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初中的时候，到了鄄城的县城。那是距今30年的时候，我买到一本考琳·麦卡洛写的《荆棘鸟》。扉页上的一段话，在炎阳下刺中了我：
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她就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然后，她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里，她超脱了自身的痛苦，那歌声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她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荆棘刺进身体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至。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荆棘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在寻找着只属于自己的荆棘树。无论寻找的旅途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令人心痛，我们依然执着地找寻着，直到生命完结的时候。
“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荆棘扎进胸膛。”
荆棘树等待属于自己的荆棘鸟，荆棘鸟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荆棘树。这样，不断地循环着，反复着，自古至今……但对每个人来说，他（她）的荆棘鸟与荆棘树，是不一样的。
在乡村小学时，知道萧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闭塞。也是在黄昏门框的石头上，我读到文革前的一个草纸印刷的小学的课本。那上面有萧红的火烧云，这是鲁西平原常见的自然的现象。在晚饭前后，天一下就红了，好像涂抹了油彩，“白狗变成了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后来才知道，渡过我们北面的黄河，就是萧红的祖籍：莘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到莘县的一个乡下的村子看望朋友。将要到年关了，快要半夜的时候才到。手脚冻得卷缩，朋友在房屋的当门烤火。朋友村子的西边就是马颊河。我想这是萧红的爷爷的爷爷曾惦念的河吧。人们说诗人墨水瓶的上游是汨罗江，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呼兰河的上游一定是马颊河。第二天一早，我和朋友到马颊河踏冰。那年的冬天奇冷，冰上横竖有很多的裂痕，有鱼冻在冰里，如鱼化石。我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的开篇：
“ 酷寒把大地冻裂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大地就裂开口了。”“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清早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能把冬天写得如此，直追唐代诗人岑参“风掣红旗冻不翻”。也许就是在阅读萧红时候，冬天奇冷荒寒的感觉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觉得萧红的一生欢娱少荒寒多，逃婚，饥饿，流亡，失业，遇人不淑，难产，疾患，白眼，萧红就是在荆棘里趟过来的。
我常疑问，萧红的悲剧，是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个人的悲剧，还是她过于依附男人，轻易处置自己的身体使其和灵魂分离而产生的悲剧？斯人也而有斯疾。
1998年夏季，在哈尔滨火车站前一个叫海燕宾馆的地方，有个朋友困在那里，钱物被人窃取。我从北京一路劳顿到了那里，那时我想到萧红困居在哈尔滨一个叫东兴顺旅馆里。
在哈尔滨的日子，我以一个外乡人打量着哈尔滨这座优雅的城市，欧式建筑随处可见。在冬季，我在鲁西平原里的小城总看到这里零下30度，大雪漫飞，那时的萧红也一定踏着雪。天白了，地白了，人也白了。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里有很多的外国的侨居者，散布在在这座城的各个角落，这里的侨民多达三十多个国家十几万人。商人，西餐馆的老板或女招待，面包师，建筑师，小提琴师，马车夫，出租车司机，娼妓，神父或者嬷嬷，还有在街头拉着手风琴讨钱的乞丐。但更多的是日本人，这里面日本侨民。也有9.18事变后的侵略者日本关东军及随军家属。日本人对这座优雅的城市，实施了长达14年之久的统治，萧红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压抑的3年。
萧红很有绘画的天赋，不知道在落雪的时候，她是否到松花江边写生？那时，人们说在下雪的时候，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或者莫扎特的《第九钢琴协奏曲》，就会在城市响起。而哈尔滨的教堂之多，在中国无出其右者。萧红怀着六甲的孩子，能听到教堂传来的大大小小的钟声，那在她心中泛起怎样的波澜？
我想，恐怕萧红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东兴顺的旁边就是妓院，属于三级、四级的。萧红当年差点被卖到那里。 在哈尔滨的日子，我却只去了松花江不远的道外南十六道街241号，旅馆遗址还在，当年萧红住的房间还在。人们说黑底红字，魏碑体的“东兴顺旅馆”早沉在历史的风烟了。
当时正逢松花江发大水，水面已漫过旅馆一楼。萧军是在报馆知道萧红别困的消息后，趁着旅馆内外一片混乱的当儿，带着萧红不辞而别了，当时萧红挺着个大肚子。
从此，一个弱女子，以自己的笔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满是伤痛地却写出了比那些男人都要璀璨的人生来。
吃杀猪菜时，想到萧红
在哈尔滨，我和朋友坐着出租车找小吃。人们推荐老六杀猪菜。杀猪菜，其实在鲁西平原也有。在过年的时候，谁家杀猪，邻居帮忙，最后把下水、猪血、肠子放到锅里炖。
