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当年常在司令部的坑道里流泻。
那时部队驻防金门，两年期间义务役的兵没有任何回台湾休假的权利和机会；所以举凡想家的时候、女朋友没有来信的时候，总有人会把那卷录音带塞进整个坑道唯一的一部录音机里，让它一遍又一遍重复地呐喊着：“...he ain't heavy，he's my brother！”
其实，可以和所有人心境共鸣的并不是歌词的涵义，而是它那近乎控诉、宣泄种种郁闷般的旋律和唱腔。
思念，的确是另一种形式的忧郁或焦虑。
有一天，当我们一群行政士在支付处等着领钱的时候，阿哲忽然说：“……好想打自己一枪，然后被送回台湾，只要有机会可以跟我女朋友见见面，抱一抱，要怎样我都甘愿！”
阿哲是大专兵，工兵营的行政士。听说分发来的时候营长嫌他太白净、瘦弱，说他的手“根本是摸奶的手，哪像工兵的手？”，所以被留在营部管行政。
阿哲的女朋友毕业不久就先出去了，两人的联系就靠久久才一封的航空邮简。也许信是寄自海外，所以几乎每一封都会被政战单位拆阅，因此在自我约束、克制之下，那种云淡风清的内容根本无法稀释重度的思念，或者消解情欲的饥渴吧？
那年冬天，工兵营正赶工开挖一个坑道，二十四小时三班制马不停蹄。一个休假日的下午，我们营长和师部监察官在外头的饮食店小聚；这种吃吃喝喝的场合，营长常会要我顺便去打牙祭，其实要我带行政费去付账才是真正的目的。
那天高粱酒都还没喝到平时的量，宪兵忽然出现在门外，跟监察官报告说施工的坑道出事，包括预官和士兵十二个人被错误引爆的炸药炸碎在里头。当我们赶到时，第一批尸块正好运出坑道。现场分明人马奔窜，但却一遍死寂，耳边只听到木麻黄在冷风里颤抖的声音。
满脸通红的监察官冲到覆盖着白布的水泥搅拌桶前，没有任何预备动作地将白布一把掀开，刹那间所有人几乎同时呆住，一如影像的停格。桶子里装的是满满的碎裂的人体；有可分辨的手掌、穿着鞋子的腿、混着脑浆和血块的头盖，也有不可分辨的夹在破烂军服中的肠子、内脏……
监察官忽然立正举手敬礼，用尽所有力气一般地大喊：“弟兄们，对不起，监察官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对不起！”
然后，我听到一声令人心碎的哀鸣打破现场的寂静，本能地转头看去，是阿哲。
他和一整排拿着工具准备救援的工兵营士兵列队站在稍远处，他掩住嘴巴整个人跪倒在地，然后，我看到一身汗水、泥巴和血迹的年轻连长，没有目标地在队伍里跑来跑去，一边大骂：“谁哭？我操你妈，谁在哭？弟兄们平安了，你哭你妈个屄？你哭你妈个屄？”
最后……我听到一百多个男人慢慢地、此起彼落地从忍不住的饮泣到大哭到沙哑地干号，而连长依旧持续骂着、推打着那些士兵。
事后的某一天，阿哲忽然出现在坑道里。
他服装笔挺、两眼发亮，脸上有我从未见过的兴奋神情。
他在我耳边低声地说：“我可以回台湾了，至少可以用国际电话跟我女朋友好好讲讲话了……营长说我长得比较像样，也比较会讲话，要我送那些人的骨灰回去。十二个人分头送……半个月公假，如果船期配合不上，说不定我可以在台湾混个个把月……”
那时不知道是谁又把那卷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
阿哲静静地听着，好久之后忽然自言自语地说：“真的不重。十二条人命加起来好像都没有我要带回去的高粱酒和贡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