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沉重的“洋场恶少”十字架的施蛰存先生，是我大学时的老师。我就读在教育系，可中文系的施先生教过我们大半年《文选与习作》课。每次到文史楼上课，他踽踽而来、踽踽而去，与学生有些疏远。课堂上，他慢条斯理的讲授，略带些浙江腔的普通话，一副削瘦黝色的脸庞，似也显得沉闷。所以，留在我记忆中的施先生，就是个沉默寡言的小老头。那是专讲阶级立场、唯求“突出政治”的年代；对于曾为鲁迅“论敌”的施先生，我们这些学生不想亲近，也不敢亲近。后来，据说是为不让他“继续放毒”，便剥夺其授课资格，改由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给我们上课了。现在想来，施先生当时的外部压力和内心苦痛，有多么深重！
我无力去弄明白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那桩文坛公案。我只就论争前后施蛰存先生的器量，说点浅见，以为对先师的一缕追念。
施先生的器量，首在其对鲁迅的作品有担当，有器识。1933年2月，鲁迅署名“丰之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被两家杂志拒刊，最后送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是篇悼念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两年前，这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但沪上媒体三缄其口，不敢披露这件屠杀革命作家的大黑幕。而接稿的施蛰存先生，甘冒风险，在书局老板张静庐的支持下，把它编入《现代》杂志该年第二卷第六期。鲁迅这篇控诉反动派罪恶的杂文，得以昭布天下。2001年施先生回忆时说，编发此文的动机，“主要是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见《笔会文粹·卧听风雨》)不仅如此，施先生还在同期的《现代文艺画报》上配发专版，刊出柔石的照片、手迹，并加上一张“最近之鲁迅”的照片。可以说，为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并扩大其影响，他真是不怕两肋插刀，竭尽所能！由这件事看，施先生于鲁迅杂文、于革命文学，是苦劳、功劳兼而有之。
谈施蛰存先生的器量，不可不谈及他与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战。个中曲直，见仁见智，这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颇为常见。以施先生的态度论，他从来没有把鲁迅视若仇寇。没错，他有些“闹意气”，他也曾对鲁迅“打了几拳”；但不管论战有多激烈，第一，他对鲁迅，“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第二，他又对开罪于鲁迅，存歉疚之心。如其当时所告白的，“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多次遭受鲁迅嬉笑怒骂的施蛰存先生，他所展现的器量与风度，不是蛮豁达、磊落么？1956年10月，鲁迅迁葬虹口公园。施先生参加鲁迅之墓落成仪式，还写诗遣怀，其诗序云，“余早岁与鲁迅先生偶有龃龉，竟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各别。……秉毅持刚，公或不遗于睚眦。知人论世，余岂敢徇于私曲。三复逡巡，遂怆恨而献吊去。”抛却恩恩怨怨，不胜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但遗憾归遗憾，施蛰存先生对鲁迅杂文的见解与批评，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他自称“固执得很”，“三十年代的有些观点与九十年代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施先生说：“鲁迅先生批评我，我也能批评他的。”(同前引)这就逸出论争本身，上升为人的自由批评的权利问题了。批评有对错深浅，但自由批评的权利，不可剥夺。其中，也包括了错误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论谈器量，得有自由、平等的前提。否则，即与机变权术没两样。施先生不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尊神”膜拜，而平视鲁迅，平权争论，并批评鲁迅杂文。我想他的“固执”，其实是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固守，是他执着于理性的独立精神。而拥有这样的固守与执着，才能型铸海纳百川的大器量。
生前争讼、劳作不息的施先生，愿你在天堂与鲁迅再碰面的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我担忧，以两位老先生的脾性，说不定又会凌霄起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