恶性案件将会造成多坏的国际影响张美方你担待得起么？也许不是“将会造成”而是已经造成，众所周知那些年中国和印尼关系本来就欠好，陈非之死简直就是给两国关系、给中国人民和华侨之间再造阴影……还有人竟举出我母亲的前夫我父亲为例，说，经查，张美方的公公是个汉奸，张美方能跟汉奸的后代结婚足见其思想意识的反动。我母亲于是被批斗被责令重新交待陈非死亡过程。我母亲死不改口，坚持了从前她“看见”陈非死亡的所有说法。但她的公公是汉奸，这是确凿无疑的，由不得我母亲瞎编。我母亲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这压力了，于是她说她公公的确是汉奸，但她不是和汉奸的儿子离了婚么。她说就因为前夫是汉奸的儿子所以她恨他，从一结婚就恨，恨到拿起刀来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的阶级阵线是分明的么——若不是当时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汉奸儿子的右手！
对于我母亲的同事来说，这倒是个新闻。这个只有我父母和我，我们三个人知道的事实被我母亲公开了，我母亲的那些同事，她们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女副园长竟能举刀砍人。那么，如此凶狠的女人谁又能保证她真的不会把一个孩子推下滑梯呢？问题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开始：陈非之死。一切都没有凭证，但在那时，怀疑本身就可以是凭证。总之张美方被打倒了，我们母女跟随市政府（这时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儿园属于市政府系统）的一批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到深山，我们在一个名叫黑石头的村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后，有消息传来——是北京路幼儿园倾向我母亲的一些老师传来的有利于我母亲的消息。消息说1958年那个死去的陈非的父亲是华侨却不爱国，他其实是个美国特务，前不久因偷听敌台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在他家里搜出了美国军用毛毯和军用罐头，以及刻有U·S·A字样的美国军用刀叉。也许这些物品已经是惊人的罪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并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场，美军的一些军需用品是以低价公开出售的。以此类推，当年买过这些用品的顾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国特务。那么，张美方副园长凭什么还要为一个美国特务的儿子的死亡没完没了地负责，并且下放到深山呢？于是我和我母亲卷起铺盖，离开“黑石头”重返我们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谢陈非的爸爸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成了美国特务，我和我母亲才得以逃离黑石头村的彻骨的寒冷。要是你没有在黑石头村的破土地庙里住过，你根本不会知道什么叫寒冷。我们进村时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垒就的破土地庙里。庙里土地爷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里造反派砸烂，除了一扇关不紧的破木门和两扇没有窗纸的窗户，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抱来几摞砖，把随身带来的一块铺板支上，这便是我们的家了。没有煤，也没有炉子，晚上睡觉我们从来不脱衣服，我们合衣而眠，盖上我们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颤。那情景令我想起儿时母亲给我讲过一个讨饭花子们聚在一块儿比穷的故事，好像是四个人，每人用四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穷日子，看谁穷得厉害，穷得彻底。第四个人讲得最精彩，前两句我忘掉了，后两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觉的情景时说：“枕着砖头睡，盖着大胯骨”。枕着砖头睡还略嫌一般，叫人难忘的是“盖着大胯骨”。当我和我母亲睡在黑石头村土地庙的铺板上，我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盖着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儿，我由衷地恐惧这种“盖着大胯骨”的日子。我还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当我母亲从小高炉上回来，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摇晃着我，对我说的生活艰难的那些话。现在我冷着，手脚和耳朵长满冻疮。沟壑里的野风恣意地呼啸着钻进破门破窗，像刀子一样削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生疼生疼。这种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开车去五台山玩，台怀镇上那些卖刀削面的铺子，那些做出种种花样儿，表演一种“噌噌”地削面进锅的把式让我的脸和我的身上一阵阵跳疼。那不是刀削着面，那本是风割着人肉啊。