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变成的一道滋味难辨的杂和菜：柏林，确切地说，是西柏林到了。
我走出机舱，迎面碰到的是史宾格朗架在肩上的摄影机，一挺重机枪似的瞄着我。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助手，举着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人的照片，以“验明正身”。
我很不自在，差点用手把面孔遮起来。因为那场景很像克格勃被驱逐出境，或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破获，或策动某起政变的嫌疑犯被法院提审……
除了我们本人，他还拍摄了我们在传送带上的人造革手提箱。
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只有在成为至圣贤哲后，他用过的一个勺子或坐过的一张椅子等，才会花那么多胶片拍摄下来，供后人膜拜和追念。如此这般，只能说明联邦德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中国作家前来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重视。
除“艺术节”的工作人员外，三月份在北京会见过的诺瓦克、彼得·施奈德，以及我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的译者阿克曼，也来机场迎接。
我乘施奈德的汽车前往下榻的旅馆。汽车由阿克曼驾驶，施奈德因酒后驾车，刚刚被吊销驾驶执照。
阿克曼开车，如理发师剃头用了一把不太好使的推子，理出来的头发就像狗啃的一样。他的刹车频繁而突然，每次刹车，众人都得猛然往前一栽。对此他解释道，他在上海工作两年，很久没开车了。
阿克曼前我们一天，乘其他航班到达西柏林，他不敢与我们同乘CAAC航班，据说这次发给他的翻译奖，奖金只有五百马克，而CAAC航班的往返机票，不但比其他航空公司贵出许多，还很难买到。
红灯，我们大家又往前一栽。在等待绿灯的时间里，我浏览街景。西柏林夜生活的时间，可能比联邦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都长，大约持续到午夜后的一两点。此时只有十一点多，街上自然灯火通明，人们游兴正浓。
这时，有个男青年探头弓身，往我们车里左右张望，我以为他认识我们车中的某人，谁知他张望后便转身离去，在一棵树下，以一泻千里之势，撒了一泡尿。我记得在美国随地大小便是要罚款的，西柏林不么？既然他能如此痛快淋漓，又何必往汽车里张望？噢，也许他在瞧车里有没有警察。车上的人，个个安之若素，我也噤声不语，否则是我的教养不够。
很快到了旅馆。大厅及酒吧都很富丽，住房却比不上北京的建国饭店，价钱可不含糊。所以阿克曼说，他只能在这个旅馆住两个晚上，房租太贵，明天就搬到朋友家去。阿克曼一点也不小气，可以说比我见到的好些洋人，都大方慷慨。
安顿好之后，和诺瓦克、施奈德、阿克曼、史宾格朗，在旅馆的酒吧聊天。
“我们离开北京后，你们在背地议论过我们吧？”施奈德问。他有一张农民般结实的脸。
“没有。不过我说过，这种会见，只能使我们彼此的了解，停留在一个非常表浅的层次上，倒不如有机会，多做个人接触，也许还能就我们的创作，进行深入一些的讨论。”我又反问：“难道你们背地议论过我们？”
只见诺瓦克和施奈德激烈地交谈了几句。阿克曼说：“倒是他们之间，背地里互相议论很多。”
我理解。天底下的文人，大多如此。
施奈德对我说：“不过我和你吵过一架。”
“是吗？我没有这样的印象。”或许他把辩论当做了吵架，总之我一点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好，我希望永远不要和你吵架。”
怎么会呢，朴实而诚挚的施奈德！
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使我精疲力竭，可我们还是谈到午夜一点。和外国朋友相识，能有再次见面的机会，似乎就有老朋友的意思了。
本以为在西柏林期间，可以和在北京相聚过的德国朋友多一些接触。但是第二天一睁开眼，我便身不由己，被各式各样的记者“切”成碎块了。
我至今仍感遗憾，给我和诺瓦克、施奈德、阿诺尔德、库宾接触的机会太少了。
就是在不多的几次相聚中，也因白天过度疲劳，或东西方习惯的不同，未能畅谈。
联邦德国著名评论家阿诺尔德、作家施奈德，以及阿克曼请我等人在饭店共进晚餐，刚刚谈到大家有兴趣的问题，如稿费、读者来信（其中有无求爱者）、性文学（他们也认为没什么意思）、作家当官后的苦恼等等，我却在席间睡着了。这显然败了大家的兴，阿诺尔德见我困得实在可怜，便建议聚会到此结束。迷迷瞪瞪回到旅馆，被旅馆旋转门狠狠夹了一下还不觉。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脚背上一大块青斑。
还有一次，施耐德在家中举办晚宴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同时还请了不少西柏林文艺界的名人。刚刚吃完甜点，中国人就起身告辞了，而有些客人则刚刚来到，他们是为了饭后的交流而来。虽然施奈德极力挽留，大多数人还是离去了。事后施奈德以为这煞费苦心张罗的晚宴，有什么不妥之处，我解释道，在中国，宴会到了上甜点的时候，就表示到此结束了。
记者们会不会知道，当我成为他们笔下人物的同时，他们也将成为我笔下的人物？
记得在西柏林接待两位从奥地利电台赶来的记者时，我稍稍透露了这样的意思。他们惶然问道：“你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吗？”
怎么可能！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六月十二号晚上，联邦德国驻华文化参赞海顿先生，为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西柏林之行，举行了招待会。
客厅不大，来宾约有四十余人。人多，每个人又都在说话，听得就很吃力。还有人扬声大笑，其声嘹亮如母鸡下蛋后的欢唱。于是人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以致把耳朵塞到说话人的嘴巴底下，也难以听清楚对方的谈话。
我的后背和后腰，不时被他人的胳膊肘或服务员手上的托盘，杵上一家伙。
通向阳台的门窗全都关着，冷气也没开，客厅成了一个闷罐车厢，四十多个人，就是四十多个散发着热量的小火炉。
客厅中间，一块被汗水濡湿、又高又大、蓝白条相间的后背很是醒目。
我在犄角找了张椅子坐下，不一会儿，那个湿后背，也满脸是汗地在我身旁坐下。
问过我的姓名后，他用中文说：“噢，我知道。”
“贵姓？”我问。
“瓦格纳。”
“好记。”我想到了作曲家瓦格纳。
“不过，我和那个瓦格纳没什么关系。”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一下就跟上了我的思路。
我注意到，他领带上的那个结子，已经不在喉结下老老实实待着，而如项链坠般，悬在胸口。他用食指挑了挑胸前的“坠儿”，说：“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
“你何不取下它呢？”
“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
我还没看清楚怎么来怎么去，他脖子上的领带，瞬间就没了影儿。
“我不喜欢这种招待会，站着，吃一点儿吃一点儿，没什么意思。我喜欢消消停停地坐着，正正规规地吃。”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的中文不行了，我刚从日本回来，在那里待了十年，只说日本话。”
“在日本有何公干？”
“记者。我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
“你喜欢日本还是中国？”
“我喜欢中国，不喜欢日本。”
有了前面的对话，便知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面前坐了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
“日本人很有礼貌，可是很难和他们交朋友。在中国却可以交到朋友。”
“你在中国有朋友吗？”
“当然，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同宿舍的‘杨’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常批评我。”这时，他挥了挥粗大的拳头，做了一个出击状，“……还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我正在找他。”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等你从德国回来了，咱们谈谈文学好吗？”
在我回答别人一句问话的当儿，他像他的领带那样，迅速地消失了。
从西柏林回来后，我又见到了瓦格纳，但是他没有和我谈文学，而是大谈外交公寓的耗子。
“我刚搬来的第一天，房间里除了一部电话机，什么家具也没有。那天晚上，我正在打电话，房间里也没开灯，只见一团黑东西，极快地向我蹿来，我猛地一跳，让过了它，它钻进墙角就不见了。”上面的每句话，都像演活报剧那样，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只老鼠。每天晚上，它都在我的书房里，啃我的稿子。”他侧过头，用右侧的虎牙做啃噬状，并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
