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主要在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一带。江浙的水利事业之发展，乃是历年来不断的有水利专官积累而成。
五代时吴越建国，政府常雇用数千工人，用来治河筑堤，开垦种植。在宋仁宗时，有大规模的圩田以及河塘。所谓江南旧有的圩田，每一圩田方数十里，如一座土城。其中设有河渠与门闸。旱时开闸，引江水入田；水浸时，则闭闸以拒江水。因此免除了水旱两灾，为农谋利。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仁宗时，就有至和塘之修建。此至和塘建自昆山到娄门，凡七十里长，只有积水而无陆路，后来发明此水塘中建堤，每隔三四里则造一桥以通南北之水，此事详记于邱与权的《至和塘记》。
宋神宗时，有一位昆山人详论苏州水利，他认为环绕太湖之地有二百余里，可以造田；又有沿海之地，亦有数百里可以为田。前者在水之下，后者在水之上。有聪明人将上述之田辟为圩田，而且用适当措施，使水灾不浸，旱灾不干，均成为良田也。这位昆山人建议学古人治水之法，使之纵则有浦，横则有塘，凭人力均可完成。
宋以前一千多年中国经济文化之重心在北方，宋以后则迁到南方来了。包括苏州在内的三吴水利，成为宋以后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的重要营养源。
当时三吴水利，不但重视水利之兴修，也极重视种子的选择。真宗时，因江淮两浙之地多旱灾，则水田难种，于是派使者去福建取得占城稻三万斛，此为旱稻，满足了旱稻可早熟之期望，而避免了亢旱之苦。
宋室南迁后，江南地区更大力开发，以百万之众大兴水利，并且有大量北方难民，一起参与开发南方的土地。
绍兴五年时，有屯田郎中樊宾建议，江南、湖广等地膏沃之田数千里，无人可耕，如能让北方士民千万人来南方尽耕荒闲田地，则地无荒田，人无遗力，国可中兴矣。于是大兴水利计划，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语产生。不过美中不足者，兼并之事，因之而生。
由于当时豪强的兼并，富者田连阡陌，兼且逃避赋税，因此遂有公田制的产生。政府没收贪官之大量田亩此等田均为官田，于是景定四年，宰相贾似道实行限田之法。
宋代官田租额甚重，元明时继承了。
元代时并将官田经常赏赐给大臣。
此时期蒙古人、色目人视江南如在天上，纷纷想方设法迁来江南定居。回人来江南居住者更多。北方此时来南方设法工作者亦接踵而来，北方人尤为欣赏江南人之技巧精妙。而此时江南人兼并之风更为有增无减，富室奴役贫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因此江南成了少数大地主含蒙古人、色目人及汉人、南人管治多数佃户之局面，而大地主之财富占了天下十分之七。
到了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但田租仍照旧额付与政府，此法南宋时已有。
当时富庶之区在江南，天下的租赋，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浙东、浙西又占了整个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及湖州五府又占了两浙的十分之九。而苏州更甚，苏州一府都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而已。
假使以苏州的田赋与唐代的租庸调制相比，则此时苏州之田赋要比唐代重四五十倍，因而英宗时，松江一地已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田租太重，遂造成久废不耕之现象。
田赋较苏州稍轻者为松江。宋代征收苏州赋税，夏税付钱，秋税科米，总税额每年不过三十余万；松江则每年不过二十余万。后来因改行公田，赋法遂杂乱矣。
元初之赋税仍照宋制，但赋额则大增。至明洪武时，赋税较元减少两成左右。但永乐即位，赋税又复加重。自万历到明末，赋税仍重，故民间缴赋者，岁不过全年所赋之十之五六而已。此种赋税不均问题，一直到清代亦无改革。
总言之，唐中叶之北方财富，到明时已转到南方，但南方人之生活已较唐代之北方人为苦，亦即显示明代国运不及唐代了。此时财富集中于江南之富豪，小民则水深火热。总算富人对社会事业之关怀，还相当顾及，对于农田水利，当时有进修，也能维持不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