人肉割尽，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见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她只是没头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陈非伸出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5岁的孩子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作园长。老师、阿姨大部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母亲感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深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伸冤报仇宣泄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滑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讲述30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陈非手中的英国铁皮猴，她只说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废铁。她说这分明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荒唐导致了一个孩子的死。假如没有大跃进，幼儿园就不会大炼钢铁；假如不大炼钢铁，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会有废铁堆出现；没有废铁堆，就算一个孩子不慎从滑梯上摔下来，也并不意味着非死不可。我母亲的听众都认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这是一个荒唐时代才有的荒唐悲剧，所有的人由此更加庆幸那个时代的终告结束。我母亲并且以此教育年轻的教师，幼儿园工作的中心只有一个，便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因为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决不想说我母亲在讲假话，可我又知道她说的不真。陈非死于我的妒嫉之手，这件事却可以和每个时代紧密相联，惟独与我无关。我真不知这是上苍对我的厚爱，还是上苍对我的调侃。我慢慢长大起来，有时我憋得难受，我很想和我母亲摊开此事，但我们之间注定没有共同面对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临阵逃脱，或者我母亲也想终生回避。
我慢慢长大起来，知道了我母亲孤身一人的诸多苦恼。我很想让她组织一个家庭，找个好脾气的男人。可我母亲是个有传闻的人，许多人都知道她曾举刀砍断过前夫的手指。谁敢指望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亲似乎也深知这点，她曾对我说过，要是再结婚，她还是跟我父亲最合适。可我父亲早就有了新家庭，并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时候和我母亲诅咒过的那样“好不了”。他的新家庭挺好，据说我父亲在他的新太太跟前从不大嚷大叫。这信息肯定让我的母亲失望，有时候她会突然冒出一句：“这真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搭腔，意思是让她正视现实，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一切向前看”。我不清楚我母亲最终朝哪个方向看的多，我只知道不久之后她便开始与棉被恋爱，她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采买棉花、采买被里被面和缝被子上。她告诉我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能给你温暖的只有棉花。她说“韩桂心你不知道啊，那年在黑石头村冷得我受不了时，我就想象以后我如果有了钱，就拿它全买了棉花全做了被子，做一屋子棉被，任凭咱们娘儿俩在被垛上打滚儿。任凭天再冷、雪再大，再需要咱们去哪个村儿，咱们拉上它一车被子！韩桂心你不知道我真是叫冷给吓怕了。”我对我母亲说现在不是从前了，没有人逼你到乡下去，做那么多被子有什么用呢？我母亲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继续她的“棉被狂”运动。她选择的被里被面都是纯棉的——百分之百COTTON，被套更要纯棉，她排斥现在流行的太空棉、膨松棉之类，她说它们不可靠。隔长补短她就做起一床被子，即使棉花是网好的网套，她也要以传统手法，每条被子绗上五至七行均匀的针脚。我曾出主意说买个被罩罩上会省很多事，我母亲鄙夷地说那也叫被子？90年代纯棉制品越来越少了，这还促使我母亲注意留神卖棉布和棉花的地方。有一回她在电视上看见一则广告，说是本市一家专营棉花制品的商店明日开张欢迎光顾，第二天我母亲就奔了去，买回几十米纯棉花布。那天她顺便还拐进了一家军需用品商店，见货架上摆着对外出售的军用棉被，便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两床。说起来也许你觉得不可思议，如今我们家有一间专门放棉被的房子，我母亲这些年积攒的棉被从地板摞到天花板，几百条吧，密不透气地拥挤在这间屋子里。我母亲还曾为了棉被的安置问题跟我商量要我丈夫给她买房——我丈夫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我母亲说，现在的两间小平房（北京路幼儿园的小平房）每间才10平米多一点儿，可她至少需要一个很大的房间才够存放棉被。我丈夫特意给她买了个一大一小两居室的单元，或者应该说是特意给我母亲的棉被买房。大房间30平米，小房间12平米，如今我母亲的那些棉被就满满地堆积在那个30平米的大房间里。
