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乃玉
乡村、童年和小说
小说家王朔曾在他的著名小说《动物凶猛》的开头，以一种极为怅惘的怀旧者的语调说：“我羡慕那些来自于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穷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然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遥远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籍”。我从中悟出的一点是，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这种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也许是出生在乡村的缘故吧，我相信宿命。在我看来，一个人能不能写作，能写什么，这基本上是注定的事情，这取决于个人的天赋与童年经验。
我要感谢我十九年的乡村生活。我童年能记住的，首先是一个偌大的家庭，并且女人居多，有我的两个奶奶、三个姐姐还有母亲，后来听乡人讲，在我到这个世上之前，我的家里还有三个远房的姑姑（我奶奶她妹妹的女儿）和一个叔伯姑姑（我大奶奶的女儿），她们都为了有口饭吃，在我的老爷爷振祥的指挥下，掩映在富屯溪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年年岁岁地翻耕着我家拥有的那五十亩地。
我童年夏天的记忆里，在中午庞大的天井院的老槐树底下，始终响彻着两个奶奶、三个姑姑和母亲包水饺时惬意的笑声，弥散着案板上紫黑色瓷盆里韭菜鸡蛋馅的飘香。三个已出嫁到河西的姑姑每到暑天，总是结伴而来，在跨过富屯溪的石拱桥时，我就看见她们每个人的胳膊里都挎着一个柳编箢子，里面盛满了白面馍馍，上面用白色干净的笼布盖着，煞是诱人。大姑见了，笑吟吟地摸着我的头，用另一只手从箢子里掏出一个馍放在我手里，我看着她咬了一口，白面的香味瞬间弥漫在我的口腔里，久久不肯离去。长大后我才明白了三个姑姑的结伴而来，是为了报答我奶奶的养育的恩情。
“富屯溪枕着我的村子，在万顷芦苇里，昼夜不停地流淌着。”这是我在小说《轮空》里的一句话，富屯溪是一个我在好几篇小说里虚构了的名字，原因是我不知道它真实的名字，我的父母亲和我的老师都没告诉过我它的名字，或许它真正就没有名字，但它的确是穿过我的村子的一条河流，它弯曲着从村子东北边遥远的丘陵沟壑而来，似一条飘带挂在我村子的肩膀上，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的拥抱里蜿蜒着向西南而去。
富屯溪的水声响彻在我的心间，让我产生了想单独写它的愿望，这样的愿望滋生已经好久了，虽然我在好多篇小说里曾迭迭不休地描述过它。就像诗文大师徐志摩说的那样，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领略它的机会。
我领略富屯溪的机会，是一本《刘氏族谱》带来的，我在小说里给它起了个《富屯溪史考》的名字。我读小学以至初中，都是在家乡的学校里，父亲年幼时读了很长时间的私塾，到我读书时家里桌子的抽屉里或是房梁上，仍放了大量的成捆的线装书，虽然已经发了黄，但成了我发现富屯溪的宝库。
我刚上小学时，修葺富屯溪上石拱桥的是外地来的一帮子民工，可能是受了上级别的指派，住在我家东边的一个空宅子里，里边有个大高个子的男人，长得很是魁梧，见人就笑，可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哑吧，只会用手势和表情与人交流感情。由于修石拱桥用了一个秋天的时间，村子里的一个姑娘可能是喜欢上了他，最初的物件是一双绣了很秀气的图案的鞋垫，当他拿到这双鞋垫时连晚饭也吃不下去了，一蹦一跳地来到我的家里让我母亲看，嘴里一直在咕囔不停，母亲听不懂他说的些啥，就笑着和他打手势，那意思是你有喜事啦。
石拱桥有了这件事掺在里边，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道不出来的感觉，那姑娘的母亲知道了后要死要活地坐在我家里不走，怎么也要让我母亲给那哑吧说你死了那份心吧，那姑娘不会做你的媳妇。哑吧知道了就跪在两个母亲面前磕头作揖，最后向我要了笔和纸写了一张纸的字，上面是什么，我母亲看了恍然大悟，她给那姑娘的母亲说，他有一个妹妹，可以嫁给那姑娘的哥哥。那姑娘的母亲起初红了脸，然后瞪大眼睛看着哑吧，我想她除了惊于哑吧怎么还识字，还惊于哑吧提出的条件，正是她这几年来解不开的难题。她瞅着我的母亲，半天才说出话来，天呐，这不是换亲吗？
石拱桥最后还是在哑吧把那姑娘领走时建起来了，村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将石拱桥照着姑娘的名字起了名，叫文胭桥。从村子东部走上这桥，到西头拐弯往北不远就是学堂。最令人留连的还是站在文胭桥上看富屯溪上下这片大水的浩渺，想到文胭为了这座桥嫁给了筑桥人，是有文成公主一样的功德的。文胭到底是为了村人不受桀傲不训的大水之淹才走上她的生活之路，她理应成为村人代代纪念的人。
