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所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与来自某个岛子上的一位汉语女教师有过同事之谊。
有天她的学生问我，“通奸”是什么意思？
我想也没想对她名下学生的提问做个回答有何不妥，张嘴就回答说：“大部分指不合法的性关系。”
她知道后，礼义廉耻地教育我：“你怎么可以对学生解释这种下流的词汇？”
我大惑不解地说：“怎么不可以解释？如果他将来用错这个词，对她的父母或对总统夫妇说‘你们通奸了吗’，那才糟糕呢。你翻过《辞海》了？《辞海》上说这是一个下流的词汇吗？”
即便文人相轻，不也就我一位讲授当代中国文学？但如此这般的芝麻粒儿，却经常撒入我平淡的教学生活。并无大碍，只是不好打扫。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本该休息片刻的时段，忽然想起一件马上要办的事，只好到办公室去。既然是自己的办公室，自然长驱直入，没想到该女教师和一位来校客串的名教授，正在我的办公室里热吻。
我这个人很不礼义廉耻。相反，我认为在配偶之外与他人偷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理解来客串一把的名教授没有办公室的现实。只是他们应该去旅馆租个房间，名教授又不缺钱；却不该占用他人的办公室。在西方，这才是非常不礼貌，甚至是粗鄙的行为。我不喜欢轻易用“下流”这个词，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的一个词。
撞见他人偷情，当事人其实倒没什么，而闯入者的态度却难以拿捏。如果是你的朋友，一笑了之即可，如果不是你的朋友而又认识，则比较难办。特别对方还是一位红了半边天的名教授。
我极其讨厌扩散这种事，多少次当他人议论圈内人的绯闻时，我都是拒绝合作、掉头而去。
这一次偏偏让我撞个正着。如果我不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该有多么简单！
作为办公室的主人，我不得不对此有所表示，否则就有趋炎附势之嫌，反倒可能被当事人视为下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事情却偏偏如此。他们可以发生这种行为，你却不可阿谀奉承这种行为。
于是转身到系秘书办公室，请求秘书为我写一张告示，贴在我办公室的门上：未经本人同意，请勿占用。
秘书奇怪地看着我，何以提出这等多余的要求。不过她也不多问，照办就是。
我觉得这样处理比较稳妥，大家心照不宣。既尊重了自己，也给当事人留足了面子。
再一次讲到某作家的作品，正值该作家滞留美国，便请他前来现身说法，该女教师也慕名前来听课。课堂上，作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发表了很不公正的看法。这种看法如果得不到纠正，那些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毫不了解的美国学生就可能产生极大的误解，而且我也不敢担保这些学生日后一定有消除这种误解的机会。那么这种误解，将使中国知识分子长久处于恶名之下。于是忍不住对那不公正的看法作了一些纠正，当场受到作家太太火力密集的扫射。
我不过举了个例子，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至于那样不堪，同时也不能一概而论，并无其他不敬，而且还一再声明是“商榷”。
课后，按照系里惯例，请客人到饭店进餐。进餐过程气氛异常，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与字面不同的歧义。难怪“冷战”年代最后投降的是资本主义，就连这位民主代言人的太太，也不愧为一名冷战高手。
我其实是个相当没出息的人，又十分厌倦战争，特别是“冷战”。即刻便有了悔意，他愿意编派中国知识分子就编派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嘴！
事情到此并未了结，与我关系极为亲密的一个学生对我的态度变得有些奇怪，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那天有事不能前来听课，那位女教师对所有未能前来听课的同学说，我在课堂上不但与那位作家大唱反调，而且是一个反对民主的人。
在美国，反对民主的人是什么人？！尤其在我们那间以民主和开放著称的大学。
即便没有出息，面对这种莫须有的、分量不轻的传言，也不能听之任之。只好去找这位汉语女教师，说：“如果你不懂得汉语，随便乱说情有可原。可你不是教授汉语的教师吗？然而你却对学生谬传我的发言，我不得不请教这是什么意思？”
…………
不知道你办公室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爱找碴儿的女人或是男人？你将会知道，那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一样，度日如年。
以上种种并不影响我们的同事之谊，也可以说我们的关系相当西化——相当就事论事，所以当她又通过我向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太太英格，借用一批摄影作品的时候，我认为也很正常。
“某某教授正在撰写一部重要的著作，需要一些有关的照片，希望你能帮忙。”她对我说。
哪位教授？彼此心照不宣。
英格是摄影艺术家，在中国拍摄过很多有意思的照片，那些照片对研究中国的西方人，很有参考价值。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润滑上次的尴尬，该是顺水行舟，皆大欢喜，可是这个要求超出了我的能力。
在西方，就是向亲娘老子借钱也得打借条，难道她不晓得？闹得我只好再充当一次衰人：“非常对不起，我和他们朋友归朋友，却从不掺和经济往来，所以你得找她的经纪人。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非常愿意效劳。”
没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效劳。
要是找英格的经纪人，恐怕就得大大破费一笔。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