可以想见，那是一只对新闻业充满兴趣的耗子。
“有一天，我看见它跑进了厕所，立刻把厕所的门锁了起来。我在门外，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又拿了一个闹钟放在门外，让闹钟时时大响；过一段时间，便用力敲一会儿门……”这些，无一不用形体动作加以说明。“三天以后，它死了。”瓦格纳胜利地大笑。
“不，我想这是因为它喝了我的一瓶香水，它把香水瓶也打碎了。”瓦格纳太太说。
瓦格纳说话时，表情、手势、动作都很丰富，嗓门儿也很大，我觉得他更像一个美国人，而不像德国人。
他信口抨击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人，或每一桩事，当然都与中国无关。我不知他如何进行采访，倒好像他时时在接受他人的采访，非常乐意地、滔滔不绝地表示着自己的意见。
瓦格纳真是个非常有趣的记者。
该报的一位女大腕可就不善了。
二〇〇三年九月，我在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文学节。这位大腕采访我两个多小时后，我问她，你一定知道我的身份是作家，但你提的这些问题，似乎属于采访胡XX或是温XX的范畴，我们能不能谈谈文学呢？
她很不高兴，也似乎毫无准备，随便提了几个所谓文学问题，便草草结束。尔后，这个让我付出近三个小时的采访，居然没有见报。显然是大腕发威了。
然后就从德国某些媒体，传出了有关我的负面新闻。诸如：不好对付，刁钻古怪等等。
有例为证：二〇〇九年七月，德国记者托马斯·维特曼先生代表瑞士、德国、奥地利三国电视台3Sat对我进行采访。
维特曼先生在决定采访我之前，有人出于关心，提醒他说：“你好好想想，你真的要采访张洁吗？这个人……”
他回答说：“我考虑好了，我要采访张洁，我喜欢她的书。”
从他的提问可以看出，他为这次采访做了很好的准备，不像有些记者，根本就是“赶时髦”。
他的提问也有一定深度，所以我很认真地回答了他的提问，此外我还同意他拍摄了我所有的绘画。因为在此之前，他听瑞士一位出版人说，我的绘画很不错。
他的采访，更像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得在镜头前重新表现日常生活的许多场景，包括在电脑上的写作“表演”，本来还要拍摄我画画的场面，被我婉拒……
采访期间，我曾对维特曼先生说：“你这个节目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关于文学我就不必说得那么深入了，因为文学是个太大的话题。”
他说，“除了这个电视节目，我还要撰写关于你的文章，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采访你的机会，也想尽量使用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然后他说：“可不可以问你的经济收入？”
我说：“当然可以。我每月工资四千多人民币，加上稿费，不多，够用了。没有人不喜欢钱，但钱对我不是最重要的，对我最重要的是文学的品位和对文学的追求。”
采访结束后，请他们吃烤鸭。
我去结账时，维特曼先生对随他而来的翻译说，她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你一天的翻译挣得多，这一顿饭，会花去她多少钱呢？
他能这样想，看来是个善良的人。
拍过“内景”之后第二天又去一个四合院拍“外景”。
拍完四合院内的镜头，又拍在小胡同里溜达的镜头，加上天气太热，非常辛苦。可是维特曼先生比我更辛苦，因为他还要安抚我、请求我做好节目……过后想想，我的不够配合，真有点难为他，对不起他。
我可谓遭到过多国联军的封杀。
一九八五年夏天，汉瑟出版社的塔吉雅娜帮我在联邦德国申请赴法签证，她说，法国领事馆强调，即便公务签证也需九天才能办妥，而且把她堵在门外，连门也不让进。
到奥地利后继续申请法国签证，也是很费周折，即便有法国外交部梦龙飞先生的电话通知也不行。
那天奥中友好协会的燕珊女士，陪我前往法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我们按了门铃，倒是有人出来应对，却把我们堵在门外。我对他提到法国外交部的电话，他看看我身上那件蓝布裙和脚上的蓝布鞋，说：“外交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绝对如此，请你去查一查。”
他极不情愿地转过身去，“砰”，大门发出自视甚高的一响。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门出来，说是有那么回事，一向仕女风度的燕珊女士，对他把我们堵在门外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只好让我们进入领事馆。
我把两张快照给了他，他说要三张才行。我说：“我办理奥地利、瑞士签证，只需一张照片，我已经给了你两张，如果你们还有特殊用途，尽可自己复印，愿意复印多少就复印多少。”
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顶多不去巴黎。
他嘟嘟囔囔地审查我们填写的表格，不时在表格上作些小修改，诸如画个叉或是打个钩，最后说：“好吧，明天上午九点来拿护照吧。”
…………
同年八月，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罗朗·迪马来北京访问期间，曾在北海“仿膳”设宴，我的座位正好在他们亚洲司司长一旁，没话找话，顺便提起办理法国签证手续的不易。“这是真的吗？”他不安地问。
“当然。”
“我感到非常抱歉。”
见他面露尴尬之色，不忍再说什么，赶紧宽慰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经历很有意思，作家应该经历各种生活，接触各样的人。再说我又不是法国的客人，不过是个旅游者，当然不能和在联邦德国以及奥地利的待遇相提并论。”
“他们为什么不让你进门呢？”
“也许因为我是黄皮肤吧，我已经把这段经历，写进我的《旅欧散记》。”
“不能改变了吗？”
“不，不能，这是历史。”
“我们一定要改正我们的错误。”他诚心诚意地说。
“祝你成功。”我相信了他的诚意，真心地相信了。
说到底，签证之难，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难，成则行，不成则不行。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聊天的后续。
不久，就从法国使馆传出有关我的流言，说我傲慢、刁钻、对人戒备、难以对付、不好接近，并且在中国文化界中广为流传。但是我觉得我不傲慢，不刁钻，不难对付，对人不够戒备……我还没说别的呢，如果再多说些什么，后果恐怕更不堪设想。
如果在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国家，都能如此这般对待不同意见者（还不是不同“政见”者），那么，我在社会主义祖国遭遇的封杀，更是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始终尊敬记者这一职业。
记者的工作和现实生活贴得太近，职业要求他们比作家具有更直接的献身精神，不论他们的肉体，抑或是他们的人格。
美联社曼谷九月九日电，美国记者尼尔·戴维斯在泰国政变激战中被打死。虽然电文进一步解释了戴维斯被打死的原因和过程，但对于这样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悲壮的事件，美联社却用了“被打死”这样一个口语化的词语。如果使用我们的新闻语言，我们至少会说“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节目中，我看见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然已是躺倒在血泊中拍下的、泰国未遂政变的一些镜头：许多模糊的、摇晃的，却又在狂奔的腿和脚……戴维斯不但给这个动乱的世界又留下一份难得的实地资料，同时也留下了自己。
戴维斯用生命换来的那些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局的变幻，很快就会失去它的价值。新闻，新闻，新的时候方才可闻，时过境迁便成了老闻，谁还稀罕呢？但是戴维斯的职业献身精神，不仅会为他的同行追忆，也会让严肃的人，沉思默想许久。
尼尔·戴维斯让我想起在联邦德国采访过我的北德电视台记者采尔科先生。不过他还好好地活着，我回国时，他已去他的“别墅”休假。
他的“别墅”来之不易。全部经费来自他的一笔稿费。这笔稿费，是他在阿富汗拍摄“重大题材”——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报酬。算他走运，没有遇到戴维斯那样的不幸。
世界总不太平，每天都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节目中，听到枪炮的轰鸣，看到流血和死人。这些实况谁人拍摄？还不是各地的记者。
采尔科先生的“别墅”，在爱尔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岛上包括采尔科先生共有两户人家，八个人。逢到涨潮的时候，海水就将他们与陆地隔绝，“但是保证有土豆吃。”他说，“平时我们就捉鱼，或是海蟹、龙虾吃。如果你有机会访问爱尔兰，一定告诉我，我请你到我的别墅去写作，绝对安静。”
到达西柏林第二天早上，我还没下餐桌，他就来了。瘦高的个子，一副近视眼镜架在同样瘦长的鼻子上。蓝色毛衣外，套着灰褐二色交织的西服上衣。
