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万事吉祥。
过去在北京家里，初一早晨的讲究极大，人人早晨见了面都得说吉祥话儿，不许说荒腔走板的不着调的言辞，尤其是对老家儿，更得毕恭毕敬，这些头天晚上母亲便反复嘱咐过了。早晨起来不能吃饭，先吃块苹果，吃块柿子。取平平安安、事事如意的谐音。然后提着棉椅垫各屋游走，给任何一个比我大的人磕头拜年，脸上要挂着喜兴，腿脚要麻利，一边磕一边还要念念有词，“您今年硬硬朗朗儿的”、“您今年吉祥如意”、“您今年发财高升”……压岁钱三十晚上都给了，初一的拜年无外赚俩糖豆大酸枣，赚些小玩意。大伯母给了我一颗污里吧唧的珠子，神神秘秘地小声告诉我，一定要把它收好，它是一颗“避火珠”，不可弄丢了。我记得当时说，有了这颗珠子，当别人都烧成灰的时候我能还好好儿的是吧！母亲瞪我一眼，暗示我说话的不吉，但我想，既然是“避火珠”，就应该有这功能。大伯母的娘家是清廷内务府的，她的箱子里常冒出些出人意料的东西，她没儿没女，不给我给谁呢？就在那一年，大伯母死了，她被烧成了灰，我那颗珠子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还有一年初一，父亲给了我一对景德镇瓷人，一个老叟、一个孩童。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对，瓷人的衣裳不同，姿势不同，父亲要我们各自依着自己喜好选择。老七是男孩，老七先挑，然后才能轮到我们这些“丫头片子”。老七当然拣好看的选，他挑了一个穿白袍描金花的老头，一个穿白衣的童儿，六姐挑了一个穿黄袍带“寿”字的老叟。最后轮到我，几乎没有了选择余地，我拿了个黄衣蓝裳的拄杖老头和一个穿绿衣裳的吹喇叭童儿……现在，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故去了，去他们曾经的家里，每每见到属于他们的童叟寂寞地站在柜子里，物是人非，我想，我死了我的这对小瓷人大概也和它们一样，空念着过去的主人，回忆着某年那个热闹的大年初一。
新年早晨就冒出这些念头似乎有点儿不对头，得出去走走。
初一岳阳街上没有人，街道上干净至极，想必是清洁工半夜加班，将一地红炮仗屑扫净了。马路两边是绿树，宾馆对面就是岳阳楼公园，隔着墙能看见里边的亭台楼阁。想起1980年1月也是这个时候，参加陕西作协办的读书班来这里，住在一个叫“刘胡兰旅社”的小旅馆里，木板的楼梯，木板的房子，推开窗户是长了青苔的灰瓦房顶，潮湿、阴冷，感觉不爽。那时我在工厂工作，是个只发过一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全没有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心理准备，还傻乎乎地问同行的人，加入陕西作家协会得具备什么条件。同行的陕西诗人告诉我，得写出一批有影响的文章，最好能出一本书，还要写申请……我想，一批文章，那得多少哇，我这辈子大概也加入不了陕西作协了，回去的当务之急是怎么跟厂里总务科说，把我这趟的路费报了，不少钱呢。那回到岳阳楼是转车，看到的是阴霾的天空，模糊的湖面，老旧的楼阁，一切都是灰秃秃的。我穿着中式棉袄，对着洞庭湖照了一张相，仰着脑袋，特意不看镜头，做出一副高瞻远瞩的模样，想的是就此一回，以后再没机会到这里来了。记得当时湖里的水很大，远处隐隐的岛叫君山，到那上边去得花钱买船票，我们几个都没钱，所以我们谁也没提出到君山去。一晃三十年，没想到三十年后是自己开着车跑来的，再没有为报销路费的担忧，陕西作协自然是入了，中国作协也进了，同行的那批人能坚持下来写作并活着的只剩了十分之三。
三十年后再来岳阳楼是晴空万里的爽朗，是新春的喜庆，公园是新开辟的，盖了不少新建筑，门票八十元，老物只一座重修的楼。岳阳楼名气太大，与滕王阁、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飞檐盔顶，榫卯衔接，互相咬合，层叠如意斗拱，四柱直贯楼顶。其实所看的只有此楼和浩荡的水面气势，但总是觉得门票价格有些高，尽管是国家级保护单位，看一眼楼要八十元也让人有只此一回、来了不能不看的被动。公园门口一副联，“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挂在门前廊柱上，感到这副联有点对仗不工，但是既然公园将它在显著位置挂出，当自有其出处。当晚在旅社上网查找此联之出处，以解我孤陋寡闻之惑，才知自古有“岳阳天下楼”、“洞庭天下水”的美誉。水面比当年小了许多，宽广的滩地裸露着，再没有站在岸上就触到水面的激动。步行街是新修的，那又潮又乱、长满青苔的屋顶没有了，那些搭晾在小巷窗外的衣衫、床单也不见了，如同一本书，那热热闹闹充满生活气息的一页翻过去了。还能翻过来吗？书能，日子不能。
中午在街上的小馆子里吃了饺子，南方的饺子与北方比，不敢恭维，但年初一在外能吃上饺子已经是不错了，不可过于挑剔。
饭后继续上高速，往南走。
不是为了省过路费我绝不会走高速，万路如一，没有特色，甚至两旁的树木都整齐划一没有变化。我最爱走的路是弯曲颠簸的，山重水复的，柳暗花明的。一处惊喜连着一处惊喜，一片热闹接着一片热闹。好在高速行程只是半天，下午我们就开始走国道了。我们不想到南宁、桂林大城市去扎堆，只想去去清冷的乡镇，领略一下南方的风光与人情，广西，那是个跟西北完全不同的所在。