在一个僻静的小街，我们找到一家老六杀猪菜。我的感觉里，一直认为萧红是饥肠辘辘，不独灵魂，不独肉体，也兼胃肠。她的文字满篇覆盖着饿的呐喊。黎明时候，饿了一夜的萧红，爬上欧罗巴小旅馆地下室高高的窗台，两只脚悬挂而下……她每日都是这样的等待，看是否会有人送点食物给她裹腹。她仔细分辨着每一种不同的脚步声，像果农在无边的黑暗里倾听夜露的滴答……甚至，一次，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她想到了偷。“列巴”被挂在别人的门把手上飘香，她饿得直咽口水，想着怎么去把属于别人的食物偷来。那一刻，已然没有了羞耻心。那一次，羞耻心终归醒了过来……她一直饿着，一直与饿拔河较劲。
“从昨夜到中午，四肢软一点，肚子好象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像个没有灵魂的纸人帖在门扇上。”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划褥子可以吃吗……我坐在小屋，象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
“我再也不能抑止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
“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适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丢了……从冻又想到饿，明天没有米了。”
饿比爱人更累……
萧红常常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下，每天都站在欧罗巴旅馆的过道里等着萧军给她带回吃的。有时是馒头，有时是少量的列巴圈、牛奶。偶尔也会下下馆子吃点猪头肉、肉丸子之类的荤腥菜。但大多数时间是吃不饱的。
“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惟一的生命线。”
“我不愿意我的脑浆翻绞，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我的肚子叫响，太阳西沉下去，他没有回来。我只吃过一碗玉米粥，那还是清早。”“肚子越响了，怕给他听见这肚子的呼唤，我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
这样的文字不会出现在优雅的林徽因笔下，也不会出现在冷艳的张爱玲那里。萧红对于饥饿的描写是那么触目惊心。在老六杀猪菜馆里，怎能知道60年前的萧红？外面的夜来了，现在是夏天，没有寒冷和饥饿，也没有了萧红。
剔除族谱的萧红
特立独行和叛逆一直主导着萧红，这是不容于当世和家人的。在萧红的族谱里，你却找不到萧红的星点影子。在呼兰“萧红故居”中，我看到有一部《东昌张氏宗谱书》，16开本。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族谱的编撰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与四叔张庭惠在伪康德三年（1935）八月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的序中说：“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戴河子屯（今榆树县属距城东90里），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族谱有萧红的生母姜玉兰的条目，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一，死于民国八年（1919）闰七月初二，“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妻伉丽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1935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唯独没有萧红，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下，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生一女三子，好像1911年张家没有婴儿呱呱坠地。萧红是家中的长女，出生时哭声洪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
确实是个茬。编撰族谱时候，萧红离家出走已过5年。父亲将萧红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根本没有萧红辈份中“张秀环”的名字。
萧红是端午出生的，这在人们眼里视作不祥。后来家里人好像就印证了这一点，萧红是不安于家室的。而在人们眼里萧红风流成性，这给她当时的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萧红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家里人害怕而我们喜爱她的缘由吧。有人评价杜拉斯“有毒的情人”，这毒性是与消耗能够相通的。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为了私情离家是没有退路的：只要你迈出家门一步，门就在身后咣地一声关闭了。包法利中离家出走的爱玛服毒自杀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了。也许萧红是仿效《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走后怎么样了？是堕落还是回来？萧红走的是别样的路途，萧红是知道前脚迈出门槛的境遇的。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衣食不继，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回去。许多年后，当她在香港回忆她的呼兰河老家时，她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以文字和记忆靠近家乡，只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我知道在萧红14岁她上高小一年级的时候，由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为未婚妻。