我们沿着AVOS高速公路，去万塞湖畔“拍戏”。二三十年代，这条公路是赛车用的跑道，现在却是一片被废黜的荒凉。我们的后面，还跟着一辆面包车，载着他的助手和摄像器材。
高大的橡树，巨人般地环抱着万塞湖，壮美的树冠，在风中摇曳出浑厚而低沉的吟唱。德国人常以橡树作为德国民族的象征，正是因为它的身躯，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
湖畔的“沼泽”饭店，是仿巴伐利亚风格的建筑。木顶白墙，窗前、阳台排满了红色的小绣球花，房椽的一头，装饰着一只鹿头。一劈两半的木桩子挖空后，架在房前空地上，里面栽满各色艳丽的花朵。
太阳时隐时现，捉弄着我们的摄影师，他较真儿得厉害，所以时时停机，我们不得不一次次重来。采尔科先生怕我厌烦，便介绍起当地的风土人情。“从前，凡是悬有鹿头的地方，就是猎人聚会的场所，现在鹿头已经成为纯粹的装饰，还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戴了绿帽子的丈夫们聚会的场所。”
“万塞湖附近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我以为他要讲一个神怪故事给我解闷。“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们在这里召开过一个会议，就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决定消灭犹太人。”
橡树林在云的暗影下依然安详地摇曳着，连它的绿色，也显出难以看透的幽深，我无法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和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联系起来。
太阳终于出来了。采尔科先生高兴地说：“我们这里一直下雨，是你带来了太阳。”
阿克曼则说：“你是巫婆，把太阳叫来了。”
可是我们依旧时拍时停，或是因为风太大，橡树不肯安静，从低吟变成激越高昂的喧哗。录音师说，如此这般，录音效果就会很差；或是因为摄影师要等待湖面上有帆船驶过，使我们的录像背景，更漂亮一些。难怪他们这样认真，后来看到这个节目的人对我说，景色和效果都好极了。
因为忙，我却错过了播放的时间。
我在风中冷得瑟瑟发抖，采尔科先生脱下他的西服外套给我。那天我的衣服穿得真是不伦不类，长袖衬衣外是件短袖毛衣，毛衣外是借来的灰绒夹克，夹克外是采尔科先生的西服，下面是一条蓝布裙。长长短短，一截又一截，还要做湖边观景、林间漫步的风雅状。
在北京上飞机的时候，地面温度为摄氏三十四度，因此携带的都是单薄的夏装，西柏林终日风风雨雨，温度经常在摄氏十六度左右，冻得我从来没有挺直过腰板。
“反正我们不是在拍摄时装广告。”采尔科先生安慰我。
有时我并不在乎自己的着装，只是摄像机镜头使我拘谨尴尬，如果世界上有最差演员奖，我肯定是头一名。
采尔科先生一再为耗时之久，以及来回折腾而抱歉、而不安。我说：“别这样不安，这是我们共同的事情，你是为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我也有同样的责任，不是吗？”
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当夜就赶回汉堡制片去了。后来我进出汉堡多次，他或是另有任务外出，或是到爱尔兰附近那个小岛上休假去了。
太阳好像是按钟点租来的，刚拍完万塞湖畔的“戏”，它就走了，大雨又开始哗哗落下。
幸好，下午全德第一电视台吕德斯先生的采访，是在室内进行。
因为只有一台摄像机，拍摄时只能始终对着我，等采访结束，再补拍吕德斯先生的镜头。他有些紧张，就着镜头上的玻璃片，拢了拢头发，照了照面容。
吕德斯先生是学德国文学的，学人文科学的人，在联邦德国很难找到工作。他是在失业两年后，才找到现在这个位子，我想他一定须做各方面的努力，来保住现在这个工作。
“一般记者在采访时，总要做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哪怕他采访的对象是某国总统，不过我不打算这么做。”摄像机开动之前，他这样对我说。这大概是西方记者普遍的创作心态，就连《明镜》周刊的大记者也不例外。吕德斯先生作为一个不甚著名，而又必须努力站住脚的记者，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足见他对职业的诚实态度。
“故作傲慢，恰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说。
摄影师要求我配合他的工作，仍旧坐在吕德斯先生的对面，这可以使吕德斯先生更容易进入角色。
摄像机沙沙地响了起来，吕德斯先生由于过分紧张，严峻得像要和谁决一死战。我觉得十分滑稽，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在舞台上叫做“笑场”，它有奇异的感染力，最终会导致全台演员的大笑。
吕德斯先生果然笑了起来，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让“笑场”的情绪过去。
工作结束时，吕德斯先生迷惑不解地对我说：“你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那么友好、温和地微笑着，可是你的回答，没有一句是同意我的。”
我愣住了，并不记得自己成心和他捣乱，这，算不算他的工作能力差，会不会影响他的“饭碗”？
我的情绪不那么好了。
你为“卢沟桥事变”争气了
为促进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联邦德国设立了“理查德·威廉汉德翻译奖”，首次发奖仪式作为“地平线艺术节”的序幕，先一天于西柏林艺术学院举行。我的《沉重的翅膀》一书的译者，米歇尔·阿克曼获得了一等奖。
我认识他两年多，头一次看见他穿上西装，还打了领带。据我所知，这条领带占他领带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他对待领带的态度，和《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瓦格纳一样：“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他们这代人，对繁文缛节相当不屑，布赫瓦尔特好像连一条领带也没有。
西装的料子为带有黑色麻点的灰色布料，上海私人小裁缝的手艺，但看上去很唬人。我听见好几个德国人赞美他的西装。米歇尔·阿克曼比我这个中国人还行，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个手艺好，工钱又不吓人的私人裁缝。
授奖仪式之后，由波鸿大学教授马丁、汉瑟出版社编辑布赫瓦尔特、译者阿克曼、Passau大学教师马乃莉，还有我，上台介绍《沉重的翅膀》一书的出版发行情况。
布赫瓦尔特介绍说，第一版印了六千册，三天之内卖得精光，他们不得不赶快再印第二版。他们还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这在德国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事情。最后他说：“《沉重的翅膀》在对社会缺陷进行批评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强烈的爱，这种奇妙的统一，正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个从未到过中国，可以说对当今中国社会所知不多的外国人，能对《沉重的翅膀》做如此中肯的理解和概括，算是一位很有眼力的编辑。
记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沉重的翅膀》发表的当年年底，便对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导，该文的正标题是：“一部政治小说在中国出现”，副标题是：“新作家写务实的邓小平与老一套极左分子之间的较量”。我照片下的提示是：“作家张洁，她为祖国而献身”。
汉堡海涅书店的老板对我说：“这是一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写的书。”
我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敢当，但可以说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
他说：“总之，全书贯彻了这种概念，但却在这里获得成功，这是很微妙的。”
我想这没有什么微妙，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对卡尔·马克思，以及对他理论的理解，资本主义德国并不比社会主义中国逊色。
马克思的著作，随时可在德国的书店买到。我不知这个现象，是否会让我们某些“私塾先生”感到意外，以致无法解释。因为马克思没有说过，公元一九八五年，他的著作也可以在联邦德国的书店买到。
摘引以上洋人对《沉重的翅膀》的评价，是因为我对这一现象始终不解：为什么有时老外，比自己的某些同胞更公正、更客观？
给我罗织的罪名何其多也，我这个人没心没肺，这等至关重要的大事，却记不周全了。只捡得其中几条，如：反对“四个坚持”；声称马列主义过时；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制造涉外事件等等等等。条条都是欲加之罪。
找个整治你的理由，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就像吐口唾沫。
