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子华
一、在言说中确证自己的生命
批评是困难的，用心，以自己的良知，把普适性的艺术标准作为尺度，维护艺术和人格的尊严，这是一个批评家所应采取的立场。①
人的生命并不能自我确证，它是在跟世界建立起来的关系中显示其自身价值的。或者说，人是在跟世界的对话关系中确证自己的生命的。从哲学上来说，主体与客体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单向的联系，而是一种积极深刻的交流和融合。一种进取的生命总是不断地从世界万物中获得启示，而世界万物也因为人的精神的映照而显示出生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起到一种联结和推进作用。也可以说，人是在语言中与存在“相遇”的。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去蔽，是一种澄明的到来，是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精神家园。所以，真正的言说，就是一个人在黄昏时分起身，独自走进夜幕包裹着的世界，月光、星光在他的呻吟呐喊中闪烁。
耿立认为批评是困难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言说不停留于对作品的表层解读，他总是力图超越作品实现与世界的深层对话。或者说，他沿着作品提供的暗示继续往前摸索，直至走到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交汇点，并最终抵达宇宙存在的幽微之处。如果说，作品不仅是作家对世界的描述，还是作家对世界的发现，那么耿立的批评，既是一种对作家的确证，更是一种烛照式的补充和深化。生命在此处闪光，世界在此处敞开。当代人生存的困境，历史惨象的隐秘，一个个作家深层的精神结构，象峻峰深谷在他的言说中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耿立主张“批评应该和我们的精神相联系”。他自己的批评正是“在深入作品的同时也深入自己心灵的内部，在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袒露自己”。他把自己人生的风景融进了别人的作品。他的批评把解释和创造融为一体，把他自己的生命、作家的生命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融一体。这是一场灵魂的冒险，也是一曲精神生命的沉郁雄浑的悲歌。他所表达的是一种“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伤时忧生的情怀。这显示出一种勇敢坚毅的生命态度。“命运即与苦难周旋”。如果说史铁生是为了免于自杀而写作，我认为耿立是为了避免沉沦才批评。他的批评是为了拯救，是为了寻找和确证一种存在的理由。他把“著书只为稻梁谋”看作是文人的耻辱。他坚定地认为，什么象外之境，弦外之音，什么诗的语言及通感之类，都与主体的心理姿态密切相关。从耿立的言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真实强烈的生命冲动，大地上旋转的飚风，突然迸发的血光，在浓黑中狂叫的火焰，一幅幅悲壮的生命图景迅速地闪过……
二、生命的力度决定于信仰的高度
人是需要信仰滋养的，什么都不信是可怕的；没有了肃穆和敬畏，有的只是无知无畏。②
并非所有的生命都是美丽的；即使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美丽的，也并非所有的生命都是高贵的；再退一步说，即使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高贵的，也并非所有的生命都充满奋发向上、永不屈服的力量。
耿立固然是尊敬生命的，但是他更景仰和秉持一种高贵有力的生命态度。高贵是人的一种处世情怀和生存态度，高贵道德是人的尊严的弥漫或升腾。生命的高贵不依赖于权势，它决定于精神的高度和力度。博大悲悯的情怀和强健勃郁的伟力是高贵生命中的重要因素。高贵的生命一方面要拒绝，一方面要坚守；一方面要唾弃，一方面要承担。这就决定了它的战斗态度。耿立在关于张炜和张承志散文的批评中讴歌和阐发了这种战斗的生命态度。这是一种同志式的晤谈和战友般的宣誓。他认为张炜的作品能“发出抵抗的声音，他有一种道德的神性光辉。”认为张承志“在他所褒扬的西北黄土高原的回民们，这些孤独地行在偏僻的道上，守护着信仰，在心中保留一块圣地不愿随波逐流，不被急功近利的短视所惑，无疑给中华民族的文明以有益的滋补与奉献。”
生命力量来自于信仰，生命的力度决定于信仰的高度。信仰的价值在于提升生命的质量。而信仰是不可证的，也是不需要证明的。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元素构成的。物质元素是存在的基础，精神元素是存在的理由，物质的方面是实在的切近的却又是短暂的，精神方面是虚在的久远的，相对于物质的个体来说它是永恒的，它诞生于遥远的历史中又向未来无限伸展。信仰是一种普遍的精神渴望，它赋于生命以生机并使之高贵起来。罗曼·罗兰揭示了人类家族的密史：“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 、恒久、勇毅地趋向光明的人们，—— 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蒙昧，懒惰，迷信和野蛮。”形体一样的人为什么会分成如此截然相反的两个家族，其原因就在于信仰的有无或者是信仰内容的不同。
