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我的请求，汽车停在了抚顺火车站的站外广场。说好半小时之后，再去东公园附近那所中学接我。
“还是用车子送你去吧？”主人周到地说。
不，我要重新步行一次，从火车站到学校的路。二十七年前，我从这条路走到火车站，坐上火车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依稀辨得出当年的一些建筑，那些日本式的二层小楼。可它们也像人一样，老了，早已度过了自己金黄色的日子。
早先让绿木栅栏围着的那些小庭院、院内低矮的小松树、连接小楼和庭院的沙土小径，已为红砖砌成的多层公寓楼所代替。它们就像那些二层小楼的儿子或孙子，真像个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可是呢，跟北京重新拆建过的东安市场一样，你叫它什么商场都行，反正，它不再是东安市场了。
我急步向前赶路。拐角的小树、路上的斜坡、公共汽车的站牌、路旁的岔口，已不复是记忆中那样伫立在原处。道路似是而非……我不断向人打听去东公园或抚顺高中的路线，他们望着我那外乡人的打扮，一味地摇着自己的头。
凭着模糊的记忆，总算摸到了地方。
东公园已易名为胜利公园，围绕着公园的木栅栏和灌木丛，已经变为灰色的砖墙。往来行人，再也不能一面赶路，一面透过木栅栏和灌木丛去看那园中的山、山上的亭，以及园中的湖、湖上的桥、湖边的椅。只有鼎沸的人声，越过灰色的砖墙，向我抛掷下来，想来游人如织。
母校楼前的巨幅标语牌、标语牌下的花圃，以及“抚顺市第二中学”的牌子使我逡巡。幸好校门口有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告诉我，抚顺市第二中学的前身，就是抚顺高中。同行的朋友向他们介绍了我的身份，我被允许进了校门。两位老师想必通报校长去了，我却等不及校长的接待，径直去看我住过的女生宿舍（现在它已经成了资料室）；
吃饭的食堂（也改成了两间教室，大概没有了住校生）；
上制图课的阶梯教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
打过网球的网球场；
我的教室；
几乎每个晚自习后，都要在那里买一个九分钱面包的小卖部（为了这个面包，我每学期的品行鉴定上都有一条“好吃零食”的缺点）；
还有那一处楼梯，当年我就是站在那里，拆看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只是那棵老树不见了，我曾坐在那树下，一面啃着面包，一面复习功课。
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很认真的样子。不像我，上体育课时不好好学习爬绳，而是模仿电影《钦差大臣》里的细节：教育局长在赫列斯塔阔夫“你喜欢蓝眼睛的女人，好似喜欢黑眼睛的女人”的挑逗下，在惶恐中把燃着的烟头当成烟尾巴叼进嘴里……我学得惟妙惟肖，引得女同学们哈哈大笑，体育老师当场罚我爬绳。也怪，平时总也爬不上去，那次倒爬到了顶。
…………
张校长出来迎接我，然而我却不认识他，他请我到校长办公室坐。
依然是那间校长办公室，我入学的时候，在这里恭听过校长的训导。那时这间房子终日紧闭，现在人们随便进出。
我向校长一一打听老师们的消息，学校里竟没有一个旧人了。
“还有三位在抚顺。”张校长说。教地理的侯老师，教俄文的章老师，教历史的台老师。
张校长热情地为我打电话，请他们到学校会面。
除了章老师谢了顶，掉了牙，其他两位老师似乎仍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并不见老，虽然也不年轻。反正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大概见老的反倒是我。
“看过你的教室了吗？高一一班。”台老师问。
“看过了。”
“你还记得你坐过的座位吗？第三排中间。”
“记得。”
其实我早忘了，而他记得。在他被当做历史反革命一关三十多年的时候，那个教室、那些学生、那张课桌以及我，是他与世隔绝前的最后一组镜头。
他平静地告诉我，他的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前年已经得到落实解决，他刚刚结婚……如果我没记错，他该是往六十上数的人了。
我抓起放在茶几上的太阳镜，赶紧戴上。我怕他们看见我眼睛里的泪光。
“你当作家不是偶然的，那时你就读了很多书，上课时总在桌子底下偷看书。”
我觉得有些扫兴，便转过头去问侯老师：“您记得吗？我画了一张地图，您给了我四分，另一个同学用橡皮擦去我的名字和分数，写上他的名字，您给了他五分？”
侯老师脸上略显尴尬之色。他多半误会我的意思了，遗憾！
“我们对你印象最深。”他说。
当然，那还用说。我是一个调皮捣蛋、常得二分，并且需要重点帮助的学生。
章老师像从前一样，经常闭不上半张的嘴。我一直记得他在俄语课上给我们朗读时的情景：“苹果啊，苹果啊，请你掉进我的嘴里来吧……”那时我古怪精灵地想，难怪他的嘴，老是半张着。
“太阳升起来了，鸟儿开始叫了，森林醒来了……”
他自得其乐地沉浸在俄国文学的诗意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传承了他的教导，不论俄语还是俄国文学。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了他对俄语教学的一片痴情。
每每向学生提问，他像准备放出一发冷枪那样，显出居心叵测的笑容，好像我们答不出问题的窘态，将带给他极大的快乐。其实他的心肠顶软，经常下不了决心给学生打两分。
三位老师里最严厉的当属侯老师，他经常瞪着眼珠、直着脖子训人，好像他夜夜都睡落了枕。
“你到抚顺出差来吗？”侯老师问。
“不，我是专程回抚顺看看母校，看看老师。”
严厉的侯老师似乎很动感情。
“教三角的唐老师呢？”我差点没说成“糖三角”，我们那时很喜欢给老师起外号，教三角的唐老师，顺理成章地就成了“糖三角”。
“去世了，教你们语文的黄老师也去世了。”
我黯然。
毕业时，黄老师因我未报考中文系而深表惋惜，也许我现在可以稍许回报他对我的期望了。
相逢毕竟是欢乐的，似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互相打断。
“你记得吗……”
“噢，对了，想起来了……”
他们问及我的母亲，我的家庭，以及我做学生时他们便知道的一些琐事，我一一认真地做了回答。虽然我已成人并进入中年，但在他们面前，我仍然怀有孩子对父亲般的敬意。
他们没有一个人提起我当年的“败行劣迹”，全说我那时便有了当作家的苗头。然而我要找的并不是这些，我倒巴不得他们像当年那样，把我从座位上提溜起来，申斥我几句才好。
人们催我上路了，因为当天还要赶回沈阳。
我们在校门外合影，握手言别。
“谢谢，谢谢老师们对我的培育。”我说，然后返身快步走向汽车，再过一秒钟，我就会坚持不住，我不愿意流泪。
汽车开动了，我最后瞥了一眼他们的笑脸。
什么时候能再看到他们，再看到母校？我好像比这次见面之前更感到渺茫。
我像一个背着香袋进山还愿的人，又像从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的老梦中醒来。
198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