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19日这天，武汉下了一场大雪。八十二岁的徐迟，孤独地坐在东湖路寓所那间光线黯淡的书房里，重新修改了他翻译的《昭明文选》里的一篇古文《雪赋》。他将文章结尾处枚乘所作的那阕短歌“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译为：“白色的羽毛虽然很白，可它的质量太轻飘了。白玉虽然也是白的，它的贞节也是白的，却都不如这白雪，应时而下，因时而灭。”
译完全文，意犹未尽，他又接着在后面写了一些文字：“……我是今天因为下了大雪，忽然想起我曾译过这篇赋，就找出旧稿来输入电脑，想来给它宣扬宣扬，宣扬它的独特的文采，并让我们感受一下痛苦的时代和时代的痛苦。当大难正在临头，浩祸在下降之时，只有文章能顶得住，而使风骚永存下去，来作历史的见证。我心中想起它来，也不禁为之悲哀。……寒气侵入我的骨髓，我如今也到了年老了，气息奄奄，如日薄西山，译出这种文章，也许还可以赐我以永生。”
第二天，他把这篇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文章交给我，说：“多么好的一篇赋，哪里还有更好的文章呢？”然而，在文章最后，他竟赫然写着这样一行文字：“徐迟绝笔1996.1.19于武汉”。我吃惊地望着他，大惑不解。他说：“其实不必害怕，这一天是迟早的事……”
十天之后，1月29日，他又交给我一首诗，题为《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开篇就说：“二十世纪的世纪末/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时刻/人类的负担已经太重/不能不进行自然淘汰/大难已经到了眼前/浩劫将从空中下降/并不是什么战争发生/即此就证明已经改进/……”后面还有“唯有稳定的正确态度/才能度过这一次难关/但也只是一次化装彩排/情况很快就可以好转”等句子。诗是手书的，没有一个字的改动，十分清爽。但他说：“不要给我抛出去，你留着，以后可做个见证。”
我当时对他的“大难即将降临”的预言是将信将疑的。我以为这都是因为他内心过于孤独所致。然而他确实是在考虑比“封笔”更为彻底的问题了。他是1996年12月12日深夜去世的，而在差不多整整一年前——1995年12月8日——他就在自己的电脑里悄悄地写下了一份“遗嘱”。这是他的亲属事后才发现的。这份遗嘱里有一条文字涉及了我，大意是说，他的十卷文集幸得徐鲁协助才得以编辑完成。现在想来，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协助他编辑文集而已，而对于他内心的一些隐秘的念头和感受，却并没有真正地觉察和体会。
是的，是一种沉重的“幻灭感”，正在困扰和折磨着他的晚年。1994年10月间，他住在深圳，10月15日是他八十寿辰，我写信去给他祝寿，随信还附上了当时《世界文学》刊发的毛姆的两篇文章《七十述怀》和《七五述怀》，我的意思是，就缺一篇《八十述怀》了。果然，他回信说，“我正好可以添上他未写（或未及写的）《八十述怀》了”。但他接着又说，“人老得这么快，为始料所不及的。……我现在还能工作（写作），别的都不能了。到失去工作能力之时，就应该退位，给后来人留下空间。近来常想到‘安乐死’这个名词，觉得很有意义。应当提倡。人代大会应当立法接受它，为它正名。……大灾大难，死人无算。人类史上已经重复了多少遍。完全可以用安乐死来处理的。……”1995年3月15日，他在给我的另一封信上又说：“我近来有了一种‘失落感’。向来过惯了一无所有的生活的，怎么会有‘失落感’了呢？不是什么也没有失落吗？失落的只是锁链而已。然而现在有‘失落感’，也害怕回到武汉日子过不下去……”
毕竟他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有比较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尤其害怕冬天的寒冷，而要在时常会停电的武汉过冬，对他来说是不可想像的；他还有高血压，天天需要服药；1996年11月1日，他在写给美学家贺祥麟的一封信上说：“我的病很不好，已整个一年又一个月，未能恢复，愈来愈重，没有办法。我已作好精神准备……因劳损过度，竟如此被动，真想不到。何日滚蛋，都不知道。你必着急，请宽松一点，我已看穿，听天由命。”11月13日，他在写给诗人野曼的信上又进一步说到生死问题：“生与死是两个问题，而生死却是一个问题。……我的病不见好，恐怕好不了啦。……且逍遥潇洒，然后飘去太空，目的地：火星，或者木星卫星。你说多么可喜啊！”而这个“飘去太空”的想法，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就在他头脑里形成了。1991年他在一封信里就说过，“近来我在考虑，登一个记，受一些技术训练，许能通过考试，及格了，登上一架航天飞机，作太空的遨游，飞到极远处，然后不再回来……”1995年他在《我悼念的人》里又写过，“……你已过了忘川，先我而到达了彼岸。没有什么，我会在办完了我这边的这一些琐碎的拉杂的小事情后，随后就到的。……我们又可以一起飘荡在云霄间，脚踏着空虚的宇宙，作为两个虚拟的灵魂，来谈我们的空灵的诗……”在此文里他还写道，“剧烈，或不剧烈的痛苦，都也只是一霎耳。生死本只一霎，连宇宙也只是一霎，……这地球也只是红尘一粒而已。”
1996年11月25日，他住进了汉口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六楼5号病房里。虽然这时他已经接受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邀请，准备在12月下旬或更早些时去湛江和三亚过冬，并且采访海洋石油工业，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没能让他立刻就动身离开武汉。他被困在了武汉冬天的病房里。房间里虽然有暖气，但他已经失去了重新恢复健康的信心。他正在被身体的痛苦折磨着，仿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是一个十分注重生命质量和尊严的人，但是现在，我觉得，病痛已经剥夺了他这一切。