正是这样一些带着乡土气味的东西，使我的小说里面少了编造的痕迹。所以，我的一些小说总是在强调童年经验，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乡村就是他的父亲，而每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都是一个诗人，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写诗，只是这种生活，本身就是诗的一部分。真正的诗，是无边无际的。真正的小说，同样如此。我的童年经验很有趣，因为童年的时候，日子比较清贫，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一些花生和葵花籽，我一度把花生比作我的父亲，把葵花当成我的母亲。
保罗•瓦莱里的小说观
小说是什么？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在《普鲁斯特》一文中曾这样说过：“所有文学种类，似乎都是从运用特殊语言产生的。为了告诉我们一个或几个虚构的‘生命’，小说则可以广泛地运用语言的真谛。而且小说的使命，是拟定这些虚构的生命，规定时间和地点，叙述事情发生的经过。总之，是用十足的因果关系把这些东西联结起来的。”
他接着还说：“小说家雄心勃勃地探索的对象，是‘生命’和‘真实’。它们的外观，是小说家观察的对象。小说家不断地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探索中——即小说家致力不断引用能够认识的各种因素，通过真实的、任意的细节纬线，把读者的现实的存在，同作品中各种人物的虚构的存在有机地联系起来。由此，这些模拟物往往带着奇怪的生命力。它通过这种生命力，才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同真正的人物相比较。不知不觉间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这些模拟物，因为我们生存的能力，就包含着能使他人也生存的能力。我们赋予这些模拟物越多生命力，作品的价值也就越大。”
从保罗•瓦莱里先生的论述里，我们至少能够得到关于小说概念的解释，以及如何创作出更有价值的小说作品。赋予模拟物更多的生命力，我的理解应是讲求故事性，故事越曲折，模拟物的生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故事是小说里十分重要的因素，没有故事，小说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从另一个角度上来，故事代表着小说的尊严。
在讲故事方面，我认为最高的成就是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这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几乎开创了故事的先河，在故事里同样读者探讨了关于人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需要关注的东西，一部作品离开了人性，它就会变得浅薄。在语言方面，《圣经》也代表了一种典范，其中的语言简洁面而透明，读起来十分舒畅，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我的小说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像一条小溪，发出潺潺的声音，这些最初的自然的声音，在今天看来，一样是那么迷人，这对于一个作家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我曾经在一篇随笔文章里这样写道，海明威更像是父亲，带给我尊严，博尔赫斯更像是老师，带来梦想和未知，而卡尔维诺则更像是兄弟，带来心灵和伤口。
我们一直在为心灵而写作，而在一些时候，我们却忘记了自己心灵的需要。我所喜欢的语言是缓慢而有力的，透明是它的第一要素，和瓦莱里说的一样，小说是运用特殊语言产生的，语言不应该是障碍，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心灵穿透力的问题，如果在一部作品中没有一种东西让你有一种痛楚或者感伤，那么这部作品是没有力量的。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些作品里面花费自己的精力。所有不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也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更经不起时间的遴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并不希望每一篇作品都能得到认可，大家都说好的作品，我觉得它恰恰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一点它和人是共通的，要得到每一个人的喜欢，往往是要舍弃一些东西，那也许是最宝贵的东西。
