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不尽流——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作者：安冬霓
一、小说的长河
（一）波澜不惊的长河上游——描绘静态的湘西人物与风情
“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沈从文当了几年兵，在报馆当了一阵校对之后，他决定离开家乡，到北京去。从此，他开始追寻那“一点点理想”，并为之“受苦”。来到北京的沈从文，考学读书不成，开始了笔耕的跋涉之路。虽然没有什么写作基础，但是凭着一股“乡下人”的蛮劲儿，他对自己的写作前途充满希望。从湘西边地来到古都北京的沈从文，自然内心不会平静。城市里与乡村迥然相异的人与事，往往让他联想起往昔的经历与所见所闻，两相对比。那些纷纷匝匝既离奇又平凡的湘西故事，有欢乐，有痛苦，有泪，有血，早已堆积在他年轻的心胸。当他要执笔创作，从头脑中搜寻素材时，那些对于城市人来说无比陌生而对他来说分外熟悉的湘西故事，自然涌到他的笔下。
他要讲述不一样的故事，他要描绘城市人陌生的湘西风情，他那么急切，不光是要倾吐郁结的心声，不光是证明自己的写作才能，更要以此谋生。故事该怎么讲，小说该怎么写？他在学习，在探索，在尝试。他练习不同的讲述方法，寻找最佳的途径。在北京的这几年，一直到他1928年去上海之前，他的湘西乡土小说写出了不同的样式，虽然稚嫩，却初步显示了独特的沈从文风格。而这部分小说，总的来说，描绘的是一个静态的湘西边地，在那里，时间的流逝仿佛看不出踪迹。这些小说，更像一幅幅缓缓展开的风情画，非故事性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更夫阿韩》里阿韩被人尊敬地称作韩伯，只因为他和气。他打更不守时，不要紧；他还会在过节的时候自己停工，不要紧。人们都不在意。大家知道他是个永远为别人着想的人，谁家大门忘了关，他会和气地去提醒。这样一篇小说，更像一幅素描，画出一个永远愉快，爱喝两口酒的打更老人。他自得其乐。有意思的是，他本来是个更夫，打更却不守时，人们却对此安之若素。是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那么重要的。在生命中，时间是一个由生到死的整块，是不需要那么细细分割成小格子的。
在《猎野猪的故事》中，沈从文尝试用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式的手法，小说是框子套框子的模式，小四缠着第一人称的“我”给他讲故事，后来佣人宋妈解围，讲了一个她少女时代跟从猎人们去打猎，自己亲手抓住一只小野猪的故事。作者细细描写山林的景致，描写打猎的场景，描写深夜小野猪误闯被捉的奇特场面。没有曲折的故事，只是清新质朴的原始山林的描画。
《雪》一篇描写我住在叔远家里，受到叔远母亲温厚的照顾。叔远则有些顽皮。笔下是一派乡村农户温馨景象。
《山鬼》里毛弟的娘独自带毛弟和毛弟的癫子大哥过活。癫子是文癫子，失踪几天还能回来。他长大了，跑到山上峒里唱情歌。小说的笔触仿佛一台不怎么移动的摄像机的镜头，录下伙伴对癫子的孩童式的好奇，录下毛弟对大哥古怪行为的司空见惯，录下娘对癫子儿子的心疼，录下乡村孤儿寡母艰难的日常生活景象。依然是没有故事的画面。这里显露出后来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悲剧色彩，然而，这种色彩却非浓墨重彩，而是淡似朝雾，成为几个乡村平凡人物的背景色。
在《草绳》里，这种悲剧色彩更明显一些。不过，这依然是无事的悲剧。甚至称不上悲剧，只是一丝悲凉意味。得贵听信老兵的话，以为要涨水，于是开始搓草绳。以前，河里涨水时，人们腰上系一根绳子，绳子一头系树上，就跳到河里捞上游冲下来的东西。但是，水没涨起来。绳子被玩耍的孩子们利用了。这里，悲凉中又透露出对命运安之若素的平静以及一丝嘲谑的微笑。
在这些“习作” 中，沈从文如同一个初学画的画家，练就了素描的扎实功底，摸索出一种精细描绘湘西地方人情风物一斑一点的技艺，绘出了一幅幅湘西静物图。当然，这一幅幅静物图并非仅仅好看，作家也不是仅仅为了展示和城市不一样的边地风貌，在这些图景中，他力图展现一种生命力，一种乡村中寂静存在的足以让“乡下人” 自傲的可贵品质。