耿立很久以前就说过：“土地万有，土地亦无言，土地养活了谷物，土地养活了炊烟，土地养活了我们和历史。……最后我们活着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它还存在。”他是信仰土地的，他的生命和大地是血肉相联的母子关系，他的批评文字因此弥漫和升腾着大地的热力。谷物、生命、著述，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都来自于大地。只有大地才能给人以挚朴和浑厚。对大地感恩的心情会给我们以勇毅、坚定和力量。一个现代人是很容易远离大地的，并因此失去精神的源泉而变得苍白、枯萎或者是轻浮和狂妄。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走向大地的深处，以高高隆起的额头贴紧大地，然后抬头仰望星空。
三、一切苦难都与我有关
对世界悲观并非意味着绝望，正视生命的悲怆和人生的无意义也并非意味着逃避人生，悲观不等于厌世，真正的悲观是视苦难为生命的应有之义，把苦难转化为生命振作之力。③
人以“泪始泣泪终”，人的一生是苦重的。人的苦难和负重一方面来自物质的匮乏，一方面来自精神的羸弱。其原因既有他者的阻挠、掠夺和摧残，又有自身的迷失、沉沦和自戕。其中人的主体性所遭受的压抑和虐杀是人类最深重的苦难。人类的苦难是普遍的。对待苦难的态度就成了一个人生命中的钙质，是逃避、忘却、屈服甚至制造苦难，还是面对、咀嚼、抗争并力图减少苦难，就成为了决定生命性质的一个关键因素。所谓善，就是对苦难的悲悯的情怀；所谓正义和良知就是对苦难的热忱的拯救态度。人类的苦难是人悲哀和幸福的根源。然而，人们为了活得轻松一点而惯于遗忘曾经的伤痛。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民族至今还缺乏直面苦难的勇气。这是苦难重复发生的最深刻的原因。一个民族的坚强有赖于个体心灵的坚强。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决定了自我忏悔的深度。 “我们必须学习记住苦难和曾经的哭泣，学会敢于直面历史的黑洞和深渊，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记住不幸和不义。”我们应该不逃避不掩饰曾经的苦难，习惯于对人类和历史的沉思，对人类的不义表达愤慨，坚持对虚伪的憎恶、排斥和批判，从而使我们“回到一个个真实的细节和存在本身”。果真如此的话，就可以养成我们的敏锐和警觉 在苦难的背后发现我们民族悲剧根源，并进一步深究个体生存的困境。
耿立的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泣哭的悲情文化分析”。他在《性的奴役与命运的偶在》中展示的是草根社会中肉体的毒打、滥杀以及性的粗暴、践踏的悲怆图景。在《历史的悲情》、《良知未泯的记录》、《抛弃乌托邦的绝唱》中控诉了在肉体的折磨中实行精神绞杀的血腥和残酷。从历史到当下，从艺术到现实，一幅一幅地揭示生存的苦难本相。这需要见识，更需要勇气。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苦难的回忆，还有进一步的拷问和追究。
在《雪晴的写作与什么有关》中，耿立认为雪晴的写作可以用“真实、勇气、在场、苦难、精神、思索与旅途”来概括。这是一种灵犀相通的发现和概括。这几个要素，在耿立的批评中同样具有，而且充沛蓬勃。如果对耿立的写作再进一步概括的话，我以为他的批评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场与自救。他说过：“一切苦难都与我有关。”他还说过：“奥斯维辛营之后没有一个真正的诗人可以欢唱。”在曾经发生的苦难面前，他不缺席，不逃避，而是置身其中，置心其中，体验、思考、煎熬、惨叫。他是以这种方式保持生命的警醒和生长。这也是他生命存在的必然。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过发人深思的遭遇。他说，当帝国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不是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基督教徒的时候，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残疾人的时候，我不是残疾人，我仍然保持沉默；最后，当帝国迫害我的时候，我希望别人声援我，但我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对别人的苦难保持沉默，就是对苦难制造者的纵恿，应以同谋论罪。对别人的苦难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则无异于引火烧身或慢性自杀。无异于观害基督教徒的时候，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保持沉默，避，而是显要拯救自己必须从拯救别人开始。我们所提倡的人生奋斗，其实就是在苦难中的泅渡。同舟共济，人类才有希望。任何一个人的落水沉溺都是对渡船的威胁。
四、对生命自由的追问和呼唤
活着，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欲求，谁不想活着？“义”，即道德义理也是人类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价值，人格上的尊严，这就是人所本有的“良知”。[4]