“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于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父亲像火山一样暴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萧红以出家当尼姑逼迫父亲向她屈服。秋季让她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在初三的时候，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王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在初三，张、王两家积极为萧红嫁、娶做准备。萧红面临着与王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京读书的最后抉择，精神异常痛苦，常常不去上晚自习，躲在宿舍饮酒吸香烟。初中毕业后，萧红第一次离家与陆振舜私奔到北京。
萧红与陆振舜的离家出走，在闭塞的呼兰河县城引起轩然大波，使家人倍受舆论的压迫。父亲被解除秘书职务，姊妹们为舆论威压被迫相继转往外地求学。汪家也就此发难。已婚的陆振舜与萧红朝夕相处日久，便爱上了她。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这使陆家大为不满，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他们在北京生活无着，被迫回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与表哥分手后，过了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只好与家里妥协，答应回家与汪恩甲完婚。
汪恩甲的大哥，对萧红以前离家出走一事耿耿于怀，对弟弟“懦弱”的迁就行为很是不满。于是迫使汪恩甲“休掉”萧红。萧红于是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承认是自己要休妻的。萧红一气之下回到呼兰，两人暂时分手。
萧红回到呼兰县城的家里，闭塞落后的乡邻视她为“怪物”。半年前与表哥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成为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佐料。她因之受到家族的歧视。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萧红，受到父母的冷落和弟妹的疏远，心情压抑而苦闷，开始借酒浇愁和吸烟。此种嗜好的养成，损害她的身体，造成了她日后的体弱多病。
萧红的喝酒、吸烟，引发了继母的不安。一方面，她暗中挑拨萧红与邻里、亲戚的关系，说萧红在哈尔滨学坏了，滥交男朋友；另一方面又到乡下去怂恿她亲娘舅来教训她，萧红大舅被她后母蒙蔽，不分真假，前来教训她。萧红年轻气盛，拿菜刀相对峙，她大舅愤而离去。从此，萧红在亲戚朋友中日渐孤立起来。继母借口萧红父亲在外县任职、农民抗租、地方不安宁，带着萧红和她的三个异母弟妹来于1931年3月来到张廷举老家——阿城县福昌号屯堂兄家暂居。张家是大地主，叔伯们视有叛逆个性的萧红为“洪水猛兽”，处处禁锢她的行为，箝制她的思想，动辄得咎。这年秋天，叔伯们再次提高地租，引发了佃户和长工的激烈冲突。萧红出于对佃户和长工的同情，出面替佃户和长工向伯父求情，不要加租和削减长工工资。伯父老羞成怒，痛打了萧红一顿。把她锁在一间空房子里，还派人到阿城拍电报，催促萧红的父亲赶快来，动员其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与萧红谈得来的小婶，可怜她的不幸遭遇，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地放走了萧红。
年仅20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家族的迫害，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开始了飘泊流浪的生活。萧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族籍”。萧红陷入迷惘的绝境。生活无着之际，她不得不去找此时正在读书的未婚夫汪恩甲，两人关系恢复。一同住进东兴旅馆。
解决温饱后，萧红因学业受挫，精神极度苦闷。为治疗流浪时落下的疾患，萧红吸上了鸦片。后在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姊妹俩的帮助下，她进入“东特女二中”作为插班生读高一。但不久，萧红发现自己已怀孕，无颜面对堂妹，只好不辞而别回到东兴旅馆。汪恩甲不敢把萧红带回家，因为其母知道萧红曾随陆振舜同赴北平，便不再承认这个未婚媳妇。所以两人只好又在东兴旅馆里住下。汪母知道自己的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支助。他们俩人坐吃山空，半年来，欠旅馆400多元。汪恩甲向萧红说，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回家取钱。不料，汪恩甲却一去不返，从此音讯杳无。萧红被困东兴旅馆的窘况，萧红在小说《弃儿》的前半部分有较为生动的记载：“七个月了，共欠了四百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当然要向女人算帐……”。
无疑，在当时萧红的举止是一道光，这光有点刺人的眼睛，使人无法适应。她是一个传统伦理的解构主义者，对父权对家族偶像的颠覆，致使她与父亲宗族断裂。她反抗包办的婚姻，对爱的渴望，使她一次次受伤，她看到人性的黑暗，她不愿人的一切有别人（宗族、父母）安排就绪，到头来她只有以毁损自己为代价。萧红总是朝着自己的憧憬走：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夜宿呼兰，我走到萧红曾走过的小街上。想我这个山东人，不再是闯关东，而是为了看一下山东的女儿。知道这脚下曾有萧红的脚印，那么，我的脚印会和萧红的脚印重叠么？他们会用山东的鲁西方言对话吗？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对萧红的行止，因为喜欢，多有涉猎，记得聂绀弩对萧红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后十名）前后，决不会到和毕全贞（末名）靠近的。”