我母亲还有一个记录棉被的账本，账本大约包括如下内容：购买时间、地点，购买商品名称、数量、价钱……比如：“1978年11月4日大众土产杂品店购买6斤被套一床，5.20元；在丽源商场购买单幅被里布14丈，6.60元，直贡缎银灰碎花被面一条5.20元共17元，于11月18日做成此棉被。因被套网得密实，故绗被子时由七行减作五行。”比如：“1995年3月30日在双凤街布店见宽幅（宽5.5尺）漂白布，大喜，购4.5米，花72元，可做被里两床；购6斤被套一床68元……”我母亲退休之后，闲来无事就乐意翻弄她这本记录多年的“棉花账”。在我看来这种记录毫无意义，既没有人要求她上缴她缝制的某床棉被，她也没有出售和租借棉被的意思，这账本的意义在哪儿呢？或者账本上呈现的一些数字会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它记录了十余年间棉花棉布的价格差异和它们的上涨幅度，比如1978年窄幅（宽2.7尺）被里布0.44元人民币1尺，1996年已升至2.00元1尺；1978年做一床棉被需人民币17元，到1995年一床棉被所需人民币已升至100元至125元。棉被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棉花价格的上涨和棉花的短缺。华北平原本是中国几大产棉区之一，但如今我们的一些纺织厂却要从新疆大批购进棉花以完成生产指标。棉农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投入多，令人头疼的棉铃虫害……还有那些急功近利、舍弃土地暴发起来的各色乡间人士，都时时影响着棉农的心思。我母亲自然想不到这些，手握一本棉被账簿，也许换来的是她心里的踏实，甚至可以说，那是一本她随时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还要确凿的温暖事实。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亲，见她正在家中那间30平米的“棉被屋”门口，冲着半开半推的门一阵阵手舞足蹈。拳打脚踢，却原来她在试图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进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拥挤着已然没有空隙。我叫了声“张美方妈妈”，我母亲扭过脸来。她满脸是汗，头发上沾着棉花毛；她神色慌张，一副心永远塌不下来的样子。棉被们就在她的身后汹涌着，仿佛随时可能奔腾而出将我的母亲淹没；又仿佛我母亲已经生活在一个火药库里，只需一点点火星，那膨胀着棉花的房间就会爆炸。可我母亲她仍然顽强地和手中那条新棉被搏斗着，她推揉它挤压它，妄图将它塞进屋去。我深知她这一辈子是宁愿叫棉花淹没也不愿再叫寒冷淹没，我上前帮了她，两个人的力量终于使那条厚墩墩的新棉被进了屋。
录音之五
每座城市都有一些带斜面屋顶的楼房或者平房，站在城市的高处看这些屋顶，我常常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后来我才发现因为这些屋顶像滑梯，好比一架架无限放大了的滑梯矗立在城市的空中，随时提醒我的注意，让我无法真正忘记1958年那个午睡醒来的下午。有一种洗涤剂名叫“白猫”的，瓶上印着两行小字“柠檬清香怡人，洗后不留异味”。每次我洗碗、洗菜时都下意识地把这两行小字在心中默念一遍，每次我都把柠檬清香怡人，洗后不留异味念成柠檬清香怡人，“死”后不留异味。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洗后念成死后呢？是我要死，还是我盼望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死后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异味儿？若有，那异味儿便是我了，异味儿能唤起人的警觉和追忆。我还对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某些广播语言分外敏感，有时我身在车上，当车通过一些十字路口时售票员便会用扩音器向路人呼喊：“九路车通过请注意安全，九路车通过请注意安全……”声音枯燥而又尖利，在我听来那就是一种让乘客防范我的暗示，和我在一起的人是须格外注意安全的，不是么？我竭力掩饰着我的不安，偷眼观察我前后左右的乘客，我和谁也不认识，也并没有人做出防范我的架势。我为什么要怕？证据在哪儿？我母亲已经说过了：没有证据。与我同班的那些孩子都已成人，大约很多都已不在这个城市，我为什么要怕？我母亲劝我结婚，我想，我真是该结婚了。
前边我说过，我丈夫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这几年发了点财。但我认识他时他还没做生意，那会儿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可能正准备干点什么。我呢，没考上大学，在一个区办罐头厂当临时工。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的身高大约是1.60米，我的身高是1.72米。他比我大两三岁，属于老三届吧。不知为什么，当我们初次见面时，我首先对我丈夫的身高十分满意。我本能地害怕比我高大的人，从前经人介绍我也认识过一两个篮球运动员，他们总使我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的力量和身高似乎随时可以置我于死地。这想法与一般女孩子的择偶标准完全相反，可我本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我心中终有我的鬼祟。我满意我丈夫的身高和他仰脸看我的样子；我想我丈夫也满意我的身高，以他的身高能娶到我这种身高的人他无疑应该是一个胜利者。不过，促使我和他结婚的，除了身高还另有缘由，那便是他向我袒露了他的秘密。我们认识之后，他为了取悦于我，常送给我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奇特的东西，比如有一天他一下子送给我两块男式欧米茄金表。我问他为什么要送给我两块表，他说一块是给你母亲的；我问他为什么不买女表，他神秘地笑笑说，这表根本不是他买的，是“文化大革命”他当红卫兵时抄家抄来的，像这类手表他还藏着五六块呢。过了些天他又把一枚白金钻戒——就是现在我手上这只（韩桂心举起她那只戴着钻戒的手给笔者看）——戴在我手上，我知道这也是抄家抄的。我丈夫对我说，当初他不认识白金和钻石，他只认金子，还差点把这玩艺儿扔了呢。他说后来他请人给它估过价，现在这钻戒少说也值12万人民币。就在那一天，我的手指套上了抄家抄来的钻戒那一天，我答应了和我丈夫结婚。他一高兴，领我到他家参观了他的百宝匣：一只貌不惊人的小箱子，像医生出诊的药箱那么大吧，白茬柳木的。他打开箱子，里边装着很多珠宝首饰，在箱底上，还码着一层形状不一的金条。我被惊呆了，心中所有的欲望都被唤起，我想起了1958年陈非死之前所有的日子。若在那时我就有这么一箱子珍宝，区区一个陈非又怎么能引起我的嫉妒呢，他便也不会死在我手中。啊，“柠檬清香恰人，死后（洗后）不留异味”。