那些湘西边地的生命在无言中寂静地枯荣，沈从文却要把它们说出来。这是不大有人问津的言说领域。也许有人写过田园牧歌，也许有人唱过土地悲曲，他们却总是隔了一层，用的是外人的眼光，疏离的视角。沈从文却要执着地贴近匍匐在大地上默默生长的生灵，他离得很近，要描画出他们的纤维来，以此去触及他们被表象深隐起来的灵。他在描绘那些“乡下人”的时候，他是在确认自己的“乡下人”的根基，他是在夯打一个有着自己生命观的作家的创作框架赖以成型并坚固的基石。
沈从文的小说被接受了。他做一个作家的愿望差不多成为了现实。他还被推荐给胡适，胡适邀请这个没读过大学的年轻人去上海中国公学作讲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二）暗流涌动掀起几朵浪花的长河中游——描绘静中有动的湘西社会——晓得生命这个东西的表现方式
“对于农民、手工艺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沈从文来到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现代的都市。在这里，他遇上两个和他一样年轻、一样对写作充满热望的青年胡也频和丁玲。应该说，他们对写作的热情彼此碰撞激发出更高的热情，他们对写作的信心彼此影响更坚定了创作的信心。这时候，在中国公学教授写作课程的沈从文也更有机会对写作的技艺加以研究，从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当然，更重要的是，沈从文从来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儿，更对自己的写作寄予很高的希望。他是要写就要向超过最好的作家的方向努力的那种人。
他已经掌握了描绘家乡一片宁静风光的本领，描绘出了如同家乡溪水一样澄澈而素朴的图画。在这些明净的图画背景上，隐隐显出一丝悲情的色彩。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他还要捕捉那些骚动他心灵的东西，那些更甜蜜更苦涩更沉重更广大的东西，那些超出城市人道德判断的乡村故事，他要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笔端。
他不满城市人的猥琐和羁绊，他写《柏子》、《雨后》这样的小说。素朴的情欲就是升腾起来的生命力，未开化的水手柏子和不懂诗文的四狗，只是被原始的热情所驱使，他们不计得失，不问后果。而吊角楼的妓女和识文断字的女子都会心甘情愿被这样的热情所卷裹。他极力渲染那湘西地方壮年男子的情热，毫不顾忌批评家的眼色。他要写出一种力量，一种都市人缺失而湘西边地男女仍保存的力量。他的湘西小说的长河流淌至此，开始掀起浪花。
他开始找到一种能够容纳更多内容的小说写作路子，或者说，他自己开辟的乡土小说写作之路从一条暧昧不明的小路展开，至此已经走到较为平坦宽阔的一段。是的，他能够把握更复杂的思考与情绪，把它们揉入小说。他从《阿金》开始，依然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讲故事，故事复杂了些，承载了更多内容。他看到了湘西边地人们原始的热力，看到他们乐天知命的从容，可是他也不能忘记家乡土地上一幕幕蒙昧的悲剧，不能忘记那些听从命运摆布的乡亲默默忍受的各种痛苦——他们甚至说不出这种苦是怎样一种味道，只是悄悄咽下去。这样的故事，大多是微笑中含着一丝泪光的。这些湘西小说的气质有些类似沈从文那时喜欢的契诃夫小说。
阿金想讨女人，那是一个寡妇。地保为他着想，怕美妇人娶回家会肇祸，一定拦着他多想一天。阿金只好答应，百无聊赖去了赌场，不久囊中已空，也不须去媒人家了。后来，美妇人跟远方一个绸商走了。故事反反复复铺叙阿金想要到媒人家去的愿望，地保煞费苦心的劝阻，阿金心不在焉的游荡，一点儿不吝惜笔墨，而结尾却很干净简练，几句交代了阿金赌场输光了钱，寡妇跟别人走了，地保倒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似乎是偶然，又似乎是命运，阿金生活在蒙昧之中，看不清左右自己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也就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阿黑小史》前四章都描写湘西地方一个油坊主人的女儿阿黑和青年五明之间甜美的情热，从日常的交往写到结婚的前夕，而第五章劈头却写若干年后阿黑早已不在，五明成了癫子，回忆曾经的美好时光。曾经大肆铺张的羞涩、热情和甜蜜，都在结尾中变成酸涩的催泪剂。曾经的张扬、意气和活力，都在收梢中褪去青涩，露出作者对生命回味深思的怅惘。
