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蜕变
旷新年
“文学的蜕变”，这是余开伟对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个描述与命名，而我们已经习惯地将它称为“转型期”。这个翻着跟斗的年代，这个晕头转向的年代，一切过去的知识都混乱失效了。八十年代，我们对于“拨乱反正”满怀乐观，我们把它叫做“新启蒙”，把它叫做“重写文学史”，决不肯承认是“翻烙饼”。你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我偏要艺术标准第一(？)。甚至，你要“赵树理方向”，我偏要张恨水。然而，翻烙饼翻到最后，他的文学史为什么要张恨水，而不要赵树理，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了。九十年代，我们的文学界与知识界“跟着感觉走”，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已经走了多远了。经过晕乎乎的转型，我们的“文学史”成为了这样一种“新状态”：“那些典籍，那些很具体的文学史，可以认为是狗屎。”“在罗兰·巴特的文学史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很次要的作家。”
所谓“转型”，一方面是所有制的转变，是资本和利益的重新分化；另一方面是文化合法性的重建，是旧的文化合法性的失败和新的文化合法性的建立。一九九五年的《上海文学》上，“新时期”作家刘心武赞扬“新生代”作家邱华栋“像你的作品表现一种对现实非常难能可贵的认同。”邱华栋说：“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之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了。”邱华栋一语道破了“自由主义”和“转型期”的天机。有人曾经对转型期作过这样的剖析：这种企图左右中国文坛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给自己的精神蜕变制造合理性，必然要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提供精神蜕变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制造出一定的文化声势，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这种文化说服和改造而又能得到现存体制的保护。相反，稍有疑问即成异类，立即被贴上“文化冒险主义”、“文化恐怖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原教旨主义”、“奥姆真理教派”、“红卫兵情结”……的标签。
青年批评家摩罗曾经谈起他在九十年代重新面对中国知识界时的奇怪感觉：愚昧有知。我对九十年代的深刻印象是天真无耻。突然，真假是非、善恶美丑的界线模糊泯灭了，我们似乎回到了天地开辟之前原始混沌的时代。知识界一方面处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又由于极度亢奋而虚脱麻木。在今天，以致不哗众不足以取宠。只有像苏雪林那样出尔反尔，一会称鲁迅“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永久的地位”，一会骂鲁迅是“土匪”、“流氓”，才能惊世骇俗。在九十年代，我们一方面失去了阅读鲁迅的敬意和耐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把鲁迅的文学思想化为“恩怨”而出卖。如果说九十年代真正成为一个“出卖鲁迅的年代”，那么，我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地指对于鲁迅精神的背叛。
九十年代尽管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学术成绩，却培植了对于学术虚伪的崇拜。不论他们是打着德里达、巴特，还是陈寅恪、吴宓的大旗，只要我们破除了学术的迷信，就会发现昭然若揭的用学术掩盖的立场。例如，在“全景式反映鸦片战争”的电影《鸦片战争》中，我们强烈地感到“主题先行”和“形而上学猖獗”：“《鸦片战争》表达的主要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遭受屈辱。禁也罢，容也罢，和也罢，战也罢，中国的失败早已注定。因此在这部影片中，主和派的琦善没有被处理成一个卖国主义者，他与林则徐的矛盾是不同政见之争，影片也没有结尾在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这种自发的群众性抗争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余开伟在《怎样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批判了这种时髦的反人民的历史观。鸦片战争力量的对比根本改变不了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本质，而且，所谓力量的对比是从哪一种角度，是从官方的、腐朽的满清政府，还是从人民的、“自发的群众性”的角度来进行估计判断的呢？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鸦片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鸦片战争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无视这一事件怎么构成“全景式反映鸦片战争”呢？实际上，在对于鸦片战争的阐释和评价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和历史观。他指出，一、“落后就要挨打并不等于落后就是该打，并不等于弱肉强食就是天经地义。”二、“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在于武器的落后，清政府昏庸腐朽的封建体制和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妥协投降路线，更是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作者强调，历史有是非，历史不是一笔糊涂账。“道光皇帝无论怎样昏庸腐朽，清王朝无论怎样软弱无能，封建中国无论怎样经济落后，这只能说明中国封建体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并不能说明英国侵略者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凭着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军事实力对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进行野蛮侵略存在任何合理的因素；更不能把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疯狂掠夺和欺凌，一概视为传播现代文明。”正是从这一历史情境出发，中国的现代性成为抵抗的、革命的现代性。
余开伟《文学的蜕变》一书从“人文精神”的讨论，《马桥词典》的论争，《鸦片战争》的炒作等文学事件出发，记录了九十年代文学蜕变的复杂暖昧的踪迹，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这个时代的神话和迷信。在这个时代，不公正、不平等、自私和奴才心态是合理正常的，相反，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和同情心则被视为荒谬和有害的。面对那些文化大革命残存的病态灵魂，我曾经有一种强烈的废墟意识。然而，余开伟却并没有被中国的历史所压垮。在今天，当知识界无耻地堕落和背叛的时候，他孤独而英勇地表达了被压抑的历史要求，表达了被迫沉默的弱者的声音。他没有背叛和忘怀十年浩劫中曾经帮助和温暖过他的工农群众。对于这样一位不折不挠的文学前辈，我深怀敬意，甚至他尖锐和粗砺的表达方式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即使我不能同意他许多观点。
(《文学的蜕变》，余开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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