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独尊儒术
西汉儒家公羊学派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少治《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提出“天人三策”，被选为首列。此后多次上书、讲学，着书立说，阐述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法家和道家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董仲舒依据儒家经典《春秋》，进行铺陈演绎。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干和枝，本和末”的关系。强调“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提出“灾异论”，劝说皇帝顺天行事，如日月蚀、地震、山崩等，即上天对皇帝逆天行为发出的警告，借以限制封建统治者过分腐败。董仲舒还主张“德刑并举”，以教化为本。立太学，设庠序，加强封建思想统治。并提出“限民名田”，抑制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兼并的经济主张。董仲舒的学说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汉及以后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胶西相。年老辞官，终于家。其著作今存《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很多人将董仲舒当成罪人，把儒学迷信化、宗教化、封建化、专制化的导火线都往他的身上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为他解套，从学术发展的趋向（诸子并立迈向学术融合）、儒学体系的完成（为儒学建立形上学的依据）甚至是政治现况（为汉政权寻求学理上的合法性）来看待董仲舒的学说。虽然如此，但无可避免的，当研究者遇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时，大多就此摇了摇白旗。消极的，就采回避策略，提过就算，把帐全算在邹衍身上；积极的，就立一“宇宙论”名目来安置，认为董氏完成了儒学的全盘架构。
董仲舒为什幺会提出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个问题是每个研究汉代思想的人的共同疑惑。一般认为，阴阳五行的提出，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淮南子》的“时令训”、《礼记》的“月令”脱不了干系，是一种思维在流行发展下的产物。姑不论董氏这部份的学说源头是否真是如此，但此举对儒学的发展造成一个时代性的转化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