我丈夫对我说从今以后这箱子就是咱俩的。他还说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包括他的亲妈。他告诉我这是他父亲立下的规矩：有些事是终生不能让家里老娘儿们知道的；有些东西是终生不能传给家里老娘儿们的。“但是我愿意把什么都告诉你，”他补充说，“因为我有一种预感，你是一个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人。”他仰脸看着我，像一个孩子在看一个可信的大人。那一刻我真有点感动，我多想把我5岁的秘密告诉他，把这重负卸在他身上啊，可我没有。我丈夫告诉我，箱底的金条有一部分是他抄家抄来的，有几块金条和一包金牙是他父亲临终前秘密传给他的。但是据我所知我那未曾谋面的公公是一个老红军呀，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是这省里的厅级官员。一个老红军，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怎么会有金条和一包金牙呢，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丈夫对我说，他父亲参加红军（大概是红四方面军）之前当过绿林豪杰，经过商，充其量也就是一家杂货店。后来杂货店倒闭他走投无路才投了红军。我丈夫猜测金条金牙可能是他父亲经商时弄到手的。至于这个绿林豪杰出身的老红军怎样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保存下了金条和金牙。我这位公公至死也没告诉他的儿子。金牙使我恶心，后来我丈夫听从我的建议，在一次去温州的时候，找了个南方首饰匠用那包金牙打了个金锁。我丈夫用这金锁贿赂了一名当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官员，从此我丈夫的事业起步了。他的起步就是由贿赂开始的，而他的贿赂又是那么不同凡响，他在80年代初期就敢以白金钻戒或翡翠镯子赠人。忘了告诉你，我后来清点我们的“百宝箱”时，发现除了我手上的钻戒，里边还有两枚白金钻戒，钻石均小于我这枚，十几年前的抄家物资为我丈夫的生意开路，他十分懂得怎样从银行贷出国家的钱来干自己的事。他以便宜得惊人的价钱买了城郊的一些土地，他在土地上建各种各样的房子又想方设法把它们出手。他不断遇到麻烦，但奋斗10年他已在这座城市织成了一张坚实的网。得意之时他跟我笑谈他的经历，他说：现在讲什么三陪、四陪小姐，我他妈10年前就是三陪。我望着我丈夫那张夸夸其谈的小瘦脸，忽然想起我读过的一本小说中的一句话：“这人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趁的不过就是一点儿小聪明和一个大钱包。”我丈夫还不断跟我说起那包金牙，他说，他真正沾着光的还是他父亲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业起步的助跑器吧。他说就为这，他也得活出个人样儿来叫九泉之下的他父亲自豪。他一边感叹他父亲死得太早没赶上被他孝敬，每当我们因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的时候，每当我们因为无聊而游荡新加坡、香港、泰国等等地方的时候，我丈夫便作这样的感叹。他一边又庆幸他父亲死在了“文革”之前。他说他父亲要是不死，“文革”开始他当过绿林那点儿老账一定会抖出来，红卫兵不把他弄个半死也得抄我们的家。那么金条呢？金牙呢？一切便不复存在了。我丈夫说，“他死得好啊，正好轮到我去抄别人的家了……”他肆无忌惮地评价着他那死去的父亲，也从不为“百宝箱”里他昧来的那些东西而感到内疚。有一回我对他说，说穿了我们不过是发了横财的窃贼罢了，只有窃贼才会发横财。我丈夫说谁又能保证别人不是窃贼呢？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没被发现的都不能叫错误——话又说回来，真正被发现的错误又有几桩呢？我丈夫的话立刻使我闭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会有所指，虽然我明知他根本无从了解我在5岁时的那件往事。若说窃贼，难道我不也是么？我在5岁时就敢窃取一个男生的命，以安抚自己的虚荣。后来，我丈夫为了强调他这一观点的精辟，还领我到他母亲家的一间地下室转了一圈。那是他父母住了几十年的一幢独院，有四间西式平房并设有一间20平米的地下室。我随我丈夫走进地下室，见地上竟堆着一大片捆绑整齐的草绿色军便服，“六○式”斜纹卡其布的。我丈夫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厉害那几年，他和几个同学初中毕业闲着没事到处闲逛，有一天晚上他们逛到一家被服厂，砸开窗户跳进一个大房间，打开手电照照，才知道他们是跳进了一间军服仓库，不知为什么这仓库竟没人看守。我丈夫他们心血来潮便开始偷军装，几个人往返十几趟，折腾了大半夜，扛着大包袱出出进进居然没被发现。我丈夫说现在他就盼着哪家电影厂拍“文革”当中军队的大场面，他们家地下室里这点儿老式军装足够装备两个营的吧。我对他说你真敢把军装交给电影厂？我丈夫说当然不敢了，没告诉你发现了就是错误了么。他说其实偷军装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拿它干什么，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谁知道现在成了负担：又不能当礼品赠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烧了又怕目标太大。这些老军装存放在地下室，它惟一的意义似乎就是能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这一摞摞永不见天日的军装就是证明。
