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制度混乱不一。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当时“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但是，仅仅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帝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给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第一场重大灾难。
文化劫难
不过，已开始秦始皇并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从现有资料看，其起因和结局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为寿，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了一些过头的颂扬话，诸如"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
这些话作为"颂辞"似乎也没有什幺不妥，但过于"较真"的博士淳于越则深不以为然。他反驳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俨然以为秦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不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而是在旧有基础上的存旧图新，进行渐进的变革，充分利用旧有的传统和手段。
淳于越的话确实带有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但稍经揣摩，其主观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对秦王朝能否持续发展的深沉忧虑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作为最高统治者面对这种忠告应该抱有冷静的思考态度，择善而从。秦始皇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
丞相李斯对淳于越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将问题推向极端。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践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律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八则心非，出则巷议，夺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它史书及《诗》、《书》百家语之类全部烧毁的建议。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判刑服劳役。下令今后如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书措施后仅1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秦始皇知道，书虽然焚了，但人的思想无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还有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掌管着文化事业，对这些人必须加以清除。但以什幺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个替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
时间已久，怕骗局终归败露，乃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听了这一消息，龙颜大怒，指责方士“韩众等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以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告知天下，以惩戒后。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事件并不只这一次，在此后又接连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屠杀。《文献通考·学校考》云：始皇“又令冬种瓜丽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秦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计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数十人。然此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
秦始皇采取极其野蛮粗暴的方式“焚书”、“坑儒”，希望以此残酷的手段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和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焚书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使祖国文化宝库蒙受了灾难。坑儒则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学派及广大知识分子，使法家学说完全官学化。而秦王朝就是因为独行法家严酷理论才导致速亡的。
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
应该承认，李斯等法家人物追求统一的愿望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他们在强调统一的时候，过分看重意志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这样一来，他们原本正确的理论势必导出错误的结果，势必造成万马齐喑的窒息局面，而无助于统治者在进行决策时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拣择。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度里，意志的统一和文化统一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不论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有多幺强大，只要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任何文化统一、意志统一的愿望总要落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文化统一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帝国文化政策的正确选择，似乎应该是充分尊重各地各个流派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可能根本动摇、推翻帝国的前提下，允许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思想背景的学术流派独立发展和合法存在，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从而使知识分子所惯有的怨气、不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这样或许较李斯所主张的"天下无异意"的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乱现象，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权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极度减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越来越多。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原本可以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促使政府的危机和崩溃。我们看到，在秦末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之所以有那幺多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在《秦楚之间的儒者》中所分析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奔"革命"，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试图统一意志的文化高压政策。儒者既然连正常的职业都被剥夺，那幺还怎能指望他们与政府合作同舟共济呢?此点也诚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分析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木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民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便是秦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然而，秦王朝的统一成就毕竟来得太快，使统治者无法从容地选择一种思想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固有的思维走势使他们觉得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什幺本质性的区别，于是便采取更为强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矛头直接针对儒学的焚书坑儒两大虐政的发生。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则是根本不足取的。上引侯生、卢生的私议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他们不愿与政府继续合作的实际行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在知识分子或博士、儒者心理层面所投下的巨大阴影。整个社会普遍畏惧以言获罪，举国上下都在看着最高统治者一人的脸色说假话，那幺，这个政权还怎能有希望呢?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问题而俱死不敢言，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但从秦王朝的文化政策来检讨，则是文化高压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这些原因与结果互为交织，恶性循环：文化高压引起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激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必然采取更严厉的高压政策；政府更严厉的高压政策则又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更加离心乃至反抗。……如此循环不已，最终只能是政府自食其恶果。焚书引发侯生、卢生事件，侯生、卢生事件引发坑儒灾难，以及由此二者所引发的绪绅先生往归陈王，都生动地说明了文化政策不仅仅关涉文化本身，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王朝，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焚书坑儒在事实上究竟给儒学带来多大的灾难，但其本质确乎为一场文化浩劫，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卑鄙、最黑暗、最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