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桂芩
家乡的一位编辑来信约稿，顺笺谈起作编辑的种种苦恼，其大意是自己精心编辑的稿件因版面原因经常被头儿大笔一挥大卸八块，好端端的一篇文章变成一对堆大而无当的骨头架子，精、气、神尽失，精华殆尽。他抱怨说：把一张地方报纸副刊编辑出特色真难。
这令我想起身边的几件经历。其一是1994年，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施战军教授主持一家报纸的读书版，在不相识的情况下，为我开了一个“桂苓滤书”的专栏。一次发排一个我写何其芳的稿子，在排版室打长途电话询问一个字的用法可否改为另一个字，在我的坚持下用了原文（后来斟酌是他所取的字较达全意）。虽则此，我至今仍感叹这种对作者的尊重和细致，更感动的是他对文化负责的拳拳之情，殷殷之意。另一件事是听张中行先生讲的。中行老有个习惯（许多学人、教授都有此要求），稿件由于种种原因可以不用，但改动需经本人同意。90年代中期，南方一位颇有编辑约了中行老一稿，虽然编辑慎而又慎，最后还是改动了认为作者误写的两字，自作主张地将文中“树影挲婆”改为“树影婆挲”，“挲婆”本是佛家用语，中行老此句大意藏焉，用“婆挲”恰是易正为误。后来一家大报和一家大学出版社也犯过类似错误，但很快登报致歉。1999年《扬子晚报》约了赵瑞蕻先生忆先师钱钟书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引了钱先生信中一句“话旧事而诉离悰”。接稿后几位编辑再三研究，还是易“悰”为“衷”，这样见报后“离悰”变成了“离衷”。赵先生写了一封6页的长信给编者，指出“‘悰’字系古汉语，现在一般通用字典词典不易查到……悰的意思就是心情、情怀、情绪等。钱先生信中就用‘离悰’二字。”这里编者显然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北大陈平原教授的《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在一些知识性问题上，作者也犯了过于自信的错误。如将文中叔孙通自主改为孙叔通，叔孙乃复姓，读过《左传》《史记》的人是不应犯类似错误的。甚者将作者所引的《文选》也通通改为《文论》，将描述宋代米芾父子画风的“米家山水般高古的意境”易为“作家山水般高古”，不知所云，令人啼笑皆非。 今年我编辑的一套丛书中有黄宗江先生一集，在黄府与宗江先生闲话，黄先生搬出以前出版的十几本著作，每一本都经他仔细圈阅，将错处一一标出，如“私淑弟子”误为“私塾弟子”，可笑的是黄先生再三标出其误，编辑仍“坚持真理”不改初衷；先生一文后缀“时77岁秋月望八矣”竟误为“望11矣”，此等谬之千里、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令忝为编辑如我者汗颜。今年第一期《文艺研究》刊载了刘梦溪先生谈陈寅恪与红楼梦研究的长文，清样出来后，刘先生嘱我校对，我校后标出了十几处与我们当下的习惯用法明显相悖的字句，未敢妄评，电话请教，才知古意如此，免去将来自责之累。故而《中国文化》采用的所有稿件，严格三校后均请作者本人过目定稿。
为人作嫁衣裳，本是功德无量之事。古人言：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每一个治笔墨之人，对自己的文字是一丝不苟深思熟虑过的，一个标点、一个句式、起承转合力求文笔通畅，气脉丰沛。尤其是那些学问渊博学贯中西者，其遣词用语无一不有其据。编辑本是一件苦差，作为同行，深以为是。在动笔删爻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力求避免本不应出现的甚至低级的错误。须知白字印成黑字那可是要对天下读书人负责的呀。若因版面受限，宁愿不排不发，也不可妄加揣度，轻举妄动，削足适履，随意斧正。笔尖重千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