这时候，我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编选的那部60万字的《徐迟报告文学选》即将完工。我对他说，这部选集的压卷之作，大概只能是写于1995年的《谈夸克》了，我觉得这篇文章代表了他晚年对高科技、对宇宙奥秘的思考兴趣和所能达到的深度。他说，暂时可以用它“压卷”，也许明年还可以写一写海洋石油这个题材的。除了这部书，他同时也应山东教育社之邀，为他们主编了一部反映一些中青年科学家事迹与成就的报告文学集。出版社希望他能为这部书写篇序言。但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我。负责这本书的编辑刘进军大姐自始至终和我保持着联系，我把徐老的意思告诉了她，她也深表理解。于是，我在11月份也把这篇代他而写的序言完成了。在序言的第一部分里，我把他1994年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幻灭与幻梦集》中的“论科学”一节，“移植”了进去，其余则都是极力模仿他的口吻和文风而写的。在此之前，我已有过好几次代他“捉刀”的所谓“经验”了。在他去世前一天，我把这篇序言加了个“科学家需要更多的知音”的标题，寄给了北京《博览群书》杂志的一位朋友。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中的两节，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者还配发了一篇短评，赞扬了他多年来的科学情怀。同时，他也收到了我国高能物理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郑志鹏先生的一封信。《谈夸克》发表前曾由郑先生审阅和修正过，现在他在信上又建议徐老在文章里增加一点关于中国“对撞机”的内容。在病房里，徐老把郑的信交给我，嘱我代复一信，并请郑再提供一点对撞机方面的材料。他还在郑先生的信纸天头写了一行小字：“……加作附记，刊出全文于山东出版的书末。”
12月11日下午，像往常一样，除郑先生的信，他还交代给我另外几件事情：一是给贺祥麟教授回一封信，因为贺教授在12月10日有一封来信，对徐老的健康十分挂念，同时说到他自己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一下子查出了十样病状。徐老在贺教授的信纸天头也写了一行字：“请徐鲁代复轻轻安慰他一下”；二是把一部用报纸包裹得很严实的大部头医学著作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并说日后可以还给这部书的作者，一位女医生；此外还有几页零星的文稿，也让我带回去，那是他这些日子里写下的一点“病中随记”。他的床头还有一本“北京三联版”的《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著），是前些天他让我给他找来的，我问这本书要不要带回去？他说，先留在这里吧，还要再看看。
这天下午，省作协的领导也来看望他并向他辞行，因为省作家代表团明天就要动身去北京参加作代会了。他们谈了一会儿话，告辞时，我对徐老说：“我就坐他们的车回去好不好？”他说：“让他们先走吧，你再留一会儿。”我就又陪他坐了一会儿。我问他，晚上睡觉安不安稳？他指着窗外对面那个高层建筑亚洲大酒店说：“那里整夜都是灯火闪烁的，像个星座。”又面带忧虑地说，“三亚是很想去的，就是不知道身体能不能恢复过来。”我安慰他说：“肯定可以恢复的，你不是都在考虑要带什么衣服去了么！”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他拉了拉我的手，说：“该回去了吧？”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向他道别，他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看着我，朝我做了个我十分熟悉的、亲切的表情动作。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瞬间，就是他和我的永诀！当我再次看到他时，已是数日之后，在殡仪馆里，面对他安详的遗体，而相隔于两个世界了。
12月12日夜晚，我突然一反常态，一整夜都在失眠。13日凌晨，噩耗传来，我在电话机旁惊恐得晕厥过去。接下来的那几个月里，正如当时章含之大姐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的那样，“人生真如一场梦，至今我都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会发生的”！
事后，我打开他交给我的那部用报纸包裹着的医学著作，发现那里面藏着他写的一纸文字，这应该就是他的遗言了。其中写道：“我非未来学者，但好思考未来。未来既不乐观，又不悲观。人类将有一场浩劫，成亿的人会被淘汰，以产生新的人间，我属于被淘汰者。……”他还写道，“我的前景一清二楚……将军死于战场，学者死于书斋，我不可能了，我不认识回书斋的路线。……但死亡是一种幸福、解脱、对生命的凯旋，未来正如日月之升。”
他是清醒地、决然地，不想再与自己衰老的身体、反反复复的病痛以及这个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幻灭感的世纪末相纠缠了。那个夜晚，他一定还想到过《昨日的世界》的作者——因为理想幻灭而失望于这个世界，并且毅然选择了用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的茨威格。于是，他走向了那个可以望得见灯光闪烁的夜空的窗户。
他晚年想完成的最后一个创作，是用欧洲格律体全译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然而，他最终没能完成。他像追日的夸父，倒在了生命的旸谷之中；又如化蝶的庄周，在冥冥中到达了虚静的天街，在那里作形而上的思索去了。荷马史诗，也像他的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一样，成了他的又一个“未完成的永恒证”。
紫宫肃肃，太微阆阆；星团茫茫，银河荡荡。愿他的灵魂在他美丽的故乡江南小镇的土地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