人,生来就是不自由的，但人的一生又在坚持不懈地追求着自由。人要靠物质而活着，而物质的获得要付出生命中最珍贵的时间，而且获得的方式常常是以扭曲生命本质为代价的。马克思所说的以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活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个梦想。物质喂养的肉体是躁动不安的，它会不断产生出一些难以满足的欲望。人的精神寄居在肉体之内，必然地要受到肉体欲望的种种制约。二者分裂的趋势远大于二者统一的可能性。所以，因袭的负担，外在的束缚，自作的枷锁就成为人类追求自由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难以绕开的陷阱。现实和精神的特征，或者说肉体的欲望和精神的自由的关系就像石头和蛋的关系：“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对许多人来说，坚硬的蛋和有生命的蛋是一个高深的二难选择。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所面临的生存难题。耿立在对《欲望的旗杆》的批评中尖锐地揭示了当代人的伦理困境。他指出：“在这个时代，好像为欲望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生长空间，理想的缺席和匮乏，崇高的消解和规避，人们背后神圣的东西的坍塌和远去，欲望，特别是以性为表征的欲望就像野草肆意蔓延，……但是不经看管的欲望，给人带来的是什么？”谁来看管这日渐嚣张的欲望，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最大的困惑。耿立一方面深情地进行文化溯源，希望从传统的文化精髓中找到当代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对当下的文化现象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从对它们的批评中寻觅精神的火种。从他对网络小说的冷嘲热讽的调侃中可以读出他的严肃和正经，他以愤激、峻切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忧虑和痛苦。他说：“这种和现实调情的方式，是一种低级的欲望化的渲泄，她们一边瓦解了生活的某种庄严感、道德感，一边却滑入享乐主义的泥沼，这也是一种伤害！人们在生活中渴望花花公子、浪女，它只是一种精神鸦片的替代，是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刺激吧，刺激，不在刺激中灭亡，就在刺激中永生！”一个又一个的人的内心都狼烟四起，再也找不到那种蓝天白云的悠远和宁静，人们在欲望中挣扎、毁灭抑或超生。
当下的人们在逐渐摆脱了物质困境的时候，正一步步走入雾瘴弥漫的心理的沼泽地。那么，人类追求生命自由的出路何在？耿立提出了一个“自由的伦理”的概念，他说：“现在是一个重估与重建的时代，我们思考自由的伦理是否可能？……在自由伦理的旗帜下，我们将可以看到无数种生命方式可能性。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且自己担当。”生命的自由包括物质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但相对于有限的个体生命来说，无论物质自由还是精神自由的内涵都是无限的。这是人生面临的一个永久的悖论，或者说是人类命定的枷锁。在这个令人难堪的悖论中，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自我选择。人人都想活着，都想活得更好。人人也都想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活得有情有义。二者的统一就是肉体的适意和精神的圆满。但二才的冲突是常在的，甚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何作出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就具有了决定性。所以，生命的自由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只不过这种自我选择是一个终生相随不断跃进的过程。
五、孤傲的灵魂在苦寒中觉醒
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谁能拯救你？[5]
耿立是一个苦命的人。这不仅是指他少年的贫困、屈辱和哀痛，更指他灵魂觉醒时的痛苦难熬，而且生命的悲苦已注入他的潜意识，成为他至今保持的一种倔强的心理姿态。
当年，那个瘦弱的耿立离开故乡的时候，他在心里说：“我不会回到这个叫‘什集’的镇子了，虽然她给了我躯体和生命，但她也给了我许多的伤痛。当时的想法就像一个俄罗斯诗人说的：我爱这土地，我恨这土地！”这不是感情的断绝，而是敏感的心遭受伤害时的苦闷，是精神被压、禁锢而寻救解脱时能量的积蓄。因为许多年之后他并没有远离生养他的这片土地。这一段时间里，他的耳朵里常常喧啸着一头, 驴子的嘶鸣激越、悲愤，在平原的夜空一起一伏地激荡。每当这时，耿立受伤的心也在他单薄的体内一起一伏地激荡。
对于耿立来说，1986年是生死悠关的一年，他的精神处于颠疯、分裂和蜕变的痛苦状态中，如退皮的蛇，如燃火自焚的凤凰。他后来回忆说：“我精神极度苦闷的日子，那时整夜整夜的失眠，用棉花塞住耳朵还是感到外面的声响”，“睡眠中常常发出怪叫，或是惊悸而醒，那时我面色苍白，生活在恐惧和烦躁里”。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迷恋上了文学，或者说，是文学加剧了他的痛苦。他读诗歌抄小说常常是泪流满面。这时的耿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屈辱的存在”，但同时，“孤傲的背后也渴望一种自由的表达”。“我们虽然寒微，但是要坚强地、精神饱满地生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如果不是从这时开始的疯狂的阅读和不知疲倦的写作，真不知处于崩溃边缘的耿立还能以什么方式得救。