《媚金•豹子•与那羊》写的是传说中的故事，和《阿黑小史》一样，在美丽铺张的男女歌声传情彼此相悦的描写之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在约会的夜晚，豹子为了给情人媚金寻找一个最洁白的羊羔做礼物而误了时辰，媚金误会豹子失约，她自杀了，迟到的豹子也死在了情人面前。小羊羔的难寻是偶然还是必然？豹子一心要用最美的羊羔来表达对情人的尊崇，媚金高傲地不愿在情人失约的世界生存，他们对生命这么珍视，却又由于这种珍视而不愿苟活，可以轻易放弃生命。结尾男女主人公对死亡的坦然，使得前面的“纵情声色”变得尊贵而充满光彩。
生命是美好的，却也是脆弱的。
《旅店》中开旅店的绰号黑猫的老板娘在孀居几年后突然生出欲望，看上了常来旅店的一个大鼻子客人，幽会之后客人赶路去了。他会办完事再回来吗？不久，却听说那客人在路上发急症死了。黑猫生了小黑猫之后嫁给了她雇佣的一个驼子。大鼻子客人为什么会死？有什么宿疾？一切都没有先兆。死的情况怎样？不清楚。会不会是同行的客人嫉妒他的艳遇害了他？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死了。而黑猫要继续她的生活。
《萧萧》是沈从文有名的短篇，曾被改编成电影，说明小说还是很有故事性的。过了几个月，他又写了和《萧萧》素材差不多的《一个女人》。不管是萧萧，还是《一个女人》里面的三翠，她们都如同山野里的小树，顽强地生长，从来不会反观自己，从来只是望着前方脚踏实地过日子。萧萧和三翠唯一的不同是，萧萧是个比丈夫大九岁的童养媳，而三翠是个比丈夫小五岁的童养媳。萧萧没有等到丈夫长大就被花狗的情歌唱开了心窍，三翠则没有这样的诱惑来考验。但是，乡间的生命观念是厚重朴拙的，萧萧生了别人的孩子，终于还是在家里待下来了。一场风波过后，一切还是依着原来的步调行进。她很快就会当婆婆，当奶奶。她和三翠没什么不同。还有不同的话，就是三翠自有她的艰难，因为她的丈夫当兵几年都不见回来。
《丈夫》也曾被改编成电影。这里，外来的冲击似乎影响到了乡下人的生活。村子里的年轻媳妇去城里几年做出卖肉体的生意，这样维持生计，似乎已经被很多乡村丈夫所认可。老七老实的丈夫也是这样想，可是，当他来到城里找到妻子看到她的状况时，还是把她带回去了。老七和她的丈夫不去想这样的“生意”对不对，他们似乎不太理会其中的是与非，他们只是顺着朦朦胧胧的直感生活，觉得不能忍受分离，就回去了。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医生》讲的也是相似的故事，讲法却不同。一个青年爱慕的少女死了，他从坟里把她掘出来放到山洞里。前一篇小说是侧面描写，这一段情节全由转述而来；后一篇则写医生眼里精神有问题的青年偏执的行为。这两篇小说里，在湘西青年的眼里脑中，生和死的界限并不分明。不过，后一篇却多出医生这个外人的眼光，不再如同前面湘西小说对所写人事不作判断的纯然描述。
在《夫妇》中，也是由一个有知识有身份的外来者讲述的湘西乡村见闻。在田野美景前忘情的乡村夫妇被不认识的村民以伤风化捆了起来，似乎是一幕闹剧，可是年轻的夫妇却显露出健美与憨厚。
和前面小说大多以男女情爱为题材不大相同，《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牛》、《菜园》写的是湘西人和官府的对立。想不受官府制约管辖自由自在的“野人”即使躲到山洞里，最后还是被剿灭了；和自己的牛相依为命的大牛伯花钱费力给牛治好了伤，牛还是被征去服役了；菜园的中年女主人一心想和儿子安稳度日，儿子儿媳却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杀掉了，她不久也不愿再活了。前面那样铺叙他们对生命的眷恋与执着，对命运不苛求、易满足的脾性，后面却是这样微薄的愿望也不能实现的现实。叙述的调子不是激越的，依然平缓，没有评判，只是揭示现象。