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我望着他那虽然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想绿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汉一脸连鬓胡子，绿林也有如我丈夫这般小巧玲珑之人。他身上流着绿林的血，这或许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发达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中还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发现这世界上不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仅我丈夫的一只百宝箱和他们家地下室那几摞永远拿不出手的军装，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这些陈年的隐秘似乎冲淡了我在5岁的那个犯罪事实，和他们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个下午的失手（我开始有意把我向陈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当真那么沉重那么真实么我当真向一个同班男生的后背伸出过手么？
我想念我的丈夫，为了他向我暴露的这一切。从前我们做爱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紧张，现如今我慢慢学会了放松自己。我欣赏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悦；我欣赏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着才顾得上欣赏我的丈夫。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躯体，我像一株树那样听凭他在上边攀来爬去。在他的身子下边我感觉不到风险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坏不到哪儿去。我想为他生个孩子，好好过我们的让许多人眼热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频繁地在我身上劳动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们俩一有时间就做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说过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应该呆在家里生孩子，养孩子，享福。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去医院做过检查，我和我丈夫都没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几乎不愿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个不可言说的下午：一个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苍便不屑再赐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这久远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他们不让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两年开始疏远我，我自嘲地想他这是爬厌了我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树，一棵不能开花结果的秃树。这时我才发现我不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实是爱上他了。结婚十几年来，不是没有男人想对我好，但他们顾忌我丈夫的钱和势力，不敢对我怎么样——假如我想对他们怎么样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却不再注意我，他在外边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断送给我比较贵重的东西，以此来安抚他的良心。每当他送我重礼时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礼物的件数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数。我感觉到他也许会同我离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怀上他的孩子。我怎样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样才能让他重新正视我的存在？像我这么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发现了一个机遇，这机遇恰恰又不可逃脱地联系着1958年那个死在我手中的陈非。