萧红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 ，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
这使聂绀弩颇感意外，他不知道 萧红 会是《 红楼 梦》里的谁？
萧红解释说：“我是《 红楼梦》里的那个痴丫头。”
红楼梦中人发痴的女子多矣，林黛玉？萧红敏感似之，才气近之。尤三姐？萧红有时的刚烈近之。妙玉么？萧红不是绝尘的人。但萧红却说她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是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其实，萧红的命运最象香菱，不是作诗的香菱，是在男人面前煎之熬之的香菱。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蓬际实堪伤。自古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红楼里对香菱悲惨命运的判词。从小被人贩子拐走，后被贪淫好色的薛蟠霸占为妾。集奴才和性奴于一身，白天要侍候主子的衣食起居，晚上要满足主子的性欲。稍有不顺，便拳打脚踢，甚至被毒打致死是“家常事”。
香菱最大的特点便是“呆”，对于薛蟠的打骂，她毫无怨言；对夏金桂的毒害，她逆来顺受，叫人心生悲悯和哀痛！
在男人为主的空间里，特立独行的萧红也有很多的无奈。曾有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葛浩文在萧红传记中说，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话虽愤激，但我们却看到一个写诗外的香菱。
有一次，朋友看到 萧红眼睛和额头间的青肿。
萧红掩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这时，坐在萧红一旁的萧军却说：“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是我昨天喝了酒，打的。”
而她和端木的关系呢？似乎更不好理解。端木蕻良，艺术家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中午十二点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而萧红，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端木蕻良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端木蕻良把一个四川泼辣的女佣人打了，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又要赔钱，这些有琐碎有麻烦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奔走，端木蕻良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萧红本人所说的：“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这就是萧红，在日子里毁损的萧红。从家乡的呼兰河到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等，萧红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面对战乱、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她一直在迁徙。大部分的日子，她缺吃少穿，生活贫困。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许广平说萧红时常头痛，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时，一些朋友因此颇多异议和谴责，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
因为坚强，所以无力。从父亲那里逃出，却逃不出自己情感的囚禁。 一次， 萧红与端木蕻良去看望曹靖华，曹靖华注意到端木蕻良的原稿上却是萧红的字迹，便问萧红 ：
“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萧红说。
“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他抄稿子呢？不能再这样。”曹靖华先生坦率地说。
这是为萧红惋惜，因为谁都知道，端木蕻良与萧红的艺术才华，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就是真实，因为真实，我心里有一种想哭的悲愤。生存用这种方式惩罚这个小小弱弱对爱的依附吗？
没有兄弟姐妹的亲情，没有了父亲的依靠，萧红多么渴望有可依可憩的男人的臂膀，相托一生。爱是女人的宗教？尤其对于萧红这样对情感渴求大于物质渴求的女子。
她曾经以为已经找到，这个人是萧军。
“三郎，我们分手吧。”这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后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
这个时候，她的爱情无疑是受到自己的质疑，连自己也不敢接受和承受了。
1938年5月，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这是从对爱的渴求的后撤吗？这是萧红人生旅途的倦怠，想找一块石头坐下小憩片时？她赠给端木蕻良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也许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理真实。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是作为一个男人给女人的支撑吗？
竹竿是靠不住的。在她离世的最后日，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在身边。