1929年到1930年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日子，沈从文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许多优秀的湘西乡土小说。 他1930年下半年离开上海到武汉大学，后来1931年到1933年又到青岛大学任讲师。这时创作势头有所减弱，似乎在慢下来，湘西小说的创作也在减少。不过，他在青岛还是写了《三三》和《凤子》这样对湘西地方尽情描摹的作品。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外面的世界在冲击这个风景如画的田园。在《三三》中，三三对城里来的年轻人有了好感，母亲也欣赏那孱弱的白面青年。最后，青年病逝了，她们都若有所失。在未完成的《凤子》中，那个主角中年绅士对于湘西来说也是一个外乡人。
1934年沈从文重回北京，这时他已经和张兆和结成终身伴侣，并且在北京安了一个宁静的家。他能够更加从容地进行他的思索与创作了。
“思是人类最简单也最费力气的一项手艺活。” 像他所怀着温爱的手工艺人一样，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不断打磨，不断修改，在这打磨与修改中锤炼自己对湘西的思考。他奋力写，不断练习，积攒了力量，磨练了笔锋。如果采用他一向谦逊的说法，把自己的小说称作习作的话，他写了这么多之后，终于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就是《边城》。在这部小说里，他得以比较详尽系统地描述湘西风貌，把家乡风情如同血肉融会到带着淡淡忧伤的故事筋脉中。
在几十年后，他谈到写作时，回顾自己的写作经验，依然把“表现生命”看作是最重要的事。“只要你生活经验一多了，你就晓得生命这个东西的表现方式，你要写它，很多很多方法来写。……生命一个共通性，一个差别，你懂了，共通性你懂了，你写小说就顺利了，你想写什么就是什么。”
这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同时又是很难的事情。怎样来表现生命？生命的共通性在哪里？是什么？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是最基本又是最复杂的问题。“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沈从文对生命的思索有他独得的便利，他有着对湘西边地生活的熟稔，他熟悉那些不曾过多染上文明与实利的油彩的生命。沈从文似乎窥到了潜藏在生命底层的一些奥秘，他文学的触角越伸越长，似乎不期然触到了哲学的领地。 如果那些未被行为主体确知和认识的行为，比如翠翠懵懂中一系列的行动，还不能算“存在”的话，那么，是沈从文的描述使它们呈现出来，使这个小姑娘的一切成为审美的对象。沈从文的一只笔，使得湘西少女的生活从原来如同小草春荣秋枯一般的混沌中剥离开来，成为一种“存在”。
但是，哲学不是沈从文的目的地，在他的老年，对着前来拜访的美国学者金介甫，他说，“我总是希望哪，你不要费力气追求我的哲学。我大概当时总羡慕有契诃夫，就提到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
（三）激荡着浪花却未曾流注大海的长河末端——探询败坏湘西的病源——在现象的追索中迷失了生命追问的路途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沈从文不满足于描绘湘西青年男女原始的情热与力量，不满足于唱出一首悠扬婉转的牧歌，他注意到湘西生活中那些不和谐的调子，他想要传达出更厚重的湘西。开始，他想要用湘西边地未开化的原始、蛮力与优美来对比城市文明的孱弱、猥琐。后来，在渐渐逼视家乡土地与生长在土地上的人们的时候，在获得了更多的理性批判眼光的时候，在目睹湘西故乡日渐衰败的现实情景的时候，沈从文返回身来，为拯救家乡而忧思忡忡。他不能不看到那些他笔下渲染的美好的湘西画卷现今几乎不复存在。美好的正在消失，丑陋的日渐增长。这样观念的转变，一方面因为他不再只把眼光投放到故乡的美丽，一方面则因为故乡的确在现实中逐日凋敝。