时过境迁，历史已经为我做了最好的辩护。
我的思绪，已经远远飞离西柏林艺术学院，飞向我处于逆境时，给我以保护、支持、鼓励的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他们，但凭我一个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也闯不过这一关。
…………
马乃莉提醒我，该我发言了。
“首先，我要感谢阿克曼把我的小说翻译成德语，使德国读者认识了我。阿克曼可能是第一个把一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翻译成德文的人，我们知道，第一、第一个，总会让人长久地想着、记着。
“然后，我要向阿克曼表示衷心的祝贺。这个一等奖，阿克曼是当之无愧的。他对中国语言的结构，有着比较准确、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文字的魅力，有着奇妙的感应，虽然他说的中国话，带有很重的山东口音，（阿克曼插话：山东口音有什么不好？）但是他在翻译中国文学方面所表现的才华，几乎可以和德国人把麦芽变成啤酒这件事相媲美。（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最后，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小说翻译成德文，也有更多的德国小说翻译成中文，那样，我们彼此就会更加了解，更加相爱，这将会比任何一种武器都强大。
“谢谢！”
散会后，有人把文化部长、阿克曼、马丁和我拉到一起拍照，以及不断在读者购买的书上签名。
宗英大姐介绍一位上了年纪、雍容大方的夫人与我相识，看得出是炎黄子孙。
老人家问我：“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一九三七年。”
“‘卢沟桥事变’那一年。”老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握住我的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好，你为‘卢沟桥事变’争气了。”
眼泪一下涌上了我的眼睛，哪怕只为这一句话，不论遭受什么磨难，都值了。
夏季，欧洲的太阳是辛劳的。晚上九点，夕阳还铺满在街道上，早上四点多钟，它又得抖擞精神上班了，所以老是下雨，不然它怎么受得了呢？
听音乐会的那个晚上，却是少有的好天气。音乐厅的建筑很有特色，休息厅内的装饰、楼梯、圆柱，无一对称，一块块池座或厢座，错落地伸缩于舞台四周，通向各层厢座的小楼梯，可以说是神出鬼没。
休息后的节目，是无调、无旋律、不谐和的现代交响乐，古老的对位、和声，被肢解得体无完肤，但演奏及演唱的方法，却遵循了学院派的严格。
尽管几十名合唱队员、二重唱的男女演员，以及几十种乐器的庞大乐队“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效果却奇妙无比，让听众的心激烈搏动——而不是颤动，这和音乐厅的结构极为协调。
音乐会后，又去了一个地下室听摇滚乐。收过入场券后，收票人便会在入场者的手臂上，盖一枚蓝色印章。就像美国西部农场主，在新买来的牛身上，用烙铁烙个号码。
我的神经从里到外让摇滚乐敲打了一遍，当我如同洗了桑拿浴似的走出地下室时，那洒着细雨的夜晚，显得格外温柔动人。
无论如何，这个夜晚，是我在西柏林度过的唯一闲散的夜晚。
六月十七日是艺术节的开幕式。东南亚各国代表和文学爱好者聚首一堂，联邦德国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的学者，作了学术发言。
开幕式后，全体代表在万塞湖上游船，“我们要穿过西柏林的肚子。”艺术节总监西格荣先生说。即便工作再忙、再累，西格荣先生还是彬彬有礼，说话严谨，衣冠楚楚。艺术家们个个都是个性、随意性极强的人，这样一个艺术节能够不出岔子地开下来，西格荣先生肯定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也可以想见西格荣先生出色的组织能力。
在欢送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宴会上，他困得几乎说不出话，我们恰巧同桌，生怕我有所误会，他一再向我解释。
游船上，巧逢日本作家小田实，大家热情握手，竟有故友重逢之感，忘记了前年在北京的争议。那次会见，从头到尾，他不停地宣讲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害者，因为落在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最后我实在忍不住说：“我反对原子战争，也同情受原子弹之害的日本人民，可是中国人在抗战八年中的损失更为惨重，日本军队的‘三光政策’不比原子弹的危害小……要是日本军队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岛子上，不侵略中国，不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恐怕广岛也不会挨那颗原子弹。”
后来还是美丽的小田实夫人出来解围：“其实我丈夫从来反对非正义战争，这在他的很多小说里都有所反映。”
小田实夫人一定非常崇敬自己的丈夫，小田实先生每说一句话，美丽的夫人都颔首赞同，每一句都如此。而那次会见，从午宴一直谈到下午四点多钟，这期间，又是小田实先生说得最多。
他夫人会不会很辛苦呢？
临别时，小田实先生还向每人赠书一册，他特地选了一本描写战争的书给我。说：“因为你那么喜欢讨论战争。”——反倒变成我喜欢了，我才不过说了那么一句。
游船在晚上九点多钟靠岸，众人在湖畔的一栋老房子里吃冷餐。这时，才见到汉斯·布赫，他仍然一副匆匆忙忙，好像丢了什么贵重东西的样子。
我对他说：“因为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我带了一盘中国古典音乐的磁带给你。”
“太感谢你了。”他说。
“你牙缝里的沙尘是否洗干净了？”（他在记述北京之行的文章中，对北京的风沙表示了深刻的印象。）
他大笑，却有歉意：“你看到那篇文章了？”
“我原想再带两把牙刷给你。”
“我不够冷静。”我不过是开玩笑，他却那么认真，“但是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了你和北岛的好话。你的书在德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真高兴，你们中国女作家太了不起了。”
“中国的男作家也很了不起，比如诗人北岛，还有阿城，他的小说使我倾倒，如果问中国文坛去年发生了什么大事，那就是升起了阿城这颗星。我已经把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介绍给了阿克曼，他们二人一见倾心，阿克曼准备翻译他的小说。”
西格荣先生找到了我，说是西柏林一位文化部长想要认识我。
文化部长？在昨天颁发翻译奖的大会上，不是已经见过一位？在我后来的旅行中，又见过几位，联邦德国的文化部长似乎很多，我都闹懵了，分不清谁是谁，因此就一个没记住。
在人群中遇到一位绅士，西格荣先生介绍说，他是法兰克福一家大出版社的小老板。这位先生说：“本来我们想出版你的书，可是汉瑟出版社抢了先。”
（阿克曼后来说：“没有的事，这不过是现成的客气话。”）
我回答说：“噢，我还是喜欢让‘汉瑟’出。”汉瑟出版社的布赫瓦尔特听到后，神采飞扬地说：“好极了。”
“你是否游览了西柏林？希望你对它有所印象。”
“没有，我还没有机会参观西柏林，这几天我从作家变成了‘演员’，一天到晚生活在电视台的照明灯下，眼睛发红，还很疼，我怀疑这是照明灯刺激的结果。而且我考虑，回国后是否改行当演员？”
这位先生、布赫瓦尔特、西格荣先生一齐大叫：“不，不，你还是要当作家！”
西格荣先生领着我继续前行，我们似乎来到一间内室，这从房间里的人物便可推断出来。然后，西格荣先生把文化部长从一堆有身份的人物中掏了出来。
部长先生开门见山：“我知道你的书在德国出版的情况，第一版三天之内就卖完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你不要拿我们的数字和你们的数字相比，六千册在我们这里，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希望以后多做这方面的交流，而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技术方面的合作交流。”
好像我是有权决定文化交流项目的文化部长。
“在某些情况下，作家的作用，可能比政治家还大……”
“是的，”他不停地讲着类似两国公报上的那些话……我瞥见已有几位女士、先生，列队等着觐见部长，其中包括在开幕式上作“印尼文学研究报告”的老夫人，便急忙告退。
一个人，有多好！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应从汉堡乘车前往律贝克，在德语中，律贝克意为“可爱的”。
头天，欧燕对我说，上午九点，陪我去瑞士驻汉堡领事馆办理瑞士签证。
“来得及吗？”我很怀疑。
“来得及。”欧燕的笑靥让我安心。虽然刚刚接触一天，我便感到她是个办事认真的姑娘。一般来说，德国人办事都比较认真，计划性也很强，哪怕我在某地停留一两天，也会预先给我一个活动日程。实行下来，凡日程表上列出的事项、时间、地点、会见的人物，包括飞机火车几时起飞、开动，几时到达，几乎分毫不差。