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抛弃她在小旅馆作人质的男人的孩子。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
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性情。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绝唱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了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致死的悲惨故事，在孩子的记忆中最后化成了一个凄婉的传说：
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
有人问她哭什么？
她说她要回家。
那人若说：
“明天，我送你回去……”
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
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哭，哭到鸡叫天明。
在萧红的作品里写到死的地方不知凡几。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走来，鲁迅先生死了，爱人离去了，在日本人的炮声里，她走到了 31岁的冬日。这个冬日，就像臂膀。她愿意休息一下再赶路，但睡着了谁知道就不醒呢？她有许多的惦念。在内地陷入战火的时候，她来到香港。她是在这里等待最后的结局吗？《呼兰河传》写出了，她的牵念是什么？
1938年，萧红和冯乃超的夫人一起离开汉口。此时她已经和萧军分手，但怀着他的孩子。在宜昌，同伴病了，萧红一个人在天还没亮的码头被绳索绊倒，虚弱到无力站起。于是就躺在那里，事后她向朋友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据骆宾基说，写作《呼兰河传》的决心和最后的腹稿也许就是在这时候形成的。最后，她借助一个赶船人的帮助站了起来。到重庆后她对那里的友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1930年，萧红和表哥陆振舜来到北京求学。那一年的冬天，这个当时叫张乃莹的姑娘在房中了煤气，突然昏倒了。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死”，乃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1941年春，史沫特莱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特地来看望萧红。萧红正患着肺结核。那时，肺结核几乎是个不治之症。盘尼西林刚刚被使用，但价格极奇昂贵，打一针就要倾家荡产，穷困的萧红怎能用得起呢？
史沫特莱劝萧红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因为日军必定要进攻香港和南洋，香港至多能顶半个月。史沫特莱把萧红送进香港玛丽医院。不久，史沫特莱回国去了，萧红的病又一天天加重起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在沦陷的前两天，萧红旧疾复发，又住进了医院。1942年1月13日，医生怀疑萧红患了喉瘤，给她开了刀，开刀后才知并非此病。萧红知道自己再没有复原的希望，但她又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因为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骆宾基来看她时，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她的眼睛湿润了，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医院中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扣留在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或是被抓，或是逃走。第二天，医院被日军接管，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院中所有的病人都被迁走。这一天清晨6时左右，萧红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11时，萧红病逝，年仅30岁（虚岁31岁）。
我们应该说是战争戕害了萧红。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萧红绝不会就这么年轻就死掉。是战乱毁损了萧红，这笔帐是应该记在日本人的账簿里。
这是1942年的1月，萧红31岁。在日本人的枪刺下，生命变得飘忽，如风中之烛，战争掐灭。
一声天鹅的绝唱，凄厉哀痛。这美的消逝，有对战争的控诉还是对命运不公的抗议？身边没有一人的萧红，在日本人来的那个长夜里，外面的军靴马嘶，是怎样折磨着她的神经？她从东北日本人的手掌挣脱，最后还是死在日本人的占领里。萧红的病不仅与战乱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而且，重病的她如果不是被日军赶出医院，也不会死得那样快。
《呼兰河传》里写到：“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萧红不是佛教徒，但她让我们看到了生老病死的轮回和四季的交替，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没有理由，没有说道，但内在的悲悯却让我们感到战栗。毕竟是生命，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一天几天无法吃饭。在十八世纪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时，流亡国外的布鲁逊博士因为过于痛苦而大病一场。这里的厌食和生病，都是一种心灵的良善和悲悯。对萧红的死呢？临终的眼，一定是苍然无助。那里面还能储藏着湿润的水吗，怕是干涸了。每每想到萧红的死，我总会有荆棘鸟的绝唱在心头回旋。不仅仅是哀感，里面有血丝的美与痛。
萧红死后2年，诗人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写下《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