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一九八七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当她在世和刚刚走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时，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地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对付日子的时候了。
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让我依然能在那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那副老花镜，还真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有从她退休的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夜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意儿，回家以后，大事不好地发现老花镜丢了。马上返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即便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的地，刮下一层皮。
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的时候，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别的我不懂，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一九六六年，那副十三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老花镜里最好的镜片了。谁知二十五年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器官功能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上手术台的抉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反反复复对我念叨丢眼镜的事，丢了这么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像是犯了万死之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花十几块钱又配了一副老花镜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捡到一副老花镜？
没有！
老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那时母亲的老花的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老花，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当时已大力开展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
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吗？
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份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用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九〇年，即便戴着它也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那时还以为度数不够了，并不知道是因为她的脑垂体瘤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再到眼镜店去配一副，配眼镜的技师无论如何测不出她的度数。我们哪里知道，她的眼睛几近失明，怎么还能测出度数？我央求验光的技师，好歹给算个度数……最后勉强配了一副，是纯粹的“摆设”了。
这个“摆设”，已经带给她最爱的外孙女儿，留作最后的纪念。而那报废的眼镜，连同它破败的盒子，我将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时候。那不但是母亲的念物，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生活的念物。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钩，就像给学生判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钩。
那些用铅笔画的钩子，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钩子，像是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了。
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钩子，和用钢笔画的钩子，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了钩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粉皮凉拌白肉、炒猪肝、西红柿焖牛肉等等。
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鳖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就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唐棣给母亲买的。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
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钩、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做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馄饨之类的半成品，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地“老三样”。
今年春天，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颗粒很饱满。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们常常买豌豆，一是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母亲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儿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中还写道：
……我有时梦见姥姥，都是非常安详的、过得很平安的日子，觉得十分安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她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让我多伤心。可当时这情景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
也曾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儿也没能把毛线给她。
…………
尽量回忆母亲在厨房里的劳作。
渐渐的，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里的话，一一再现出来。
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买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
做米饭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掌平按在米上，水要漫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
渐渐的，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只是母亲却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
我敢说，母亲的烙饼，饭馆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展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还有母亲的炸酱面。
人说了，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
倒不因为是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用的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做的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就忍不住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炸酱面。
1992年11月2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