除了由于会议主持人没有经验，在不来梅作品朗读会后的答读者问由三十至四十分钟的时间延长为一小时半之外，再没有发生过意外的事。其实按照我们的习惯，这叫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是应该受到嘉奖的。可他却一再道歉，因为那天晚上，十一点半我才吃上晚饭。
欧燕还是学生，学生办起事来尤其认真，对于老师吩咐下来的事情，几乎奉若圣旨。
九点，欧燕准时带我出发。
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一家小饭馆前。“楼上就是了。”她说。
找遍那个小饭馆的外墙，也没有看到瑞士领事馆的标记。到附近一家药店打听，说瑞士领事馆确实在这栋楼上，不过最近刚刚搬迁。
等我们打探到新址，刚才的出租车正巧兜了回来，我们原班人马又向新址出发。
果然在一栋浅灰色的新楼里找到了瑞士领事馆。没有门卫，自由进出。两张表格很快填写完毕，只是要我交一张照片，我立时傻眼。
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说，附近就有拍快照的，几分钟即可拿到。
自动快照就在附近的地铁站，五个马克两张，而且是彩色的。
五马克硬币塞进投币孔后，哗啦啦一声响，马上漏了下来。再塞，再漏。我们反复研究使用说明，认为我们在程序上并无差错，但收款机无论如何不肯吃进那五个马克。最后终于明白，自动收款机坏了。
我们赶紧跑出地铁，打听附近哪里还有快照，人们都回答不出。这时欧燕有些紧张，面呈愧色，连连“对不起”。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没有把应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眼看十点钟了。突然发现一家卖照相器材的小店，他们一定知道哪里有快照。进门一问，该店就经营这个项目。我们喜出望外，大松一口气，而且小店距领事馆很近。
我跟着拍快照的小伙计来到地下室，很窄，两米见方的一块地方即为摄影室。
四张，黑白，八个马克。我们想尽快付钱，小伙计说：“别急，再等两分钟，看看显像后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好，现在收了钱，入了账就不好退款了。”
两分钟过去，相纸上只显出极黑的八个黑点，其余部分则灰茫茫的一片，隐约可以辨出一个脑袋的轮廓，是真正的云山雾罩。那八个黑点，想来便是我的眼珠了，作为签证肯定是不行的，作为摄影艺术，倒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顺便说一下，我从不知道我的眼珠，黑得如此漂亮。
“你们还照吗？”
到了现在，只有“在一棵树上吊死”了，于是跟着小伙计又钻进了地下室。
这回怎么样，我们紧盯着小伙计手里甩来甩去的相纸，跟等待公布中彩号码差不多。
有了，有了。
相纸上的人物，和公安局通缉令上的在逃犯或不良青年难分上下，令我乐不可支。
小伙计的服务态度特好，还要重拍一次，我谢过他，时间来不及了。虽说这照片更适用于公安局的通缉令，但你总不能说它不是我，这就行了。
付款时，小伙计只收了四马克，来了个“残次商品，减价处理”。难怪他不急于收费，堪称遵守职业道德的模范。
陪同的奥斯特先生说：“我看你这张照片拍得不错，你还没见过我拍的快照呢，活像一个纵火犯。”说着，他从皮夹中抽出那张快照，确实可怖。“送给你吧。”他说。
从血统上说，他是恩格斯的侄孙，真正的革命后代，在北德电视台做着一份一般的工作，想必收入也不属于高薪阶层。后来我在他家留宿一夜，对他的生活水准稍有了解，这是后话。
要是在中国，他还不定享有怎样的荣华富贵！
奥斯特先生已经为我做了安排，六月二十八号晚上，在胡苏姆一位牙科医生家的聚会后，可搭乘他朋友的汽车返回汉堡，还在我前天住过的旅馆过夜。二十九日早上七点半，奥斯特先生的太太海迪，将我送到飞机场，从汉堡飞苏黎世。
牙科医生家的聚会热闹非凡。
胡苏姆是个小城，很少这样的聚会，更不要说还有十几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和一名中国钢琴家出席，他将演奏中国音乐。
当地知名人士可以说是倾城出动，如联邦德国著名作家西格尔里特·伦茨，诗人乌威，安娜·王等等，老老少少，将近一百口子。
后院有个烤烧饼似的大铁炉，上面架着油锅，不停地炸着拳头般大小的肉丸子，加上草莓、饮料，便是客人们的晚餐了。西格尔里特·伦茨夫妇举着油炸丸子和我边吃边聊。
大客厅里的讨论很是热烈，关于文学、关于友谊、关于外面正落着的雨……我缩在楼梯下的一张床，或是沙发上喝热茶。天冷、草莓冷、饮料冷，炸出来的肉丸子也很快变冷，我饿极了，但是没有胃口，只好一杯接一杯地喝热茶，红茶。看着几位妇女在那边忙活，不停地清洗杯盏、备好粮、茶、咖啡、草莓等等。
也有和我同在后室躲清静的人，也就免不了开“小会”。
“你什么时候写作？”
“不定时，要看有没有时间和灵感。我太忙了。”
“你用什么笔写？”
“顺手抓到什么笔，就用什么笔写。”
在联邦德国期间，至少有十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用什么笔写，难道与小说的成败很有关系吗？竟然有那么多人问到。
当然也有人问我的写作习惯，以及用什么纸写等等。
我自小爱惜纸张，也许那时家里穷，不得不如此。直到现在，白光光的稿纸仍然使我感到拘束，没考虑成熟的句子，不敢轻易落笔。最初的草稿，常常写在宣传材料、会议通知、文件、废旧信封的背面，然后誊写到稿纸上去。所以我的稿纸用得很省，看到别人哗哗地撕稿纸，总觉得心疼，好不小家子气！
我的草稿也是随誊随撕，那些不规整的纸张，是无法保存的，所以稿子一旦寄出就担心丢失，要是丢了，我可再也恢复不了原状啦。
“你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当然有。”
“比如？”
“比如刚才主人向公众介绍我们的时候，德国作家和中国作家都很拘谨，连伦茨也不例外。我们不像演员那样习惯于众人的眼睛。”
他们笑了。“还有呢？”
“还有？我发现你们的官员在发表演说时，也是又长又没有内容……”
爆发了不可遏止的大笑。
“别笑，别笑。他们的内容，正在于这个没有内容。”
他们还是笑个不停，我想他们未必能从更深刻的层次，理解我这句话，一定把它当成了绕口令。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人比东方人单纯、轻信。相比之下，我显得虚伪、圆滑，这使我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平衡，多少补偿了我在某些方面的自卑。要是什么时候有人提起我来，能够这样说——“张洁这个人太圆滑，太工于心计”，我准会高兴得跳起来，因为那意味着我进步了，也就不再受苦了。
晚上十点半左右，告别了众人，我搭乘兰德特先生的汽车，向汉堡出发，从此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半夜过后，我们到达汉堡，兰德特先生将我的行李和我送至三楼。我们按了许久的门铃，却无人接应。
小旅馆的老板睡沉了。我想，我只得在走廊的楼梯上坐一夜，等奥斯特先生的太太，明早七点半来接我。
真是出师不利，以后的旅途，还会遇到什么意外？不管遇到什么，都得我一个人应对了。
兰德特先生提起我的行李就走，他这是把我带到哪里去呢？
汽车在公用电话间外停下，他打了一个电话，不知是打给谁，但肯定是为了安排我。于是我把钱包里所有的硬币掏给他，我已经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更不应该再让他搭钱。不少硬币，掉在电话间的地板上，我听见它们滚动的声音，但没有情绪去找。
打完电话，他告诉我，他将把我送到奥斯特太太那里过夜。
汽车倒头，向郊区驶去。
路灯昏暗，只能照见马路及两侧沿街而立的景物。纵深地带的情况，则隐蔽在夜和雨幕之后。豪雨在挡风玻璃外又加了一道水屏，马路及路旁的房舍、林木、电线杆在雨刷卖力的刷动下，来回直扭。我们像是在一个环形布景中兜圈子，总也走不到了。我开玩笑说：“我们在回胡苏姆去。”
“对，在回胡苏姆。”兰德特先生说。
半夜两点，我们终于到了奥斯特先生的家，奥斯特先生的太太海迪，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房间和干净的被褥，洗完澡躺下睡的时候，都快三点了。但我睡不着，想着这位素不相识，又极尽责任的兰德特先生。
很早，我就听见海迪轻手轻脚地起床了，我也赶忙爬了起来。她年轻的脸，在柔和的晨光下，发着细瓷般的光泽，眼睛、眉毛、额头、嘴巴、鼻子、面庞……你只能说你喜欢或是不喜欢这种类型，却挑不出一处缺陷。她可以说是我在联邦德国期间，接触过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位。我真为那位恩格斯的后代高兴。
海迪不仅漂亮，还有大家风范，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多次被红灯拦截。斑马线内侧，一字排列着等待绿灯的各色车辆，我不止一次看到，从邻车驾驶座上，投向海迪的倾慕。而海迪只是至尊至贵地转过她飘着金色长发的头颅，既不显出鄙夷，也不故作姿态。
过了关检，在十数个快速滚动的字盘上，找到了我的登机口，无意间朝汉堡作最后一瞥，海迪竟还站在玻璃门外。那宝蓝色毛衣和深蓝牛仔裤的身影，在机场一片橘黄色调中，非常醒目。那时，我还不知我将第三次返回汉堡，并与海迪、奥斯特先生再次相见。只觉得像是坐在疾驶的列车上，一瞥车窗外，令人动情的一丛野花、一泓池塘、一棵老树或一架水车……那是我们一生中多次体会过的，转瞬即逝、一去不再的遗憾。
马乃莉已先我而到。她与苏黎世市政厅秘书海斯先生，以及苏黎世大学汉语系学生克里斯蒂娜小姐，在机场接我。