意识流•普鲁斯特
每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想都会喜欢某种表述形式，以至崇拜使用这种形式达到极致的人，因为这种表述形式能够展现自己的性格和内心，使用这种表述形式达到极致的人是他的一生的写作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也想通过这样的写作成为达到极致的人。
我写小说，源于对小说的喜爱，大约是从上小学开始，我就悄悄地为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作准备活动了。开始没有一定的表述形式，所能做的就是尽力找到一种适合自己表述的一种形式，这需要经验，也需要敏感，敏感的心灵无所不至，最终我找到了我所喜欢的表述形式，是我读完了《追忆似水年华》，法国一个被誉为“不世出”的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我陷入他所制造的富裕家庭里精神空虚的庸俗生活的幽远绵长的追忆氛围之中，以至最后和作者一样看见了生命之光。
后来我经被我们圈内人士称为“智者”的朋友董恂来先生介绍，又阅读了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作品，从中深刻体味了意识流这种表述方式的对我的写作的益处，那是所有不同程度的感觉、思维、记忆、幻觉、联想所汇成的一股飘忽不定、连绵不绝的流，这股流变幻无端，纷繁复杂，仿佛我的家乡富屯溪两岸的芦苇，在风的吹动下，一会儿芦苇在动，一会儿是岸堤在动。
我的很多小说，像《听浴》、《快乐的寂寞的》、《从楼角的黄昏开始》、《听浴》等，都是在这种意识流的涌动下形成的。我居住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昭阳路横亘在宿舍区门前，这条路的绿化是这个城市中最好的，也是最早的，路旁高大的芙蓉树伸向路的中央，绿化带里的塔松窈窕着向上延伸，樱花树从冬青棵子里生长出来，每到花开时节，整条街道就沉浸在花海里，路的东边是昭阳花园，里边生长着有些叫不上名堂来的花草，小道曲折幽深，在花树里掩映，城市盆景无处不在，体现着城市建造者的创新和开拓。
我在小说《快乐的寂寞的》中这样写道：“不论什么季节或天气，几乎每天晚饭后，我总要一个人溜出门，踏着硬硬的水泥道，分享夜色中大自然带来的愉悦。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这种行为总是带有某种明显的特征，而是我觉得，只有在夜晚降临的时候，有那么一部分白天里失掉的东西，正随着夜晚的返回，来到我的心里。只有在夜里，我才重新找到了自已，面带微笑包了一层甲壳的、喧嚣了一整个白天的角色被让了出来，夜晚在散发着永远的故事。城市的真正的呼吸，只有在夜晚才能感觉到。我愿沉入这个城市最明亮的暗处最深的底部，很过瘾地陶醉于夜色这浓浓的氛围里映所衬出的奇光异彩，它犹如我读的那些书里所描绘的风光对我产生的吸引力。
“书中自有颜如玉。如玉之颜的女人只有到了夜晚才活起来，这是一位美丽的女作家的切肤之言，她说女人抛弃了被白天的时间和灰尘空耗着的光阴和力气，在夜间纷纷出场，用纤白晃动的脖颈和把路踩得咚咚作响的高跟鞋，去制造无法保留和等待的故事。”在这些变幻的意象里，呼吸着夜间流淌的液流，在昭阳路两旁树木巨大的黑影里转进花园，看城市夜间流动的颜色，沉浸在意识流动的感觉里，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脱去了白天虚伪的人，真正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境界，想什么就什么，想谁就谁，想哪儿就哪儿，想回到什么年代就回到什么年代，感觉自己在这种意识流动中成了一个不受时空拘束的人。
这种感觉越是进入意识的深处，身边流动的时间就仿佛不存在了，像一缕轻风不留痕迹，后来我在一本关于意识流的书里，看到这种感觉被称为“心理时间”。这种时间，超越物质世界的客观时空，把此时此地的经验和彼时彼地的经验交融、重叠在一起，打破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一维性顺序，使人的时间观念在心理上实现重新组合，我认为这才符合人们心理的客观真实，而意识流小说正是适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客观和真实。
小说的困难