时至今日，已届不惑的耿立依然没有能够轻松闲适起来。他说：“我却还愿象一个寂寞的文化守灵人，独自咀嚼着寞落的风景，我知道，所谓文哲之学已是自己生命或事业中的欲求。尽管世事扰杂，已难以平静地安置一张书桌，但一经伏案于文字，自己仍觉得里面涌动的温馨与宁静，苍山如海，残阳如海”。如此难以割舍的苦苦的追求，是命中的注定，还是自觉的选择？
人的灵魂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觉醒的，或者说人的精神并不是随着身体的成熟而自然地成熟起来的，完全不是这样。轻松闲适、悠游处在，并不利于精神的生长，这与肉体的成长正相反。灵魂的觉醒和精神的成长需要有一种力量的作用，就是客体对主体的压抑，表现为生活中的贫困、伤害等等磨难，也表现为人类社会中某种势力的不公、陷害和摧残等打击。对于一个麻木迟钝的心灵来说，客体的压力并不能引起他生命力的相应的反弹，而一个脆弱无力的心灵则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被外力压垮而走向沉沦，只有那些敏感坚强的心灵，才能够奋起抗击，几经撕杀，最终战胜客体，这就是人的主体性的伟大。主本性的胜利以及主客体搏斗的过程无不显示出人的神性的光辉。永不屈服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品格。
六、精神的血脉源自深厚的文化积淀
“高尚”对于艺术创造，所体现的是一种坚守是一种浩然，它是一线法脉贯穿于中国文人的艺术之中。[6]
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个体的生存体验是一粒珍贵的种子，而生命要成长壮大，就要汲收更多的人生经验，特别是那些高贵灵魂受难、搏斗的经历，带血的伤口是精神成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无数个体的丰富的生存体验，都蕴藏在历史文化之中。作为一个学人，就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吸纳无限的精魂于胸中，酝酿、重构、再生。
文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人的肉体即心理需要的温存的抚慰和快意的满足，另一类是对人的精神的催生、吊唁、向往和提升。耿立对前一类的文化当然也不陌生，但是他从本能上更愿意亲近和接受后一类性质的文化。在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和强烈地感受到刘禹锡身居陋室却高贵无比的心灵，杜甫长夜沾湿却想大庇天下的人道与主义情怀，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骨和飘逸，以及王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柳宗元“士穷乃见节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周敦颐“出污泥染，濯清涟而不妖”等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对传统文化接受的最高境界是吸纳、承传和发展，譬如人吃五谷生精血而孕育生命。庄子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其真谛是把个人与世界、小我与大我、瞬间与永恒都融合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生命体验之中，实现与万化冥合，达到精神的凝聚、贯注和迸发。如此，一种力量磅礴，气象豪迈，韵律充盈的生命就可以独立于天地之间了。文血批评能够见微知著、揭隐发显，就有赖于这种生命之光的透视和烛照。
耿立认为：“人的存在和超越并非要进入一个虚幻渺茫之域，而是立足这生养死葬的大地，使生活成为有意义的生活，使诗意的栖居成为人之为人的本体根基。”而日常生活却在消解和腐蚀着人的超越。那么作家批评家的使命正是奋力地抗拒日常生活的腐蚀和消解。真正的文人，应该“是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冒险的人。他在现代人情感委缩中唤醒人对存在状况的思考，投一束光亮照彻幽昧的暗夜，重新寻找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也就是说，文人存在的价值在于采用艺术的手段使日常生活陌生化，以此来警醒、鞭策世人，因为“人追求诗意生活，在于他本身能趋向神性，仰望神意之光，用神性来度量自身，正是这种度量使人们的生存本意显出诗意。”
所以，思想，悲歌，用文字战斗，向苦难开战，向邪恶开战，也向自身的堕落和懦弱开战，这是当前的重大使命，也是文化精魂栖身之处或者说是价值之所在。
七、坚定地走向壮阔
是的，我说的是祈祷！[7]
耿立说，他如今是“行到江南已无梦”。我们为这如果不是他的愤激之语，就是他的当局者之迷了。确实，那种“行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的浪漫已经消逝了，但是，浪漫之梦消逝之后更多的是踏实和担当，是独上高楼的清醒和“醉里挑灯看剑”的苦闷。花落是一个梦的结束，也是另一种梦的开始。而且，在苦寒中觉醒的灵魂必定是强健的。现实苦难的浸泡和历史文化精魂的滋养都决定了一种精神生命的坚强有力。一如发源于雪山冰川之下的江河，它匍匐婉蜒，腾挪跌宕，在吸纳百川之后终成壮阔浩荡之势。
时间从我们站立之处分为历史和未来。面对无边的浩茫，我们只有默念着心中的信仰，滴血成字，以言说的方式虔诚的祈祷。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否信奉宗教，虔诚的祈祷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迷人的姿势。
注：本文的引文出自耿立的《见证与信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