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旺和我读同一个小学，低我两个年级，所以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不过他倒知道我，因为小学时代我是学校升降旗典礼的司仪。
遇见他的时候，我已经十七岁，他十五岁，两个人都已经在台北工作了。
阿旺做事的铁工厂和我住的地方其实就在同一条巷子里，只是没碰过面，直到有一天房东叫铁工来装铁窗，扛着铁架的小助手看看我，忽然笑着说：“你不是那个……升旗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吗？”
之后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到我租的小房间里，讲讲话或者看我房里为数不多的杂志和书。
阿旺小学毕业就到台北当学徒，我倒是比较幸运，多念了三年初中才来。之后虽然失学了两年，不过认识阿旺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补校念高中，所以阿旺很羡慕，说等薪水够用之后，他也要重新念初中。
这个愿望阿旺从没实现过，因为之后所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天他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门口，失神地看着我，然后好像站不住一样慢慢蹲下来，开始断续、沙哑地干号，我一边拉他，一边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久之后才勉强听懂他说：“爸爸死了……借我钱回去办丧事……”
那年瑞三煤矿大灾变，将近二三十个矿工同时死亡。
之后几年阿旺常跟我描述矿坑口招魂的画面，他说二三十面同时在风中飘动的白幡，上百个披麻戴孝的小孩和女人的哭声，完全掩盖道士“跪……拜……”的指令，说他只记得有人在一旁喊：“跪下！跪下！”然后就看到一堆小孩“像山上的芒草被风吹过一样，从前面开始慢慢往后面矮过去”。
葬礼结束后，阿旺带着十二岁六年级的弟弟一起到铁工厂做事。
那年过年前的一个休假日，我陪阿旺和他弟弟去中华商场买衣服，阿旺说回去至少要穿像样一点，他妈妈会比较安心。
我们先买他弟弟的，阿旺坚持一定要大两号，所以一件卡其上衣穿在他弟弟身上就像布袋戏。弟弟有点求饶地看着我、看着身边其他的顾客，有人说太大了，这样小孩子跑跳会不方便。
我看到阿旺蹲下来，一边把新衣的袖子和裤管都往上折，一边说：“卡其最会缩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小孩正在长，现在不买大一点的话，眼一眨就不能穿！”
当时自己忽然鼻酸，觉得阿旺怎么突然老了，老得像他弟弟的父亲。
除夕那天我们一起回去，或许灾难已远，整个矿区已经没有伤痛的气氛，远处甚至还断续响起鞭炮的声音；阿旺有点哀怨地说：“你看，死那么多人，大家还不都是在过年，别人哭都嘛只是哭一时。”
工寮这边倒还清晰留着灾难的记号，门边贴上新春联的是幸运而完整的一家人，门边空白或者门楣上依然挂着已然残破的纸灯笼的，仿佛就直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门内，有人泪水未干。
进了他家，我和阿旺同时愣住，因为他父亲的灵桌上堆了高高的一大摞形状不同的年糕，那时候我们似乎才恍然大悟，知道为什么刚刚在小街上四处都看得到手里捧着几个年糕来来去去的妇人。
阿旺后来跟我讲了好几次，说他只要想到那些默默地替二三十户人家多做了二三十份年糕的人的心，他就无法忘记这份情。
但他更无法忘记的是……自己曾经那么自以为是的怨怼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