我的小说写作，现在遇到了两个难题：第一是反对因循守旧，第二是抗拒平庸。无论是从文化传统、现实环境还是从个人能力的方面考虑，“反对因循守旧”做起来都是很困难的。每一个小说家，尤其是那些把创造力视为写作根本的小说家，对此都深有体味。但是抗拒平庸更难。我没有小说的天赋，要写作，就不能把自己放到一个绝对孤立的位置上，所以说拒绝平庸几乎做不到，能做到的仅仅是有一种拒绝平庸的心态，但这种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像一个窃取大众财物的小偷，这就是平庸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压力。
还有技术性困难。谈到小说的技术性问题，我想到了约翰 •巴思那篇著名的论文《枯竭的文学》，巴思感叹小说的样式已经用“疲”了，小说文本的种种可能性已经穷尽。巴思号召小说家从事“实验”和“创新”，并且提到了“反讽”和“博尔赫斯精神”。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大”，是观念上的，在具体的写作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是要繁琐和个人化得多，感到自己像是赤脚走路，最硌脚的地方是自身作为一个写作者个性和素质方面的弱点。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不论我写什么，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在写我自己；不论我怎么写，我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
记得前不久我和居住在济南的全国著名的小说评论家施战军通电话，电话中谈到小说写作的困难。施战军说困难更多地集中在小说家自己身上，而与外界无关或关系不大。施战军的意思，小说家真正面对的困难就是和自己的弱点较劲，较劲的过程中常有的心态可能就是虚弱感。每天写作，每天压迫着你的虚弱感就像对面墙上石英钟的秒针一样不断地逼近一个临界点。但最后我们仍然达成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虚弱感不见得是坏事，经常被虚弱感打击着的小说家可能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可能实际上很强大。
对我来说，语言的难题非常突出。我感到语言是一个大磁场，小说家是一些小铁钉，我们在语言的磁场里往往身不由己。每当我打算写作的时候，坐在电脑前，伸出手指，马上就能感觉到指尖一下子触到了语言构成的庞大系统，内心的景象非常丰富，然而手下的语言却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它几乎无法完全或者说一下子呈现内心，结果只能是这样：写出来的那一部分只是想写的其中很小一部分，另外的那些却在语言的线性状态中流失了；同时，每当写完一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后，身体便似被掏空，无一处不空荡，也许那五脏六肺已尽洒于那森然的五千汉字，可偏就有苦涩酸痛之感不知从何处翻腾而起，齐涌至喉间，鲠着，只是难过。
由此，我对自己的每一篇小说都不满意，我觉得在这篇小说中，想呈现出来而最终流失掉的东西太多了，把希望寄托给下一篇小说，然而在下一篇小说中同样的难题会重复出现。不知道是谁说过这么一句话，语言击败了每一个小说家。
小说的信心
一位已经很出名的小说家曾告诉我说，每一名青年，不论男女，都有一个文学梦，只是在将其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大多掉下队来。的确，将文学的梦变成现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甚至要献出毕生精力，毅力不足的爱好者，失去了对写作的信心，只好放弃这个美好的梦想。像我所了解的知名的小说家，对待自己孩子的成长，虽然他们自己是小说家，但他们并不都希望孩子成为作家，甚至他们的孩子，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也并不都盼望自己成为作家，我认为小说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才能绽开一朵花。或许有些例外，那就是个人的毅力造就了他。