陈非的父亲，当年那个印尼华侨，“文革”中他曾被当成美国特务抓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特务”的伯父在美国去世，他便去了美国继承了一点儿遗产，成了一个比较有钱的美籍华人陈先生。陈先生近期抵达这个城市，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怀旧，伤感，炫耀，多种情绪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儿园附近买下一块地，兴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园。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气地对笔者），当年就因为一个孩子死于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剥夺了全市儿童打滑梯的乐趣。与其说这是为了安全，不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维。陈先生懂得让历史进步，他不仅要在水上公园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蜗牛形的、波浪形的，他还知道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它们的安全性能，这就是进步，你说对不对（笔者不置可否）？也许你不便于表态，那么我接着说。陈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园的那块地，现在属于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路幼儿园旁边建一座水上公园，那是他对爱子陈非的一种纪念形式吧。我终于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脱的出口：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园比别处黑得要早；这里大树遮天，刚过6点钟，光线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我已觉出阵阵凉意，韩桂心却丝毫不显倦怠，她显然在为自己那个“告诉他、告诉他”而激动不安。作为局外人，我似乎没有必要鼓励她“告诉他”或者阻拦她“告诉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我是韩桂心，我会选择“不告诉他”。既然法律并不能惩罚30多年前一个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无以拿出对这孩子判罪的凭证，韩桂心如今的向死者亲属披露真相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为什么她要勾起一个男人（美籍华人陈先生）平复了30多年的哀伤，有必要让这位陈先生打碎从前的结论，对爱子之死开始一个全新的让人心惊肉跳的猜想吗？对于陈先生这太沉重了，对于韩桂心这太轻佻了——我无意中用了“轻佻”一词，我很想叫韩桂心知道，正是她后来的叙述使我想到了这个词。我把录音带倒回去，我们重又听了一遍韩桂心准备告诉陈先生事实的理由：“……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我对韩桂心说，你听清你这段话的主题了吧，删除所有枝蔓直奔主题这主题只有一个：说出往事以换取你的怀孕。韩桂心冲我怔了一怔，接着她说：“你在研究我。”我说是啊，你不是正希望这样么？韩桂心说她不反对我研究她，但是我总结的主题未免太尖刻太冷酷，无论如何这里还有忏悔的成分。是忏悔就需要勇气，时间是次要的，无论事隔30年，40年，100年，1000年，敢于忏悔本身就是勇气。我对韩桂心说你指望我赞颂你的勇气么你错了。我们再假设一下，假设你婚后顺利怀了孕生了孩子，你的丈夫也没有对你失掉兴趣，你还会有这种忏悔的欲望么？无论如何你的全部录音给我一种这样的印象：40年前陈非的死抚平了你的嫉妒心；40年后陈非的父亲却得承担你的不怀孕。韩桂心马上以一种跋扈的，一种暴发户惯有的比较粗蛮的口气对我说，你尽可以随便研究我质问我，我不在乎。我还可以替你补充：除了怀孕，我还要引人注目，特别是引我丈夫注目，就像我从小、从上幼儿园就有的那种愿望。弄死一个人和承认弄死这个人都是为了引人注目，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难道不觉得这件事有其独到的新闻价值么，你难道不愿告之你那些报界的朋友，叫他们在各自的版面抢发一条这样的新闻么，我连题目都替他们想好了——当然，在你面前这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不过我还是想说出来，这条新闻的标题就叫：
“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
韩桂心虚拟的小报新闻标题趣味不高，但正合那么一种档次，使我一下子游离了事件本身，想着这女人若是朝这类新闻记者的方向努努力，倒说不定是有发展的呢。标题中“本市男童”、“大款之妻”和“滑梯坠死”、“墓园深处”这类的词很有可能对市民读者产生招引的吊胃口的效果。
啊，这真是一个没有罪恶感的时代，连忏悔都可以随时变成噱头。
韩桂心见我不置可否，就说我肯定是在心里嘲笑她。我说没有，我说我可以答应她，介绍本市那张名叫《暮鼓》的晚报记者采访她。我说着，心里已经想要躲开韩桂心这个人和她的事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自己挺无聊。韩桂心说：“那么我们约好，明天下午3点钟还在这里怎么样？明天中午陈先生和我丈夫有一个工作午餐，我丈夫邀请了我出席。我会在这个工作午餐上向陈先生宣布陈非之死的真相，然后我赶到陵园会见《暮鼓》的记者。”我说这又何必呢，邀请记者一起吃饭不就得了。他可以旁听，你也可以少跑路。韩桂心马上反对说：“商人都有自己的商业秘密，记者怎么可以旁听。”我说那你可以在午餐之后约记者去找你。韩桂心说她就选定了烈士陵园。她说：“你忘了我拟定的那个标题了么：40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叙述这件事我追求一种氛围，墓园深处就是我最理想的氛围。你不是也喜欢这儿的氛围么，你不喜欢你为什么总到这儿来？”我对韩桂心说我的确喜欢这儿，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有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新芽了你没看见么，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xx头，对，婴儿的小xx头……韩桂心打断我说：“我更喜欢坐在墓园里的你——我要请你和记者一块儿来，你做见证人。你一出场，这事的新闻价值就变得更加不言而喻了。”我告诉韩桂心我已经没有再同她见面的必要，韩桂心说她要想找我就能找得到，她还知道我家里的电话。