他在离开家乡十年后1934年第一次回乡时，一面重温旧日熟悉的如画风景，一面注意到时代变迁带来的湘西地方的改变，他写了许多散文，记录风景的恒常、人事的变动与作家内心的五味杂陈，集为《湘行散记》。在1937年，战乱把沈从文等一批大学师生推到昆明，途中他又经过沅陵。他不满足于《湘行散记》那样的文学化描述，对于家乡前途的关切使他着意写一本更实用的书，他写了《湘西》，介绍家乡的地理历史物产与现状，以期让更多的人客观地认识一个真实的湘西。虽然这些散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小说是他的当行本色，他不会轻易放弃小说的创作。
他笔下的故乡不再是那么简单而宁静了。波澜在他笔下渐渐翻腾。原来小说背景中的一丝苍凉和无奈，现在变成了触目可及的堕落与冲突的画面。
在《贵生》里，这个勤快后生有点木讷，还有点迷信。在他迟疑地设想等杂货铺老板女儿金凤过了十八岁克夫的关口再提亲的时候，地主五爷已经把金凤纳了妾。他放火烧了杂货铺，烧了自己的房子，失踪了。这里依然是从前描写湘西故事的笔墨，讲的故事却不大相同了。以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人和人的冲突出现了。
《小砦》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了引子和第一章，只是酉水流域一个没有展开的码头故事的开头。长袖善舞的税务局长，跟班儿的小公务员黑子，十八岁的娼妇桂枝，她的所谓老娘，还有桂枝当作靠背的青年憨子，这些人都只是露了一下脸，在戏台上亮了相，戏还没开唱，就停了。但是，这样的开头已经预示着后面的故事不再和以前讲过的原野牧歌类似，笔墨更多的触及那些伤风败俗、腐化堕落的场景。不光是桂枝落得一身病，就连十二岁的黑子也早已学会借身份的便利到街上去揩油了。
在一段锤炼笔墨之后，沈从文开始创作他寄予很高希望的一部长篇小说《长河》，他想把自己对湘西家乡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写到这部小说中。经过前面几篇小说的练习，他的笔洗去一度的不节制，原来的宁静与控制重又返回，但是，笔下的场景却不再像《边城》那种带有寓言色彩的不确定时间地点，而是明确为更为贴近现实人生的辰河中游。按照沈从文的预定计划，他要写四卷，从“新生活”运动到达湘西开始，一直写到1937年苗民起义，起义军被收编之后又被蒋介石政府送上抗日前线，借助日军消灭苗族的生力军。
可是，《长河》只写了第一卷共十一节。当然，他写这样的小说，发表时遇到许多麻烦，小说也被删去不少内容。这些外部原因当然不是《长河》未完的全部因素。其实，在写这部长篇时，沈从文遇到了新的创作难题。
此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创作几乎停了下来，大致是每年就创作一两篇短篇小说的样子。这些作品也没有什么突破。他最后的一篇小说是《传奇不奇》，和前面创作的《雪晴》、《巧秀与冬生》是三篇连续的小说，在《沈从文小说选》中以《劫后残稿》作为总题。这部《劫后残稿》是沿着《贵生》、《小砦》等小说的路子继续的。巧秀的母亲是个年轻寡妇，和一个打虎匠相好。巧秀妈没有萧萧那样的幸运，她被对她图谋不轨不成的族祖和图谋她的土地的族人捉住，绑住她沉了潭。打虎匠也被砍了双脚。巧秀被外村高枧满家收养到了十七岁，跟着一个会吹唢呐的中寨人五哥跑了。五哥和田家兄弟打劫了烟贩子。田家和满家不和，扣下了护送烟贩子的高枧的冬生，想敲诈几个钱。满家的大儿子团防大队长奉命来剿匪。两下里不曾想到局面的失控，剿匪的只好围困，劫匪只好负隅顽抗。相持之下，劫匪窘迫，五哥偷偷放了怀孕的巧秀和冬生，劫匪内部随之内讧，自相残杀而终。这是沈从文流血最多的小说。原来湘西小说中优美的人性也只在收养巧秀的满家老太太和坚忍的冬生妈身上保留，小说中更多的则是乡村中懵懂的野蛮和暴力，以及新时代追逐利益带来的恶行。
二、长河未完
“‘吾丧我’，我恰如在找寻中。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
沈从文发过这样的宏愿：
“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条件许可当把它继续完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