下午，在湖南永州下高速，开始走207国道，因为往广西贺州再无高速可行了。进入永州才想起，这里不惟出“女书”，还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待过的地方，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出生于长安，应该说是乡党了。既然是乡党，那么他应该说得一口地道长安话，我与之沟通也应该没有障碍。柳宗元在永贞元年（805年）唐宪宗时期被贬永州司马，时年三十三岁，他出长安时携老母亲和堂弟一同上任，他的命运较韩愈更为不幸，一贬再贬，皇帝老儿偏偏的就是跟他过不去，命运一次次地把他戏弄得如猫玩老鼠。初始，他在永州境况甚不如意，北方人对江南的气候环境都不习惯。这点我深有体会，去年夏日去四川自贡、叙永等地考察陕商，沿途的濡热憋闷，蚊虫小咬，让我吃尽苦头。加之终日的大米饭，没完没了的辛辣，只让人想的是快快归家。较叙永更南的永州，想必潮湿炎热有过之而无不及。读过柳宗元的一些杂文，谈到他在永州的生活，“气候不适，言语不通，未老先衰，疾病缠身”；“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
柳宗元在永州待了十年！
柳宗元的祠堂是必须拜谒的地方，出自景仰，出自乡情，出自我们共同使用的秦地方言。
永州城市位于潇水湘江的交汇处，驱车进城，未见什么有特色的建筑，到处是似曾相识的临街店铺，到处是让人浑身痒痒的流行音乐。停车先后问了两个貌似有文化的过路老者，可否知道永州柳宗元的祠堂或庙宇，都回答不知，都是一脸漠然，老者漠然至此，难道是听不懂？大概就是柳宗元说的“言语不通”了，刚进城便被来了个下马威，只好调动车上的GPS，靠雷达指引了。来到了潇水边的柳子庙街，古色古香一条老街，旧貌依然，地面是车马人踏磨光了的青石板，房后清澈的溪流叫愚溪，溪水的底部也是用石板铺了的。柳子庙是宋代修建的，高台阶，戏楼，雕画精美，色彩和谐，难得的是它还保留着原生态，与街面上的老旧板屋相得益彰地呼应着，让人一下进入了历史，有种久违之感。
柳宗元在这里写出了《永州八记》等优秀文章，著名的《江雪》就是在永州写出的，他是山水游记文学的一代宗师。
我在柳子庙周边游弋，清溪、美竹、嘉木、奇石，一个三四岁的小囡囡，笃笃笃从石桥上向我跑过来，我向她伸出手臂，她被她年轻的父亲拦住抱回去了。桥下水流缓缓，一个穿粉衣的女子在洗衣裳……想必这就是《石渠记》《小石潭记》《石涧记》的基础了。路边有“异蛇王酒”的宣传广告，便记起柳宗元《捕蛇者说》的内容：“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这种蛇捕到后晾干可以治麻风、手脚弯曲不能伸展，可以除死肌、杀寄生虫。每年两次，太医奉皇帝之命征集这种蛇，招募捕蛇者，让他们用蛇来抵税，所以永州人都争着去捕蛇。蒋氏一家三代捕蛇，是高手，每年尚不够抵税，作者感叹“苛政猛于虎”！永州有个村子，至今还叫“异蛇村”。现在有了养蛇专业户，成了一种产业……
柳宗元三十三岁至四十三岁在永州，以他清丽深刻的文风傲立于中国文坛，除了让人有“文章憎命达”的感慨之外，便是觉得作者那让人难以企及的悟性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了。我辈文人实在不行，想想我在他这个年纪，尚是一个没名堂的业余作者，差得太远了。
走上207国道，本想当日可以走到贺州，谁知车过两牌县城不久，竟然攀上了一座高山，山路曲折缠绕，一个胳膊肘弯连着一个胳膊肘弯，方向盘得不停地抡，雷达显示屏上的道路如同一团乱线头，让人理不出头绪。窗外是黑乎乎的山林，山顶是皑皑白雪，路上不见一辆车，四个人的心里都有些紧张，生怕发生什么意外，嘴里说着不急不急，心里却都急得像猫在抓挠，真撂在山顶上，连人也看不见。我埋怨山太高，爬了一小时，还没到顶，还是一路向上，我说肚子饿，顾让我闭嘴，说前头的刘司机还没喊饿，还在全神贯注，我在后头不能让主角分心。于是都不说话，汽车在黑暗中又走了近半个多小时，终于钻出大山。出山沿公路又走半天，好歹看见路边有灯光，天色已经很晚，车开到第一家叫作金源的旅馆就投宿了。开旅社的老板姓张，女掌柜的很热情，我们是她今年的第一拨客人。问了情况才知道，我们走了几小时还没有走出湖南，这里是道州，又叫道县，是湖南一个偏僻小县，至今经济还十分不发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才用上电。老板儿子告诉我们，刚才我们翻的高山是两牌山，海拔八百多米。八百多米，在西北不算高山，西安的海拔是一千零七十二米，等于我们翻了半天还没翻过西安去。这账算起来有点儿糊涂。老板儿子说，道州县僻但是出名人，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就是道州人，清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何绍基也是此地生人，还有近代的何宝珍。
大家决定明天去拜谒周敦颐故里，路过而不去，是对先哲的失礼。
小旅馆干净而便宜，一间标间四十元，我们在楼上收拾完了，楼下老板的饭食已经做好了，热乎乎的有汤有菜，有他们过年自己炸的蛋角，有烧的大块萝卜汤。红瓜子是当地特产，小而硬，抓一把吃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