天黑得更厉害了，我和韩桂心已经看不清彼此的脸。黑天和我眼前她那张不清不楚的脸使她刚才那番话更有了几分威胁的含意。我试着怜悯她，试着在心里承认这一切并不纯粹是无聊。我还想起了她的母亲，那位陷进棉被不能自拔的张美方女士……分手时我答应韩桂心，明天下午3点钟和《暮鼓》的记者一起在烈士陵园和她会面。
第二天下午3点钟，我如约来到烈士陵园，但是没有约什么记者。昨晚回家之后，我又把计划稍作了修改。也许我的世故使我本能地不愿意让别人借我的名义把他们自己的事炒得沸沸扬扬，我不想为此付出什么，也没有义务一定要付出什么。或者缘由还不止于此，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到韩桂心的“告诉他”后面大约还有麻烦。她怎么能预测和把握陈先生和她丈夫闻听此事后的反应呢？她又怎么能保证事情会有板有眼地沿着她设计的轨道发展下去呢：怀上她丈夫的孩子并成为新闻人物。
远远地，韩桂心向我走过来。今天她穿了一身纯黑丝麻西服套装，裙子很短，鞋跟很高，这使她的行走显得有点摇摇晃晃。她的步履不再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种T形台上的风范，她有点像赶路，又有点像逃跑。她又戴上了那副灰蓝镜片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让我看不清她的眼，但我却看清了她的嘴：她那夺目的口红已经很不均匀地溢出唇线，显然是饭后没有及时补妆，这使她看上去好似刚刚呕吐过带血的物质。她奔到我跟前，连坐都来不及就问我记者呢，记者来不来？我不置可否地说来又怎么样，不来又怎么样。韩桂心说记者最好别来了，事情有些麻烦。我对韩桂心说记者不会来的，因为我根本没约记者。韩桂心这时已经坐下，她点上一支“骆驼”问我：“你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桂心加重语气说：“本来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预感应验了：韩桂心的“告诉他”并没有收到令她满意的效果。我于是连自己都没有准备地说出了带有挑衅意味的话：“可是我知道了一部分。”“那是我瞎编的，”韩桂心马上说，“就像编小说一样。”“是么？”我说，我想我的口气是冷冰冰的，接着便是一阵不长不短的冷场。
韩桂心抽完一支烟，长叹了一口气，首先打破了冷场，就像决心说出一切似的请求我把所有的录音带都还给她。她说：“你知道，刚才，吃午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了，他们，陈先生和我丈夫。结果，陈先生一句话也不说。我丈夫，他走到我跟前扶我起来，他对陈先生道歉，他对他说我精神不太好，刚从医院出来，可能还要回到医院去。他说着，用他的双手攥住我一只胳膊，用他手上的力量令我站起来离开餐桌。他强迫我走出房间走进他的汽车，他让他的司机开车强迫我回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已经患有精神病了，我的话因此是不可信的，终生不可相信，这意味着他有了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我，有更充足的理由让别的女人替他生孩子你明白么？为什么我就没有料到结果是这样的呢！所以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我说我可以把录音带还给你，不过我只想弄清一点：你的录音真是瞎编的，还是你丈夫说你有精神病才使你认为你的录音是瞎编的？韩桂心沉吟了片刻（笔者感觉是权衡了片刻）说：“我想我的录音本来就是瞎编的，即使我在5岁的时候有过消灭陈非的念头，我也不可能有消灭陈非的力量，他是男生……他……总之我不会。我可能做过梦，梦是什么？有个名人说过梦想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不用花钱的享受。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钱少，我们家钱少的时候我的梦就多。也许我享受过梦里杀人，是梦里而不是事实，所以我没杀过人。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你听见没有……啊？”
韩桂心语无伦次絮絮叨叨，但后来我渐渐不再听见她的絮叨，我只想着那个倒霉的陈先生，想着一个女人一次狂妄的心血来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摧毁了他已平复了半生的一个结论，然后这女人又能如此随便地否定她这残酷的摧毁。我还想尽快离开这个韩桂心，我站起来朝着墓园深处走，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刘爱珍烈士的墓前。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梧桐叶，把柔和的沉甸甸的光芒斑斑驳驳洒向墓体。太阳和坟墓是这般真实，墓中的刘爱珍烈士是这般生机盎然。她赤裸着自己从墓中升起，我看见了她的大眼睛双眼皮，也看见了她那被日本人挖去了双乳的胸膛依然蓬勃响亮。那胸膛淌着血，一股热乎乎的甜腥气，有形有状，盖过了这陵园，这人间的一切气味，让人惊惧。我相信墓中这个女人她不会有太多的梦，她就是为了一个简洁单纯的理想而死，就为这，她使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复杂多变的人们永远羞惭。
