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的一天，还在美国，最为薄情只认潮流的电视，突然念旧地播放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的一场演出。
一直等到九十多岁高龄，霍洛维茨才在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下，得以返回生养他的俄罗斯，而且只演奏了一场，不知这是他个人的决定还是当局的决定。
电视回放的正是那一场音乐会的实况。
我无法表述倾听那场音乐会的感受，只觉得在那唯一一场游子还乡的悲情演出中，不论演奏者或听众，感受的不仅是钢琴演奏艺术，还共同演出了那场戏剧人生的最后一幕。多少场景、细节、伏笔、人物、矛盾、冲突……人生所有的不得已，都在那唯一一场演出中，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中一一交割。
霍洛维茨的音乐，不可颠覆地从渺远的高处，悲悯地俯视着将他长久拒绝于国门之外的、生养他的俄罗斯，俯视着泪流满面、百感交集的听众。
尽管没有足够的音乐修养，可我听懂了在那音乐面前，伟大的（也许卑琐的）往事何等渺小，包括他自己那顶其大无比的帽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
常常自相矛盾，比如已然老奸巨猾到不再相信永恒的我，一旦他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只好极其不甘地暂时放下对永恒信誓旦旦的仇恨，至少在那一刻，觉得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永恒，那就是霍洛维茨。好像一旦帕瓦罗蒂唱起来的时候，还会觉得他的声音，是为着表述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而生。如此华丽，如此多情，如此灿烂，如此转瞬即逝一去不再复返！
我盲目地深爱已然故去的霍洛维茨，或不如说是被他的音乐所爱。对于一生充满失败、常常遭遇盘剥的我（这与经典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无关也与他人无关。不是说：有不花钱的奶牛为什么还要买牛奶呢？），我理解为上帝是公正的。
哪怕在CD盘的封套上，只要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悲从中来。马友友的脸决不会让我生出这样的感觉，即便马友友在演奏悲怆的、沧桑无比的段子。当然我也深爱马友友，但这两种爱是那样的不同，如地中海的阳光和伦敦老墓地中漫散的雾。
像很多酸腐的老旧文人那样，我对悲喜人生有着习惯性的取向。但我仍然不能断定，这爱的重点是否在于对历史的别一种叙述？某些时候，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历程，不得不成为造就甚至品评艺术一份不可或缺的条件。
抑或是因为他的人生态度？纵观天下，还有谁能像他那样，根本不在意那顶其大无比的帽子，一度停演十多年。用十多年的时间来反思、思考，对音乐、艺术的更深理解和表现？也许有人还记得，十年“大革文化命”之后流行过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能有多少个十年？”
对于艺术追求的最后高度，他是不是为人们制作了一个与社会通行标准完全不同的版本？那就是没有极限的极限。
所以二十世纪只能有一个霍洛维茨。比之霍洛维茨，那些什么钢琴、提琴、凡是能想得起来的各种乐器的王子或公主，只能是百老汇那种地方出品的王子和公主。
不必对艺术家和作家寄予过高的企盼。不要说在某个国家，即便在全世界，一个世纪内能有十个霍洛维茨这样的音乐家或作家已经足够多了，你能想象在一个世纪内，世界上出现二三百个霍洛维茨的局面吗？外星人要不来灭你才怪，再不就得发生二十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