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在乡下当了一辈子的医生，一直到七十五岁才慢慢退休。
退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健保之后，村里的人不管大小病都宁愿跑去邻近的大医院挤，加上人口外移以及老病人逐渐凋零。
母亲常开玩笑说父亲现在的病人只剩下他自己，病症是自闭、不出门、不讲话，唯一的活动是自己跟自己下围棋。
从小他父亲就期待孩子们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当医生，但三个小孩都让他失望：弟弟从小学钢琴，不过后来也没变成演奏家，现在是录音室老板，每天听别人演奏。
妹妹念传播，当过一阵子电视记者，和企业家第二代结婚，然后离婚，用赡养费经营了一家双语幼稚园。
父亲曾经抱怨说，都是他这个长子坏榜样，高中分组的时候不管父亲怎么威胁利诱，他还是坚持念文科，之后进报社，职位起起落落，直到现在看着报业飘飘摇摇。
母亲曾经跟他们说，其实父亲最常抱怨的理由是：这三个小孩所做的事都“对咱庄头没帮助”。
不过，几十年过去，那样的抱怨倒是慢慢地少了，更意外的是，当他的儿子竟然选择医科并且高分考上时，父亲不但没有惊喜，反而淡淡地说：“傻孩子，这个时代才选这款艰苦头路”。
除夕那天，母亲口中“三个台北分公司”的三家人陆续在黄昏之前回到老家。妹妹、两个儿媳妇加上几个孙女几乎把厨房挤爆，她们全在那儿凑手脚，一边听母亲讲之前和父亲搭邮轮去阿拉斯加旅行的见闻。弟弟则在客厅帮那台老钢琴调音，丁丁冬冬地，那是他每年过年回家固定的仪式，其他几个半大不小的男生则歪在老沙发和祖父的看诊椅上看漫画、玩电动。
父亲仿佛跟家人完全搭不上边似的在二楼阳台搬弄他的兰花。他隔着纱门看着父亲已然苍老的身影，他的背都驼了，连步子也迈不开。
当他把威士忌递给父亲要他休息一下时，父亲只是笑眯眯地接过杯子。他跟父亲说大儿子得值班，初一晚上才会回来跟他拜年，父亲也只是说：“住院医师……若苦役咧，大大小小事情做不完……”隔了好久才又问说：“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塞车？”
“没呢。”他说。
然后两个人就都沉默地望向过去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而今却四处耸立起别墅型农舍的田野。
暮色逐渐笼罩，他不经意地转头看向父亲时，没想到父亲也正好转过头来，静静地啜了一口酒之后仿佛很努力地在找话题，最后终于问说：“回来时……高速公路有没塞车？”
“没呢。”他依然这么回答他。
团圆饭后发红包，孙子们发现阿公留给医生哥哥的红包是他们的两倍厚，大家起哄说阿公偏心，已经五六杯水割威士忌下肚，整个脸红通通的父亲笑笑地说：“哥哥当医生最辛苦啊，他是在顾别人呢，啊你们都只需要顾好自己就好。”
父亲习惯睡前泡澡，那时候所有人都挤在二楼的和室陪阿嬷聊天、捡红点，泡完澡的父亲忽然笑眯眯地拉开纸门说：“你们累了就先去睡，等贺正的时间到了，我才叫你们。”
所有人忽然安静下来，因为父亲的表情好像还有话要讲，等了好久好久之后他才有点腼腆地说：“看大家这么快乐，阿公也好快乐。”
他说：那是父亲这辈子最感性，却也是最后的一句话。
当他们听到贺正的鞭炮声已经远远近近响成一片，而父亲竟然还没有上楼叫他们时，才发现父亲舒服地斜躺在沙发上永远地睡着了。
他的表情好像带着微笑，电视没关，NHK交响乐正在演奏的正是父亲往昔结束看诊之后，习惯配着一小杯威士忌眯着眼睛听的乐曲，韦瓦第的《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