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
麦家显然是个偏执狂。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关于一个神秘的天才数学家的故事，他慢慢写了十多年。其间，祖国各项事业都在飞速发展，从没有酒吧到酒吧遍地，从没有小资到小资成堆，总之无数事物都从无到有，麦家也从没有太太到有了太太，从没有儿子到有了儿子，人事变迁，尘俗扰攘，但那个故事一直在，麦家让它年复一年地成长，成为短篇，成为中篇，再成为长篇。
英特尔的前老板格罗夫有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认为此话不对，事实是，只有变色龙才能生存。我们都是堂·璜，我们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胜利，我们丢弃、遗忘，我们是如此“年轻”以至没有什么能把我们留在一个地方。
因此，麦家才显得偏执，这不仅指他把一个故事讲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坚定的世界观，他的目光贯注于一个角度上，从不游移。
正果：
麦家生活在成都。我已经十几年没去成都了，在我的想像中，那座城市散发着梦幻的气息，那是凡俗与超凡脱俗，红尘滚滚又遍地月光。
在这俗世的欢愉和虚妄中，麦家出没于成都街头，他深入地想像另一个城市，想像热情而颓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于是，我们就看见了博尔赫斯，这盲瞽病弱的老人，他梦想着刀子、血、华丽的暴力，也梦想着清晰、繁复、玻璃和理性般坚脆硬朗的混乱和疯狂。
博尔赫斯在遥远的中国有大批追随者，他们曾经构成近似于“乌克巴尔”的神秘群体，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他们把诡诈的叙述、对形而上学的爱好以及语言的厌食症等种种奇异风俗带进了中国文学。麦家无疑是“乌克巴尔”的成员，而且是其中最坚定、最耐心、最能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员，他通过《解密》修成正果。
“正果”的意思有三：
其一是，在《解密》中，博尔赫斯式的世界观充分地转化为中国经验，它不再是外来的偏僻异教，而是对本土历史和生活的一种独特想像。
于是，有了其二，这种想像对应着中国现代思想中那个缺失的、或者晦暗不明的区域——科学的边界在哪里？知识的边界在哪里？理性的边界在哪里？如果说，此前的博尔赫斯式的玄想不过是无根之谈，那么《解密》却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我们现代思想的简陋和天真之中，它从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混合着浮士德式的疯狂和英雄气概的汁液，邪恶而绚烂。
那么其三，麦家所长期坚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种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时，在这条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
写作：
我记不清和麦家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间，2002年？应该是的。但是由于此前我们已经有了很长的交往，初次见面倒像是无关紧要的仪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闹闹哄哄，正忙着打躬作揖。
直到现在，我对写作之外的麦家了解非常有限，写《麦家其人其文》这样的文章，最恰当的人选应该是何大草，他们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个盛产诗人和美女的城市，该二人自成一类。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之外是什么样子其实无关紧要。这不是在谈论一个批评理论问题：是不是应该从其人认识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国习惯中，人与文的问题常常被摆成犄角之势，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论者热中于让这两者相互支援，互张声势。这是一种谬误，而且是更为普遍的谬误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诸种价值各有其方向和边界，不能理解在诸种价值之间存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冲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样，谈论一个人和谈论一个作家也必须施用不同的价值尺度。我们喜欢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结果呢？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
——这是题外话，现在还是谈麦家。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写作中的麦家，有时我们会在电话里谈很长时间，这种关于写作的交谈使我意识到，偏执狂是软弱的，很少有人像麦家那样敏感地经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
当然，也许写作过程大致都是如此，每个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麦家和他的导师博尔赫斯一样，把写作行为本身当成了世界本质的某种演练，或者某种暗示……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