虽然我很喜爱小说，但我认为自己天赋里并没有能写好小说的因素，所以只能靠个人的毅力挺下去。我记得在家乡读板泉中学时，写过一篇《德福大叔》的短篇小说，大约有五六千字，写的是德福大叔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里时很穷，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承包了田地，地里的粮食打得多了，逐渐富了起来的故事，当时自己认为很好，我用父亲辛勤赚来的钱订的《语文报》上正好登了一则征文启事，就投了过去，可是稿子邮走了就如石沉大海，为这事我曾伤心了好几个星期。读延边大学期间，写了好几个短篇，也是很有信心地投到了我当时心仪的《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仍然是如泥牛入海，没有音讯，当时我除了伤心，还检讨自己是不是块写小说的料，很长时间都是心情沮丧，几乎不敢提笔了。
毕业后我只做了一年多的教师，就去了家乡的一个乡党委做了秘书工作，忙碌的工作让我没有时间去写小说，可是在《山东文学》上看见了赵德发的《蚂蚁爪子》和他后来在《山东文学》上几乎是连篇累牍地发表的小说，心里着实颤动了起来，就想着要写，可是还是没能如愿，抬起笔来，行政工作使然，总感到思路堵塞，毫无文学灵感和小说感觉了，也就更谈不上文思如泉涌了。我小说处女作的出现应该是在《金海岸》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曝光》，那是我工作变动来到港城日照，在区政府办公室做秘书工作时的有感而发，当时用四通打字机打出来，字迹很是工整，俨然就是铅字，心里颇为得意，就寄给了《金海岸》编辑部，没想到过了不长时间，瞿旋老师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要用我的这篇稿子，并且让我参加一个文学笔会，当时我那个激动啊，放下电话就给同事说了，同事当然也是高兴。
那个文学笔会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芒种》杂志的一位崇拜日本川端康成的编辑老师的讲课，从此川端先生的作品走进我的视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小说写作的风格，瞿旋老师鼓励我继续用这种风格写作，力争写出更好的小说。赵德发老师看了《金海岸》上我的那篇小说后，也给予了肯定，提出了很多希望。在这两位老师地鼓励下，我往后的几年里，在工作之余写出了好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风中之烛》在赵德发老师的推荐下，得到了济南的《当代小说》刘玉栋的指点，并在这个刊物的重要位置上发表，中篇小说《家丑》寄到重庆的《红岩》杂志也有了回音，这是我的小说在省外文学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之后被评为日照市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去年我写完了第一个长篇小说《七十二堂号》，获得了新浪网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优秀长篇奖，当时是边写边往BBS上贴，写完了的时候也就是网络大赛规定截稿的时间，能够获奖，我很是吃惊，由此也我看到了写小说的希望，也坚定了写小说的信心。
从此，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让我放弃写作，写作已成为我最好的生活方式，它使我开心，使我充实。这样的充实，让我享受了不尽的快乐，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原则，不管经受过多少挫折，一个人的理想和为了理想的实现所做出的努力，将是这个人一生最大的财富，它比金钱、地位、名声都显得光彩夺目。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真正的信心，恰恰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在写作之中，不在写作之间。写作中丧失的信心，仍旧要在写作中获得。正如卡夫卡所说：“一个人在门口踯躅地越久，他就越是一个陌生人。”一部作品诞生以后，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喜悦，是解脱，随之而来的是惶恐，是虚无。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像两条毒蛇一样纠缠在一起。作品是一个作家最脆弱的部分，因为这是他的全部，也是他的伤口。如果作品得不到认同，那么作家的身份就十分尴尬。对于一个作家，没有永恒的信心，写作是一次冒险，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写作的救赎
在一次文学讲习班上，我听赵德发老师讲过一个“文学是一种病”的观点，他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个观论的正确性，我当时就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说，文学是一种病，每一个爱好者都患上了这种病，是从骨子到血液以至全身，彻头彻尾的。他继续讲，治疗这种病的灵丹妙药是不停地写作，每写出一篇作品，这种病的治疗就能见一次效，以至最后的作品代表了治疗这种病的最后程度。患上这种病就是终生的，到死也不会痊愈，只能见到疗效的一定程度。
