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桂芩
许久以来文坛都是老年人的天下，至今未从老龄化写作的影子中突围出去。继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风靡士林后，柯灵先生一章《遥寄张爱玲》，如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把张爱玲从三十年代的旧上海隐显出来。随后周作人的闲适，林语堂的幽默，郁达夫的沉郁，文坛劲吹“五四”新文化旋风。当下所推崇和流行称道的也多为季羡林、张中行、钱钟书、汪曾祺等诸耆老的追忆文坛掌故怀念前辈国学大师的忆旧性文字。即使诸如余秋雨等中年学者、作家，其文质也弥漫一种浓浓的怀旧情绪，让《十万进士》从《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作《苏东坡突围》，拾拣《牌坊》《庙宇》《废墟》等《文明的碎片》装点《白发苏州》的《千年庭院》。从没有亲历过历史的苏童、叶兆言们，则似染上历史癖，用锋利的刀刃划开重重叠叠的千年帷幕，与尘封千年的历史对话，玩味、穿行于《废都》、《后宫》、《旧址》的气味中，充斥着一股耄耋之年的心态和情绪。
这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的发黄的老旧照片及你方唱罢我登场、脑后拖一条豚尾宽袍大袖招摇过市散迂腐之气作可笑之态的清宫戏后宫剧似与世纪末情绪有关。百年世纪即将过去，未知的第三个千年纪元已洪波即涌，曙光乍现，而这历史短短的一瞬却是个体生命完整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时间太长，给予的机会太多，提供的舞台太广阔，历史在二十世纪实现了浓缩。而世纪末恰是归纳百年风云、总结个体生命一生的黄金时段。回首百年的风起云涌，沧桑巨变，有幸忝毫其中，悲笑欢歌，是多么幸运而又幸福之事。在世纪末做历史的百年沉思与回顾，发而为文，使其作为史料和启示带入崭新未知的二十一世纪，对逝者、生者,对后来者不啻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这似与冰心、萧乾、钱钟书、汪曾祺诸老先后谢世魂归道山有关。“人事有代谢”此为千古铁律，谁也逃脱不了时间之君的弑杀。然一个个生命的消亡，特别是为社会、为历史或多或少留下不同的生命的痕迹和声音而又为大众所耳熟能详的大家硕儒先后作古，忆其佳言懿行、音容笑貌，忆其竹杖芒鞋、踽踽独行、寂寥悠长的一侧孤影，怎不令人生者唏嘘慨叹人生之虚妄，徒唤奈何而发为清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这本无可厚非。但看多了龙钟、呆滞、耄耋的身影，听熟了沉重、苍老、枯涩的声音，总令我怀念世纪初那激扬宕荡、青春勃发的呐喊和恣意汪洋少年喋血的文字。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时代，文坛及社会的主流尽是三四十岁乃至二十几岁容光焕发的身影。他们热烈地信仰着，真挚地追求着，执着地选择着，全身心地行动着。身影即使是孱弱斑驳的，声音即使是稚嫩、嘈杂的，但却是从心灵从肺腑中唱出的，真诚、执着、带着青春的体温，空气中曳着缕缕殷红的血丝，周身洋溢着生命力和创造力，年轻的翅膀划过生命的天空，展示青春的壮丽与磅礴。几十年“饮冰”凉不了热血的梁启超，1895年，以22岁之身与师康有为领导了“公车上书”，为主变法，成为一代青年敬仰和追随的领袖；1916年，48岁的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校门口向恭迎的校工脱帽致礼，以光芒万丈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统领北大，使其成为一片“精神的圣地”，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由庙堂走向民间，由官场走向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1915年，35岁的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以文化革新为宗旨：“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为奋斗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和青年之精神“教父”，两年后就任北大文科院长，五年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及旗手鲁迅，三十几岁便写出了经典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千古绝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号……这些熠熠生辉的烫心的名字，这些上下求索的身影，这些中国的脊梁，以“舍我其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共工式的大勇和良知，执社会、文坛之牛耳，怒触不周之山，推动了历史的加速。
然而现实中灵动和激情消失了，呐喊奔走呼号的歌喉暗哑了，折戟沉沙的嘶杀远遁了，充盈着生命力、创造力的飞翔也看不到了，甚至“两间余一卒，荷戟独踟蹰”的身影也无迹可循。我们看到的是夕阳下龙钟、疲惫的步足，苍白迟缓的声音，是春日长长的午后懒散的和风细雨娓娓道来。现实中的中国并非了无生气的一潭死水，而是风雷激荡，广阔而深邃，是笔利犀劲，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丰富而深邃，等待我们去咀嚼、沉思、创新。我们在总结历史，整理“旧物”的同时，应该认识到我们一方面缅怀逝去的、遥远的已化进了历史的真实存在，同时不要拒绝近在咫尺的美：那清晨带露的荷叶，河边疯长的野草，那刺破青天的锐利，以及伟岸，健康和带着体温的热血。让澎湃窜动的热血渗透、融化、激活我们的思维、想象和创造力，让我们呼唤青春生命的呼号呐喊，呼唤生气、大气、锐气、辣气、灵气之青春写作的莅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