克里斯蒂娜一口流利的汉语，曾在北京大学就读。北京大学真是“桃李满天下”了。我在欧洲碰到许多汉学家，如联邦德国的米歇尔·阿克曼，马乃莉，瓦格纳（《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巴黎《解放报》记者曼丽，法中友好协会主席米歇尔·尕赫介，奥中友好协会副主席燕珊，瑞士苏黎世大学讲师科拉……无一不是北京大学的高足。
我们乘市政厅专车前往下榻的住所，这部车子在我停留苏黎世期间，供我们尽情使用。
欧洲是怀旧的，很多城市还保留着有轨电车。在苏黎世，十七、十八世纪，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随处可寻。老行会附近的小广场，就像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中的布景。
我喜欢在苏黎世的小胡同里穿行，胡同之窄，甚至可以让对面阳台上的两个人握手言欢。我仔细辨认每栋小楼兴建的日子：一四某某年、一三某某年……好像在寻找一个失落多年的朋友，他就住在这镌有一四某某年，或一三某某年的房子里。
在一条小胡同里，我们找到了列宁曾居住过的地方。简朴的灰白小楼，矮窗上装置着浅蓝的百叶拉帘，楼下是一家小书店。一层与二层之间的墙壁上，嵌着一块石板，上面刻着几行简单的文字：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曾在此居住。
房前的空地上，有一块不大的玫瑰花圃，一色的血红，在夕阳的辉照下，红得更加热烈。马乃莉、克里斯蒂娜和我，在花圃旁的长椅上坐下，静享这热情的、革命的黄昏。
不知从哪里钻出一只小狗，左右巡视一番后，忽然跳进玫瑰花圃，我正在猜想它去这美丽的地方有何勾当，便嗅到大煞风景的狗屎味儿。但无论如何，你不能不说它是一只文明的、有教养的狗，用不着“禁止随地大小便”或罚款五毛的条令规范。
我还找到列宁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天天早上喝咖啡、看报纸的咖啡店，并在店前留影。这个咖啡店同时又是达达主义者的聚会场所，苏黎世是达达主义的发源地，奥地利最后一位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皇后，美丽的伊丽莎白（又称“茜茜”），便是在苏黎世湖畔被达达主义者暗杀的。
六月三十日上午，是我的作品朗读会，由苏黎世大学东亚研究所麦恩贝克教授主持，还从联邦德国请来一位著名女演员，朗读《沉重的翅膀》。
我一向怕听朗读，只要一看朗读者的脸，一听那凡人嗓子眼儿里绝对发不出来的腔调，我就害臊、脸红，立马一身鸡皮疙瘩。
这位女演员真是仪态万方，举止端庄，一套线条简洁的灰黄色麻质连衣裙，套在她修长的身上。
她就用常人的嗓音读着，两只手一动不动、交叉地放在桌子上，而听众居然听得那么入迷。
后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我的作品朗读会时，也是由奥地利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朗读，基本上也是这个阵势。那位演员极其认真，就在朗读会前的深夜，还打电话再次核对，书中人名的正确发音。
朗读后，由我回答听众的提问。而后，是长长的、等候我在《沉重的翅膀》和《方舟》上签名的队伍。
最后是苏黎世市政厅的宴请。
我请马乃莉在我身旁就座。这时突然杀出一位不明国籍、黄皮肤、操华语的女士，纠正我在等级界限上的模糊观念：“这是正式宴会，不能随便乱坐。”
我说：“恐怕不那么正式，座位前并无各人名卡，前厅里也没有放着客人的座位表。再说马乃莉女士不是普通的翻译，我作为这个宴会的主要客人，愿意请谁坐在我身边，就请谁坐在我身边。”
宴会非常讲究，侍者送菜前必请客人过目，进餐过程也非常安静，因而华语女士的高谈阔论，如不太锋利的锉刀，锉动着人们的神经，又因为急于取得进展，锉动的频率极高。
她继续向我追问：“你看过某某写的小说吗？”
我深知，不明就里，万万不可随意表态，忙说：“没有。”
于是，她开始猛烈攻击那位远在千里之外的某某，情绪激烈、挥手顿足地强调某某为人、为文之恶劣，以致她的假发套子歪斜，露出了疏朗的白发，眼膏也洇了开来，刚才还好端端的眼睛，突然间就像得了一种莫名的眼疾。
我赶紧避开这个话题，与麦恩贝克教授谈话，操华语的女士，一旦弄清与我对话者的身份，立刻英勇地扑了上来，连珠炮似的、一发又一发介绍着自己。
我一直以为海斯先生是市政厅出席宴会的代表，后来才知道，我右手那位市长秘书，是代表市政厅的东道主，便举杯向他致谢。此时，他才算是暴露了身份，于是华语女士立刻又把市长秘书包了圆。
正好，我乐得安安静静享受那顿美餐。
不知怎么提起我喜欢船。市长秘书问道：“你想乘船吗？”
“如果方便的话，当然很好。”
“在这里你一定不要客气，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将尽力而为。请你等一等，我去联系一下。”
几分钟后他就转来，告诉我，他已与警察局联系好，饭后我将乘警察的摩托艇游苏黎世湖。
饭后，由海斯先生陪同我们游湖。开摩托艇的警察，是两个十分英俊的小伙，他们拘谨地把我们扶上摇摆不定的摩托艇，小艇好像受了他们的感染，拘谨地开动起来，摩托艇的那股帅劲儿，不知哪里去了。
“请开得快些好吗？”我们要求。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警告我们：“小心，我们加速了。”
小艇在湖面上潇洒地画着圈，低眉垂目的苏黎世湖，终于被挑动起来，紧随在船尾，疯疯癫癫地跳跃着、奔跑着。
瑞士人克里斯蒂娜，一半德国、一半中国血统的马乃莉，和一个中国人张洁，开怀地笑着。哦，我从不曾有过这样快乐的游戏，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大半辈子！
不要低估两个警察和这艘摩托艇的威慑力，当我们向一处码头靠近，准备登陆时，裸泳的姑娘纷纷穿上了泳衣，她们可能把克里斯蒂娜、马乃莉和我，当成了维持社会治安的女探警，而这里不是裸泳区。可我不愿意扮演这种煞风景的角色，我宁肯欣赏她们的胴体。
…………
作品朗读会后，再没有任何公干，便一身轻松地旅游：皮拉杜斯山区，卢采恩小城……
七月二日，马乃莉先我返回慕尼黑，因为她在大学还有课。十一点她必须赶到飞机场，而我上午还有两个采访。
两位采访者，一位是《波尔尼报》和《祖国报》的记者乌赫斯·米勒，一位是妇女杂志的记者。
乌赫斯·米勒先生和我需要马乃莉的帮助才能对话。事先说好，采访时间为一个小时，但米勒先生常常跑题，我闹不明白他是采访我，还是想和我聊天。
“我到中国后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没有’。在饭店吃饭点菜、点饮料，服务员常说的是‘没有’；在商店购物，经常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这事对他可能很新鲜，对我一点也不新鲜，《参考消息》上经常刊登老外这方面的反映，相信在今后不短的时间内，还会不断地刊登下去。
“在中国旅行时，我的相机丢了，就买了一个海鸥牌的中国照相机。在新疆天池拍照时，很多中国人说，‘奇怪，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用中国的海鸥牌相机？’而我认为，海鸥牌相机很好。”
他没有按照约定时间结束，而下一位记者已经来到，打乱了我想在马乃莉离开前，与她单独待一会儿的安排，只好和妇女杂志社的记者谈下去。一面心不在焉地回答她的问题，一面侧着耳朵辨听马乃莉的动静。终于到她启程的时候了，我甚至不能送她。
马乃莉走了，我知道。但我仍然到她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将门锁上。
我挂在门后的裙子，已经平整如新，准是我在答对那位女记者时，马乃莉替我熨烫的。
马乃莉虽有一半德国血统，却是地地道道的东方女性，在家是好儿女、好妻子、好母亲，在外是好朋友、好干部，永远不好意思对人说“不”，带着典型的、书香门第温良恭俭让的印记。我在瑞士、联邦德国得以愉快的旅行、访问，和她无微不至的关照，竭尽全力的帮助分不开。尤其在应对数十名记者的采访中，我们配合默契，几乎到了浑然一体的地步，有时我只要说了上半句，下面要说的意思，她早已心领神会。
有位德国朋友对我说：“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们二人答记者问，都说这是两个多么聪明而漂亮的妇女。”
我说：“嗯，是这样的。”
我不能客气，因为否定了我自己，便等于否定了马乃莉，无论在《方舟》德译本的再创作中，或是在瑞士、联邦德国的出访工作中，她都是我的一半。
克里斯蒂娜是个快言快语的姑娘。她拿了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苏黎世《瑞士报》给我看，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消息上说，中国人星期四（即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笔者）从美国卡迪拉克汽车公司得到二十辆卡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其中十五辆做了特殊的改装，车上随时可观电视、录像以及供应冷热饮料。汽车公司的发言人说，不知谁人可以享用这十五辆汽车。
我不能回答克里斯蒂娜“这是什么意思”。
回到联邦德国后，在慕尼黑，《星》杂志的记者，也问起这个问题：“谁能享用这十五辆汽车？”
我怎么知道。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有时候外国人比中国人知道得还清楚。
总而言之，购买这种汽车的中国人，让卡迪拉克汽车公司给卖啦。
有了独往瑞士的经验，我要求退掉返回慕尼黑的机票，改乘火车。
列车即将到达奥地利边境时，列车员走来告别，他要换班了。
