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广岛市西边的小山上，小山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铃之峰”。在这儿，没人认识我，也没有电话来找，丈夫一大早上班，整整一个白天我没有任何干扰，按说可以静下心很好地写作，可是我却一个字写不出来。开始埋怨日本的电脑用着不顺手，后来用顺了觉得比中国电脑方便，可以玩游戏，还是写不成小说。每天给自己找各种理由不往电脑跟前坐，甚至从窗外海面飞起一片云彩，变幻成什么形象也会成为重要理由。坐在电脑前，脑子是一片空白，国内那些构思，那些素材，那些自认为已经很成熟的题目，到了这儿全没了，无影无踪了。
写不出来就发脾气，莫名其妙地跟丈夫闹气，大把大把地花他的钱。反正不是我挣的。害得他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你是更年期怎么的？为个“更年期”我又跟他闹。他说，给你买张车票你到外面转去吧，转也是一种写作。
于是，我就拿着一种叫作“青春十八”的票从家门口上了火车。
这种票是专门给假期中十八岁的青年男女准备的，买一张票可以坐一整天车，从早晨发出第一班车开始，一直到半夜十二点，你就使劲坐吧，而且可以随便上下，没人管你。说是“青春十八”，就是五十八、六十八、七十八的人坐也行，都和十八岁的一样有着青春的活力。
天不亮我就出门了，坐车沿着濑户内海海岸往西，没坐几站就是德山，抗日战争时候，不少中国劳工被运到德山，在工厂里干活，其中也有我很熟悉的邓友梅先生。邓先生后来写了小说《别了，濑户内海》，在国内很有些影响，说的就是这儿的事。老前辈当年待过的地方不能不去，于是就下车，站在火车站，看着车来车往的大街，想它在五十年前该是什么模样，想邓先生在这儿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想五十年前我要在这儿遇到这个中国小劳工会不会救他于水火……想着想着就乱了，成了小说。不管怎么说，五十年前的邓先生和五十年后的我，由日本这个火车站给联系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缘分。在车站买了个小纪念品，想的是有机会见邓先生送给他。
从德山接着往西，起得太早，在火车的摇摇晃晃中睡着了。一睁眼，火车停了，一车乘客纷纷往外走，看外面太阳，已经到了中午。问是哪儿，说是下关。
哦，是出河豚的地方。下车！
人说河豚的味道是鱼中的鲜美，河豚有剧毒，不是哪个饭馆都可以卖的，做河豚的大师傅必须持证才能上岗。日本人爱吃河豚，河豚在日本的名字叫“フグ”，与“福”同音，吃河豚就是吃“福”，我大老远地来了，没有理由不“福”一下子。
进了个卖河豚的馆子，要了两份，一份炸的，一份生的，要吃就吃个够，就是毒死也不遗憾。等菜的时候看里面做河豚的师傅，竟是个二十多岁染着黄头发的小青年，心里有点儿不得劲儿，怕的是他弄不好把我吃死。不大工夫，生的、熟的都端上来了，吃了几口，不过如此，肉有些发硬，没体会出有多么美好。就想，很多事都是传的，其实未必，跟看景不如听景一个道理。
吃了一肚子毒鱼以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不知怎的转到了海边，转到了一条崎岖小路上，路边有住户，种着花，还有零星菜地，停下来正想着怎么走到正道上去，却见路边有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李鸿章散步小路。大吃一惊，万没想到这条道是李鸿章李中堂走过的地方。在脑海中使劲搜索李中堂的形象，终于想出了一个留胡子的长圆脸儿，不是多么清晰。顺着小路往前，来到了一个叫“春帆楼”的日本式旅馆，大模大样地走进去，见里面有谈判的桌子和各样摆设。这里是当年中国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对于条约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是赔钱割地，中国的近代史，几乎没有扬眉吐气的内容。只是想这个李鸿章，从中国漂洋过海地来了，在下关上岸，在日本人的威逼下签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概他心里也不是多么自在，就在这条小路上来来回回地走吧，反正也没人看见。
却不知，百余年后，日本人在这儿立了块牌子……
看了《马关条约》的诞生地跟吃了河豚一样，心里有点儿发堵，准备继续向西南行走，过海到九州去，下关车站的大钟提醒我已经到了下午五点，再往前走今天就回不了广岛，我的车票只是当天有效。一问，到广岛已经没有直达车了，得在沿途倒几回车才行。顾不得许多，见着往东的车就上，一路急往回赶，到了广岛已经是半夜了。丈夫在半山腰迎了，见了我劈头盖脸地就是一句：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说，我刚才在车站又买了五张“青春十八”。明天往东，后天往南，大后天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