韩桂心追上我重复着刚才的话，要我把录音带还给她。我一边返身往回走，一边想起我其实早已把那些录音带带了来，就像我早有准备她会突然向我讨要。但我忘在椅子上了，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录音带连同装它们的一只小帆布包。我对韩桂心说，我当然乐意还给你，不过我的包丢在椅子上了，你如果愿意可以自己回去拿。韩桂心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支开我然后自己脱身？实话跟你说你就是不给我录音带，你就是掌握着那些录音带也没什么意义，说到底一切是没有证据的，说到底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停住脚告诉韩桂心，请她不要把自己估计得过高，的确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也许从来就没有人想把她怎么样。我还说我对她的录音带根本没有兴趣，眼下我的注意力正在别处。韩桂心问我在哪儿，我伸手指向一个地方说：“在那儿。”
在那儿，在距刘爱珍烈士墓不远的一处灌木丛里，在低垂的一挂柏树枝下，有一个屁股，有一个赤裸裸的正在排泄粪便的屁股。灌木丛和柏树枝遮住了那屁股的主人，但谁也不能否认那没被遮住的的确是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的屁股，它就暴露在距我和韩桂心三四米远的地方。这个屁股在这世上存活的历史少说也有70年了，它灰黄，陈旧，蔫皱的皮肤起着干皱的褶子，像春夏之交那些久存的老苹果。在那两瓣“蔫苹果”中间有一绺青褐色条状物体正断断续续地垂直向地面下坠并且堆积，他或者她正在拉屎，就在洁净的墓穴旁边。我想起了那个身材臃肿、与她的“客人”讨价还价的女郎，想起了那个将领带扭到脖子后头的脏头发男人，想起了我的沉默寡言我的无法冲上去。现在这个肮脏的屁股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如此没皮没脸如此胆大妄为。我应该走上去呵斥这个屁股制止这个屁股，我能够走上去呵斥这个屁股制止这个屁股。我像验证我自己似的向那个屁股走过去，我走了过去，我低了头，压低视线对着它说：“请你站起来！”
我眼前的屁股在听到呵斥之后似乎惊悸了一下，然后它消失了。接着灌木丛一阵窸窸窣窣，从柏树枝下钻出一个身材瘦小、头发蓬乱、面目混沌的男性老者。他双手提着裤腰，一条黑色抿裆裤的白色裤腰；肩上斜背着一只流行于70年代的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书包。那书包已经十分破旧，几道拉链四处开裂，用“皮开肉绽”形容它是不过分的。奇怪的是在这只皮开肉绽的书包上，在书包上的那些永远合不拢的坏拉链上却锁着一些各式小锁，那些小锁煞有介事地垂挂在这破书包上显得悲壮而又无奈。或许破书包的主要目的是想以这些锁来表现书包本身的严密性和重要性的，可它们到底还能锁住什么呢？
我断定这老者是个乡下来的流浪汉，或者遭了儿女的遗弃，或者受了什么冤屈，或者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个好吃懒做的闲人。总之不管他是什么，我看见他在烈士陵园拉了屎，他的拉屎勾起了我所有的不快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烦躁，我简直想跟他大打出手。现在他提着裤腰站在我跟前，他还一脸无辜地问我怎么了。我对他说你不应该在这儿拉屎。他说什么叫不应该呀他在这儿拉过好几回也没见有人说不应该，他一高兴晚上还睡在这儿呢，像在自个儿家似的有什么不应该。我说陵园里有厕所你为什么不去厕所。他说厕所是收费的去一回两毛钱，他没钱——有钱他也不会把两毛钱往厕所里扔。我要他跟我走，我逼迫他跟我走，我说今天你不跟我走你终生也别想出这陵园的大门。他竟乖乖地跟着我走起来。也许他以为我是陵园的工作人员吧，大凡人在别人的地盘上犯了事，总会有几分不那么理直气壮。他在前，我在后，我把他领到陵园管理处，我向管理处的值班员介绍了押他前来的理由。值班员也很气愤，同时也惊奇，我想他惊奇的是我这样一个女性，何以能够对一个老流浪汉的拉屎如此认真。值班员立刻要罚老者的款：20元。老者说他没钱。为了证实他的没钱，他让值班员搜他的衣服，那身散发着酸霉气味的衣服。然后他又掏出一串小钥匙逐一打开他那个破书包的小锁们，打开他那原本用不着打开的一目了然的破书包让值班员看。我看着他在破书包上开锁，就好比看见一个人把我领到一幢已然倒塌的空屋架跟前，这空屋架打哪儿都能进去，可这人偏要告诉我：“门在这儿。”老者的破书包里塞着两只瘪易拉罐；一条脏污的毛巾；几张报纸；三个素馅包子，其中一个已被咬了一口；还有一只塑料壳手电筒。没钱。值班员将一把扫帚和一只铁皮簸箕交给老者，要他清扫刚才他拉过屎的那条墓道。这也是惩罚形式的一种，我想。
老者收拾起他的破书包，又依次把那些勉强依附于书包的小锁们锁好，拿起扫帚簸箕出了门。值班员转向我问道：“您是谁？”
我不想告诉值班员我是谁。我离开陵园管理处，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假若刚才我看的屁股不是那么灰黄那么陈旧那么干瘪，假若我看见的是一个健壮的咄咄逼人的屁股，我敢走上去叫它“站起来”么？也许我不敢，即使再愤怒我也不敢。如此说，我呵斥这流浪的老者“押解”这流浪的老者，也不过是完成了一次没有危险的发泄而已。
我不知不觉走向我和韩桂心坐过的那只绿椅子，椅子上赫然地放着我那只装有录音带的帆布小包。我隔着帆布包摸摸，录音带还在。韩桂心呢？她为什么不把它拿走？当我押送拉屎的老头的时候我把她给忘了。
那天我也没有拿走丢在椅子上的那些录音带——连同那只帆布包。这仿佛使我和韩桂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同伙：面对那些录音我们有种共同的逃离感，或者因为它太虚假，或者因为它太真实。
我久久记住的只是墓中的王青烈士、刘爱珍烈士那永远年轻、永远纯净的躯体，还有我对这座墓园的不可改变的感受：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芽了，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xx头……而我们，这些人间的路人，面对着所有这一切有时的确会感到一阵阵力不从心。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韩桂心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