过境手续很简单，边检人员上车看看护照，盖个印章就算完事。
中午到达慕尼黑，看见布赫瓦尔特的身影时，我高兴得大叫。布赫瓦尔特给人安全感，不论什么事，只要说一次，就不必担心不落实。
七月以后，我便开始了从萨尔茨堡到巴黎，从巴黎到慕尼黑，从慕尼黑到不来梅，又从不来梅返回慕尼黑，从慕尼黑三进汉堡的频繁旅行。
除了从慕尼黑到汉堡，以及后来回国乘的是飞机外，一律乘火车。
我从来也没享受过这么多独来独往的快乐，总是人、人、人，不能一刻放松自己的神经。比方说，那会儿你的亲人生命垂危，正在医院抢救，忽然有个人闯上门来，东拉西扯，说点儿着三不着两的闲话；或是有个说是认识你的人，带上一大帮你不认识的人，在你那拥挤而寒碜的小屋里高视阔步，恨不得拉开你的每一个抽屉，看看里面是否有香艳的日记或情书；或者某人介绍一位目的不明的男士来访，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在哪家报刊上登过征婚启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你都得掩盖起自己的焦虑、烦躁，耐着性儿、赔着笑脸小心应酬。但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闲话可说，你没有打开每个抽屉任人参观，更没有香艳的日记或情书供人飞短流长，你让那位目的不明的男士大失所望……得，转眼之间，你就会变成混蛋，你骄傲，你臭不要脸，你伤风败俗，你写的东西是狗屁，你倒卖过黄金，你劳改过三年，你爹是疯子，你妈长了条尾巴……等着吧，他会开动所有的机器，把你挤压得出不来气。凡是这样的人，都是一副铁石心肠，全然不念旧情，你伺候过他一百次，第一百零一次没伺候到，那就前功尽弃。总之，不管在哪儿，只要有上三个中国人，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我好累啊，巴不得跪下来向四方磕头，求求您哪，行行好吧，饶了我吧。
一个人，多好啊。没有人和我讲话，没人挑我的不是，像个不好伺候的婆婆。
火车每从一站发出，列车员便来检票，他们记得很准，决不会让你第二次掏出车票，你尽可以安心睡去，或任意遐想，再不会有人打扰。
人生有多少时候能不被人打扰？我愿那列火车，一生一世也不到站才好。
可它们终于到站，一站又一站，我不得不背起自己的行囊，汇入人流。
我把目光的焦点，对准车窗外远处的山冈。
灰色的古堡依然像几百年前那样，掩映在森林后的山冈上，只露出它圆锥形的尖顶。号声也许会即刻响起，林荫道上将驶过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一位公主；或是白马上骑着一个穿白色猎装的王子，前后簇拥着打猎的侍从和猎狗……凡是一个智能低下的脑袋所拥有的想象，一个我都没落下。
说来惭愧，我在文学上的启蒙读物，竟不是《千家诗》，更不是四书五经。
我的阅读，是从格林童话、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话开始的，就连我的恋爱观，也是从《白雪公主》之类的文字里得来的，说实话，我上了《白雪公主》的当。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虽然深窝在关中平原的一个峁子里，执教的先生，可都是从沦陷区跑出来的有才之士。学校的图书馆里，少不了这样的读物。破风琴上演奏的，免不了这样的曲子，填着不知是先生创作的，还是翻译过来的歌词。歌词文白夹杂，十岁左右的孩子，既不知这歌词是哪几个字，更不知歌词的含义，只是觉得中听，便照葫芦画瓢地跟着乱吼。长大以后，才知道先生教的，都是西洋音乐中的名曲，这才一字字地“对号入座”。
比如《念故乡》那首歌，填着这样的歌词：
林外钟声起，飘摇沉暮中。樵夫岭上过，归担夕阳中。
步随山景转，心与晚霞涌。长箫寄愁意，漫和林外钟。
年华似剪水，本是不停纵。老境行将及，悲欢幽梦中。
还有《故家归人》那首歌：
哀游子穷穷其无依兮，在天之涯。
唯长夜漫漫而独寐兮…………
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
不行，记不全了，时间隔得太久，虽然旋律不曾忘记。
从不来梅返慕尼黑的时候，我没有在汉诺威换车，而是在波恩做了几个小时的停留，因为波恩是贝多芬的出生地。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部的第一句是：“江声浩荡……”
而今，面对如此旖旎的莱茵河，实在想象不出，它如何发出“浩荡”之声。也许一七七〇年贝多芬降生时，它曾经“浩荡”过。知道吗？沧海还能变桑田呢！
我到这里来过吗？
斯坦贝克在睡。
斯坦贝克湖也在睡。
湖边，苦栗树下，青草地上的白色长椅，诱惑着我进入一幅风景画——如果长椅上再添一个穿着睡袍，披一条小毛毯，睡意矇眬，线条模糊的女人——一幅任哪个不出名的画家，都能画出来的通俗风景画。
然而，我舍不得放弃光着脚板，走在清晨草地上的快意。
露水沾湿了我的脚掌，苜蓿草、车前草的细茎，轻轻地刺着我的脚心，紫色的苜蓿草亭亭玉立，我垂下头，在它面前伫立。“你好吗？”我说，“我终于可以在这里暂时停息，和你做个伴。”
我还是个旅游者吗？
早晨的脚步，越来越快地走过阿尔卑斯山脚那舒展的漫坡。
阳光越来越明亮了，渐渐地，却又异常迅速地从婴儿变为成熟的少女。
但她也会很快地从一个含情少女变成泼辣的妇人。我想等，等到她的离去，那时我才会坐在苦栗树下冥想，一直想到天也黑了，湖也黑了。
这里的地皮很贵，我问史宾格朗：“你是资产阶级吗？”因为我在这里住的房子，是他名下的产业。
马乃莉笑曰：“他是资产阶级左派。”
史宾格朗身兼数职：电视台记者，著名评论家，某杂志社主编，还写小说。总之，他是一个忙得谁也找不着的人，一个少见的、忙到不守时的德国人。
昨天，他突然从慕尼黑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又在房间里晃了几圈。问我：“你独自住在这里，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好极了。”我说。
然后他就开车走了。等他走后我才明白，他是为了看看，我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生活有没有困难。真是难为他了，因为他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点可以称得上是“细致”的优点。
从慕尼黑到斯坦贝克湖，虽有高速公路，往返也需一个半小时。
他还总是带姜给我，一大块一大块的。联邦德国不生产姜，他肯定是在中国商店里买的。
后来我问贝蒂娜，史宾格朗为什么总是给我姜。“是不是他以为我每天都要炒一盘姜吃？”
贝蒂娜大笑，说：“是我告诉他，你喜欢吃姜和橘子制作的果酱，他大概听错了。”
我想他更可能是只听了一半，那一半恰巧是“姜”；也或许因为那种果酱是英国货，不太容易找到？
二楼的夫妇游泳回来了，他们每天起床便去游泳。
丈夫是位剧作家。太太定时为他供应冷热饮料，以及高热量的食物，此外，她或是躺在树下的躺椅上，或是躺在湖心的橡皮筏子上看书。
女房东沙洛特是英德语翻译家，喜欢奥茨的小说，也极其喜欢我写的《山楂树下》（这篇小说已由马乃莉译为德文），说它具有契诃夫的风格。
我干吗要像契诃夫啊，我就是我。
斯坦贝克的居民，有不少文化界名流。
邻居们很快就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沉重的翅膀》《方舟》以及我的评介，他们兴奋地把报纸拿给我看，可惜我一句德文也不懂。慢慢地，斯坦贝克人知道，我就住在当地，便来造访。他们用惊诧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怎么也不相信，此人就是张洁。
…………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要想把自己按在桌子前写字，实在太难了。
我常常停下笔来，什么也不想地瞧着水光潋滟的湖面，或是湖上的彩帆发呆。那是帆吗，分明是一只只色彩斑斓的大蝴蝶，正在吮吸如露水般甘甜的湖水。
终于忍不住跳上独人橡皮筏，划至湖心，仰面朝天一躺，任筏子随波逐流。
或是坐在院子里的遮阳伞下。周遭的气氛如刚熬出来的果酱，又暖又甜，我不由得闭上懒惰的眼睛，似睡非睡，任蝇子在我的耳边哼哼。
太阳跑得那么快，已经转到湖对岸去了，湖这边的景色，此时正如交响乐中“如歌的行板”。
回到房间，放下窗帘。强迫自己趴向桌子，可是，听，牛铃在响。
便又禁不住掀起窗帘向外望去，那是一个没有眼睛的夜，只有风在吹。
漫撒在坡地上的牛群还没睡吗？牛铃时断时续，想必它们也会不时歇下脚来，倾听一会儿天籁的神韵。
我坐上窗台，期待着牛铃的声响，滞闷的、忧伤的、无可诉说的，一声又一声，领着我走向夜的深处。
唉，写吧，写吧！
多明戈的歌剧要不要听？谁让我恰巧赶上慕尼黑的歌剧节。巴伐利亚州歌剧院请来了世界著名歌唱家，如多明戈和当今演唱《茶花女》的第一把交椅，捷克女高音歌唱家Ediea Gruberova。
我怎能经得住这样的诱惑？不但看了，还连看了两场。
对于女人，听歌剧不仅是艺术上的享受，还是一次难得的、展示自己的机会。听歌剧比听音乐会的服饰还要讲究，而听哪一部歌剧就更有讲究。像《茶花女》这样的剧目，以及多明戈这样的歌唱家领衔主演，可谓歌剧演出中的盛典，幕间休息时，休息厅里如万国博览会上的服装大赛，令我眼花缭乱，赞叹不已。
绅士们则黑色礼服，连领带都换成了领结，这是几百年沿袭下来的礼仪，并没有什么成文的规定，但人人遵守，还没见有谁敢惊世骇俗地穿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出场。
