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上鲜有的。不论就次数而言，就规模而言，都是其它国家所不能比的。唐末的黄巢起义是875年至884年发生在唐朝末期的一次志在推翻唐王朝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提出了平均的思想，对后世的农民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新阶段。
唐朝末年，农民不甘封建压迫和剥削，纷纷起来造反。762年，袁晁领导长江下游的农民起义；859年，袭甫在浙东领导起义；868年，庞勋领导徐泗地区的戍兵在桂林起义。这些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拉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公元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更加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愤怒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874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聚集3000多人举行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文告，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唐朝。第二年夏天，黄巢领导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北）数千群众响应。
黄巢是山东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人，以贩盐为生，读过书，能骑善射。他曾组织过武装盐帮，同唐政府缉查私盐进行过多次武装斗争。他对唐朝的黑暗统治，早有无比的仇恨，立志要推翻唐王朝。黄巢起义后，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王仙芝率领队伍攻克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时，和黄巢起义军会合，声势浩大。他们转战山东、河南、湖北诸地。
唐朝统治者受到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后，企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起义领袖，瓦解农民革命队伍。在敌人的诱降政策面前，王仙芝产生动摇，黄巢和起义军战士坚决抵制，使他未敢公开投降。这时，黄巢率军打回山东，王仙芝留在湖北。唐朝军队前来镇压，王仙芝派人去洛阳谈判投降条件。虽然由于使者中途被唐军捕杀，谈判未成，却使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878年2月，黄梅一战，5万多起义军战死，王仙芝也被唐军杀死，只有尚让率领一部分起义军突围，到亳州投奔黄巢。
此后，农民起义军一致推举黄巢为统帅，号称“冲天大将军”，建立王霸，任命官署，斗争锋芒直指以“天”为象征的地主阶级政权。从878年2月起，黄巢率领起义军横扫淮河南北各地，并乘虚南下渡过长江，攻取虚州、吉州、饶州、信州和福州。农民军所到之处，焚官府，杀贪官、济贫农，得到人民的支持，队伍扩大到几十万人。
879年10月，农民起义军攻克广州，在这里进行了短期的休整，补充了人员和武装。这时黄巢以“百万都统”的名义发表了北伐的政治宣言，提出了“禁止刺史殖（聚敛）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灭族）”的具体政治主张。接着，他率军北上，向唐王朝的老巢长安方向进军。
消息传到朝廷，皇帝大为震惊，急忙调兵阻截。宰相王铎亲自出马，充当荆南节度使、南在行营招讨都统驻守江陵，并保举“将门后代”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军5万驻守潭州，又调高骈为淮南节度使驻屯扬州，防守长江天险。
农民起义军英勇进军，毫不畏惧。同年11月大军在桂州（今桂林）集中后，沿湘江向北经永州、衡州，直取潭州，消灭唐军5万。起义军乘胜顺长江东下攻克鄂州，到安徽、浙江等地流动作战。880年，起义军突破长江防线，又突破淮河防线，直取洛阳。
唐朝政府企图坚守潼关，垂死挣扎，除守将齐克让率领1万名士卒驻守外，又拼凑2800名“神策军”协同守关。黄巢率大军至潼关城下，亲临前线，并以先锋尚让绕潼关背后两面夹攻。当地群众1000多人自动赶来挖土填壕，支持农民军。黄巢起义军仅用6天时间就攻下潼关，打开了长安的大门。起义军迅速向长安城挺进。
881年1月8日，唐僖宗带随从宦官仓皇逃奔四川成都。同日傍晚，农民军占领长安城。十六日，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建立了新政权，黄巢做了皇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朝三品以上大官一律罢免，四品以下留任。
革命政权建立后，黄巢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而是陶醉在胜利之中，这就使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并集结了残余势力，联络各地军阀武装，向农民军反扑过来。在起义高潮中一些暂时投降的节度使，也乘机起兵。农民军没有根据地，很快陷入唐军包围之中。在艰苦的条件下，起义军首领朱温叛变。883年，唐朝统治者又勾结沙陀族和党项族的贵族武装力量向农民军进攻。由于寡不敌众，农民军退出长安，在河南坚持斗争。884年6月，农民军又退到山东。在莱芜以北狼虎谷一战中农民军多数阵亡，黄巢自杀。农民起义失败。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率众几十万，转战十几省，持续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宏伟壮烈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它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表现了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的改造作用。同时，起义也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打破了原来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的均势。这支农民军以“冲天”的革命思想，第一次提出“均平”的战斗口号，建立了革命政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制度。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给后世的农民斗争以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