赵德发老师的观点，依我的理解，那就是“写作是一种病，只有通过写作本身才能获得救赎”。文学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好的，我想对于爱好者来说，应该是“天赋文学”，就是说他一生下来骨子里就镶嵌着文学的分子，血液里流淌着文学的因素，水平的提高靠后天养成，后天就是他的经验以及成长的环境，在一种环境里所形成的丰富经验，足可以让患上“文学病”的爱好者，将一个阶段的治疗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将这种病患的深入得到某种程度的救赎。
我再次说“我要感谢我十九年的乡村生活”这句话。我出生在沭河东岸的一个名叫岔河的村子里，家乡的方言，"岔河"就是"分岔的河流"，的确，我的村子周围密布了网状的河流，它们交织着奔向沭河，每年的春天到秋天，盛大的芦苇荡在从河面上吹来的大风的掩映里，弯曲着由碧绿变成金黄，将沤在河水里的棵节发出的腥涩气味弥漫在村子的上空，殊不知，我，我的家人，以至我的乡人都沉醉于这腥涩的气味，一天闻不到就像缺了什么似的，后来我才慢慢地体会到，那是包括我在内的乡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种气味已经在他们的内心打上了深深的烙痕。
这个村子，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走错了路也不会走到的地方。连结着村子和外面的是一条长长的堰堤，那是用来防备沭河大水淹没了村子的。从村子出发，堰堤的尽头是一条省道，东边通往县城，西边通往一座更大的城市，走下堰堤到我的家，要穿过一道长长的堤坡，长满了青苔的汪塘和浓密的杨树林，还有一些空空的房子和站在汪塘边上的腊条捆子。巨大的树枝筛下的斑驳阴影，使明亮的下午变得安详。站在我们家的后院里，可以看到一望无边的芦苇和深深陷在芦苇中间的一个个村庄。
十年前的冬天，父亲患了癌症已经枯瘦如柴，疼痛像个巨大的恶魔，附着在他的身上，折磨和摧残着他，村子周围的河流冰封着向前弯曲不已，浩浩荡荡的芦苇已经光秃了，那个旋转着升腾着的腥涩气息也闻不到了。父亲曾说的“小车不倒自管推”的话响彻在我的心中，一直成为我的精神支撑，在他为我操劳让我成家立业之后，我看见躺在床上的父亲，像一架手推车在不堪重负之时轰然倒塌了。父亲临终时睁开眼睛，蠕动着嘴唇，嗓子眼里在吐着含混不清的字眼，后来我才感觉到他是想说，那腥涩的气味呢，我怎么也闻不见了呢。
在这个名叫岔河的村子里，我长到了十九岁（我第一次去县城的时间是十四岁，那年冬天母亲病危住在县城医院），在那里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忧伤，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撕心裂肺，那里有我对世界的最初体验。但真正发现这个村子的存在，却是在离开村子以后，离开以后，村子成了我内心的一个幽暗的盒子，里面装满了我的乡村经验。在技术失去力量的时候，经验发生作用，也只是依靠经验，才能使文字发光，使作品获得鲜活的生命，由此我写出了《水国》、《轮空》、《家丑》、《梅妮》等中篇小说，以此来救赎我在乡村曾经的苦难和抑郁的心灵，告慰已经长眠富屯溪岸边的父母亲的在天之灵。
我的写作是随着父亲的去世而开始的，我在父亲的病床前许了愿，我要写出一个完整的父亲。近十年的写作经历竟然像过眼云烟，虚幻缥缈，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写出足以让自己，让我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欣慰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我的最大遗憾。想想童年时代的愿望，和后来的日子里，一抬手一举足间，脑子里所颤动的，都是要做一个把小说写成功的人，这么多年以来，我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心里总是坚守着这个理想，而看到现在这个样子，有时候真的是黯然神伤。好在写作是一辈子的事，它值得我为此再拿出下半生来试一试。
这些年，因为写小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意思。实际上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多见，我的意思是说，自己童年时代的愿望一直在撩拨着我，牵引着我，通过不断的写作，来救赎已入骨子和血液的文学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