在苏黎世访问期间，正值世界著名钢琴家，十六岁的希腊神童演出，苏黎世市政厅招待我和马乃莉出席音乐会，没想到多出一张票，我们请陪同克里斯蒂娜小姐一同前往。起初她坚持不肯，因为没有准备，一身短打如何进剧场？我们说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再说这么好的机会，放弃实在可惜，她才在我们两人的挟持下进了场，但是“没有教养”的不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
对我当然也是一次难得“臭美”的机会。年轻时那么喜欢漂亮的衣服，可是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不敢穿，一件衣服惹来的麻烦，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
从来喜欢曳地长裙，可哪有机会穿它？所以在慕尼黑、维也纳听歌剧时，我从不放过穿长裙的机会。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女为悦己者容”，我看也不尽然，漂亮的服饰对自己也是一种愉悦，它还会带给自己一个好心情。我毫不隐讳这方面的爱好，反正我也成不了令人景仰的楷模，更当不了“马列主义老太太”，何不自得其乐？
在慕尼黑的日子，是少有的惬意的日子，在其中而又没有渗入其中的生活，是最松心的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被纠缠到某个旋涡里去。
写吧，写吧！
该不该去看望米歇尔·阿克曼的父母？
他们也住在斯坦贝克，何况他们邀请我吃晚饭。
…………
米歇尔的姐姐、妹妹，以及他本人，都出生在这栋建于一九二〇年的房子里。
“他们小时睡过的床都在，苏珊娜回来时，还睡那张床。”米歇尔的母亲说。不过我想，米歇尔无论如何是睡不进他小时睡过的那张床了。
我的盘子里，放着一个用红丝绒带扎着的纸盒，这是给我的礼物——一套木制的、穿巴伐利亚民族服装的小乐队在演奏：一个黑管，一个小号，一个长号，一个手风琴手。不过他们面前的小桌上，只摆了三杯啤酒。
盘子旁边，特意为我放了一双筷子，日本筷子。“我可以用刀叉。”我说。
席间，天花板上不时响起滞重的脚步声，从这脚步声判断，此人定有二百公斤的块头。
“这是我们的两只狗，我把它们关在屋顶的阳台上了，否则它们会打扰我们的谈话。它们小的时候，常常坐在人的怀里，现在它们长大了，还想坐在人的怀里，它们不懂，这是不可能的事了。”米歇尔的父亲说。
饭后，当我们坐在院子里谈话时，我看见两只牛犊般大小的黑狗，急得在阳台上转磨，并从栏栅的缝隙中，探出它们潮湿的鼻子，恨不能从那里钻出来参加我们的谈话。
而后我们又翻看家庭相册。小时的米歇尔，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小的时候，很爱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哭，还不时停下来看看是否有人经过，如果有人经过，接着再哭。”米歇尔的母亲说。
“米歇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说。
“做母亲的听到这种话，都是高兴的，不过米歇尔确实很善良。”
我渐渐为米歇尔母亲的照片所吸引，她年轻的时候真漂亮，像四十年代好莱坞明星，即使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身段还是那么窈窕。相册里，还有米歇尔的妹妹在母亲节写给妈妈的祝词。“妈妈，你对我真好……”如今已年近三十的妹妹，继续念着，“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希望你快乐。”
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夜走近的声音。
直到告辞的时候，米歇尔的母亲也没能明白，我们怎么一会儿在上海见面，一会儿又在南巴伐利亚州的一个镇上见面。
我说：“这种事如果不去多想，好像便没有什么可想，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要是越想便越觉得奇怪。”
老人们一直把我们送出院子，送上汽车。此时，只听见汽车发出一片令人惜别的启动声。孩子们也各自回自己的家了，这样整齐的聚会并不多。
我回头望去，老房子的灯温暖地亮着，依稀辨得出院子里晾着的衣服；伫立在大门外，不知是寂寞还是不寂寞的两位老人；还有阳台上的两只狗，一只六岁，一只四岁，卫士样地守在那里，一动不动，也许动着它们的耳朵、尾巴……不过我看不见了。
写吧，写吧……
米歇尔姐姐的那个出版社，特地为我组织了一次游船活动，去不去呢？他们出版了我的小说《方舟》，出版社工作人员为清一色妇女，前些年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听说最近观念上有了分歧，而且她们当中，有人不同意我对女权运动的看法，希望有机会与我辩论。
…………
没有人和我辩论女权问题，斯坦贝克湖亘古不变的魅力，显然比那些没有结果的争论更有意思。
中途我们下船，参观为路德维希二世而建的小教堂，一八八六年，路德维希二世在此溺水而亡，更多的说法是宫廷权力斗争而致的谋杀。他生性浪漫，喜欢幻想，只想做一个童话式的国王，也修建了一所童话式的宫殿——水仙宫，还没来得及入住，便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传说至今还保存着一个盒子，里面装有一张纸，上面写有路德维希真正的死因。按照当时的规定，盒子在他死后一百年，也就是明年才可以开启。人们寄希望于这个盒子，认为它可以解开这个死亡之谜。而我想，更大的可能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因此我也在等待明年，以证实我的推断。
他一生不得志，爱上巴伐利亚州一位贵族的女儿伊丽莎白——人们都叫她茜茜，据说她的头发很多、很美，但茜茜嫁给了奥地利国王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
在王室的指定下，他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皇族女人，一生真是事事不顺。巴伐利亚的老百姓却很爱他，叫他“童话国王”，这个小教堂即老百姓为他而建，并在他溺水之处竖立起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远离湖岸，突兀在湖水中，孤零零地站了一百年……但这也许正是他生前无法得到的、最好的去处。
下午四点左右上岸时，码头上的红色信号灯急迫地明灭着，警告风雨将至。霎时间，湖上的船只和游泳的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继而湖水也从碧蓝变为灰黄，并不甘落后地喧闹起来。我们到离码头最近的路易莎家避雨。刚进门，大雨便泼了下来。
路易莎那栋楼的住户，大多是影业人士，演员、导演、摄影师……路易莎就是导演，希望有朝一日，与中国合拍一部影片。
谈话之间，进来一位姓阿赫特布什的先生。“听说你来了，特地来看望。”他有点儿羞涩地靠门站着，右手不知为什么一直夹在左胳肢窝里。
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右手从左胳肢窝里抽了出来，我看到，那只手里握着一只用木头削制的小黄鸟。“这是我祖父做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小黄鸟做工虽然粗糙，却是我应该仔细保存的。随后他又拿出一张海报，上面是五个中国孩子的背影，还有竖写的四个中国字：“蓝色之花”。他说，这是他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而后就羞涩地告辞了。
我们坐在路易莎的廊子里聊天，喝她用四种草或树叶自制的香茶，那是她在巴伐利亚森林里采摘的，有薄荷的清香。
路易莎喜欢爬山，桌上堆满各种形状、颜色的石头。我拿起一块浑圆透明的石头细瞧，她说：“这是水晶石，巴伐利亚人多用它来占卜。这块水晶石是一位女巫送给我的，从前没有这么圆润，是她长年摩挲的结果。”随后她拿出几块水晶石，都是她在阿尔卑斯山上找到的。
“你怎么知道哪里有水晶石呢？”我问。
“有向导，他们知道。”
“它们就这样亮晶晶地躺在山上吗？”
“不，都夹在岩石里，要小心敲开外面的岩层才能得到。”说着她又拿出一块三角形水晶石，“这块是我自己在河里找到的，送给你吧。”
一旁有人说，路易莎还会用水晶石占卜。
“你能为我预言什么呢？”
“你想问什么？”
“随便。”
“总得说个方向。”
“事业。”
她转过脸去，对着窗子，把那块水晶石看了很久，然后把她看到的一切告诉我。我不知应该相信还是不相信，但那以后我不由得去留心在某月出生的人，路易莎说，这样的人将对我发生莫大的影响。
…………
雨中，我送她们上了回城的汽车。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关了灯在窗前坐下。这是我在斯坦贝克的最后一夜，明天又要重新开始那穿梭似的旅行。
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湖对岸码头上的红色信号灯在明明灭灭，丈量着我心里的空阔。
我不记得那一夜我是否睡过。
早上八点多，我从窗口看见布赫瓦尔特把汽车开进院子，他来接我回慕尼黑。九点，我将在汉瑟出版社与各地来的书店老板会面。
我向斯坦贝克看了最后一眼。不，我不说再见，虽然我知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重来斯坦贝克。
……既然我把你带走了，我又何须忧伤呢？
1985年7月至12月
斯坦贝克—慕尼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