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兴“思想改造小结”的年月，逢到挖掘我那冥顽不化、难以改造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政治觉悟不高，自由散漫等等恶习之所以产生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时，人们总是宽宏大量、无可奈何地说：“张洁的问题，主要是中十八十九世纪小说的毒害太深了。”
我却暗自庆幸，要是我身上还有那么一点人性，要是我没做什么投机取巧、伤天害理、卖友求荣的事——这是我多少引以自豪的——和那些文学的陶冶是分不开的。
正是文学把我的某些理念唤醒，它们也许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完美，我甚至为此碰得头破血流，但我并不追悔。人在热爱某物或某人时，往往不那么客观、不那么理智，他总得为他的所爱，付出些什么、牺牲些什么——假如这也算牺牲的话。
我欣喜它们把我造就成一个有缺陷的、然而具有体会一切直觉的人，不然我今天就写不出一行文字。记得托尔斯泰对他的弟弟说过：“你具备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优点，然而你缺少作为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缺点，那就是偏激。”
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美或伟大。”
我以为他的立论过于偏颇，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作家按照自己的灵魂塑造人物。人在艺术形象里，还可以看到创作的美。
艺术家是通过自己的音乐、文学、绘画、表演和世界进行对话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赞赏还是怀疑这种固执：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痛苦的形式，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在磨盘里磨，把自己的胆汁吐出来，蘸着去写呢？
文学对我，从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苛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向往的那个样子。
为什么它就不能？！
除了文学，没有一样事情可以长久地吸引我的兴趣。我曾以为我是一个毫无生活目的、不能执着追求、蜻蜓一样飞来飞去的人，但是在文学里，我发现了自己。花了近四十年的光阴，太晚了一点，因此我格外珍惜。不论成功或失败，却是那样锲而不舍、那样不顾一切、那样一往情深……不知他人如何，我却常常感慨，一个人能找到自己，是多么的不易。有时人活一世，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更不要说找到自己。
想不到我那并不高明的小说，却引起个别人的怀疑，或是说某篇小说就是张洁自身的经历，还有人自告奋勇佐证：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真像那么回事。
或有人对某篇小说对号入座，入座之后，不那么舒畅之后，便把我告上掌有生死簿的权力机构，然后就沉醉在从自己过长的舌头喷射出的唾液所映射出的彩虹中，以为那点唾液便是足以淹死我的汪洋大海。
文学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难道仅仅是因为愚昧，才有人非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吗？不，它是一种武器。
福楼拜因写《包法利夫人》而被诉讼法庭十多年之久；
徐骏因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迫害致死；
吴晗同志因写《海瑞罢官》被迫害致死……
还有因那不好说出口的原因而贬低你的——你反复写的不就是自己那点破事！
可我也没见着你写了什么超出自身经验的惊人之作，是不是？
承认别人一个“好”，或在文学这条大路上也允许别人有个插足之地，对你难道就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
如果我像你一样，心怀什么目的，说你的创作照样有许多上不了台面之作，可是你很幸运，新老关系任你使用，不必像很多作家那样苦苦奋斗。而我还是喜欢你待在文坛教父或文坛教母的位置上，我虽不是教徒，但我崇尚与人为善的品德。
…………
在即将发表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里，我这样写道：“真正使人感到疲惫不堪的，不一定是将要越过的高山大河，却是始于足下的这些琐事：你的鞋子夹脚。”
上个月回家的路上，心绞痛发作，眼瞅离家不远，我却走不到头了。只好蹲在一棵树下，吃下一片硝酸甘油，顶着一头头冷汗，淋着一阵阵急雨，看急骤的雨点扑打着水洼里的积水，不知怎么想起自己艰辛的、做过好事也做过错事的一生……
我喜欢船。
难道我的船已经搁浅，只能在深夜、在海的远处，倾听海的呼唤了？而当初，也曾有过怎样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竟是这样的容易？
如果这样，我就不是我了。
于是我来到海边。畅怀地大笑，绕口令似的耍贫嘴，拼命地游泳，像一只船那样在海上任意地漂浮——不被控制、听任浮力的托举，是多么惬意的一种解脱。
我把大海拥进怀抱，让海浪一次又一次拍击我那孱弱的心脏。
太阳底下，我的皮肤铜似的闪光。
镜子里，我有了一张印第安人的面孔。我咧开嘴巴，一排白牙在闪烁，健康好像重又回来，我又有了力气。
我再次修补了我的船，该补的地方补好，该上漆的地方上漆，该加固的地方加固……对不起了，它肯定还能用上一些日子。
嗨，我又起锚了。岸、岸上的人、狗、鸡、房屋、树木……万般景物变得越来越小，它们全让我感到留恋，可是我的船却不能留在岸上，没有海，船又有什么用呢？
我看见，远远地，海浪迎过来了。滚滚地，不断地。我知道，最终，我会被海浪撞得粉碎，但这是每一条船的归宿，它不在这里又在哪里结束？
198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