一、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
二、长江，写长江中部以及上下游的革命纠纷。
三、长城，写边地。
四、上海，写工人与市侩对立的生活。
五、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历史的社会的综集。
六、父亲，纪念我伟大抱负的爸爸。
七、母亲，纪念我饱经忧患的妈妈。
八、我，记述我从小到大的一切。
九、她，写一切在我生活中对我有过深刻影响的女人。
十、故乡，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
十一、朋友，我的债主和我的朋友，如何使我生活。”
别的且不说，关于湘西故乡的《凤子》、《小砦》、《长河》都没有写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长河也在《传奇不奇》中结束了。正值中年的作家为什么不能继续他的创作了？他遇到了什么难题？
“生命或灵魂”为什么“破破碎碎”？又需要怎样的“带胶性观念”来粘合？
“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为抽象而发疯”，那个“抽象”又是什么？
也许，在他写于1941年的散文集《烛虚》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从山野里走出的“乡下人”沈从文，对自然有着敬畏和崇拜，带有一些道家思想的色彩，有点“信天委命的达观” ，又有“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 的愿望。从他的早期湘西小说就已经显露出这样的迹象，而他比较成熟的湘西小说基本上正是沿着他后来所描述的这个方向铺展开来。
沈从文描写湘西边地山清水绿的锦绣风光，描写边地男女旺盛的生命力，描写边地人民的朴讷，顺乎自然地应着季节生活。在他的早期和中期的湘西小说里，极少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有的是淳朴单纯的人性，以及不可言说的命运的常与变。
《山鬼》中癫子的母亲确乎不幸，她丈夫早亡，大儿子有癫病，可是这只能怪“老天”。——而且这个母亲不去怨天尤人，只是为儿子担忧罢了。《阿金》没有娶到美妇人，这也不是地保作对，地保也是为他着想，只是阴错阳差他输了钱，就放弃了提亲。《阿黑小史》中阿黑和五明本来是极好的一对儿，彼此相爱，周围的人也极力促成他们，只不过阿黑却早早离开了人世。《萧萧》、《一个妇人》中的萧萧和三翠，她们懵懂地生活，经历了一些风波或者没有经历，之后，她们仍然懵懂而坚实地生活。甚至《边城》也一样，里面没有一个恶人，有的仿佛是命运的捉弄，翠翠还在不清晰的朦胧爱情憧憬中，大老死于河上，二老因为哥哥的死不能面对翠翠而离开了，爷爷在忧烦中去世了。她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才慢慢明白。她等在边城，等着那个给她唱山歌的二老，保有着她一贯的美丽和宁静。
沈从文尽力描绘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湘西边地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决不会伤害到别人，因此这种状态最能促进和平，最适合人类。” 湘西当然不是卢梭描述的野蛮人的原始乐园，人类毕竟早已脱离蒙昧时代，即使在比较封闭的湘西地区依然如此。不过，这里倒有几分保留着卢梭描述的黄金时代的色彩。卢梭认为，“人行为开始引入道德观念，但在法律确定之前，人人都是惟一的裁判者和对他自己所受侵犯的复仇者，……由于人的能力发育在这一时期处于原始状态的麻木不仁与自尊心激发的正中间，因此应当是最幸福最安定的时期。”
但是，这种黄金时代是不可能长久的，这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也极难保持。况且，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人们更多地被自然所卷裹，不能有所反抗，对命运只能是安之若素。沈从文从这种安然中见出生命的强健与优美，见出道德的淳朴和简素。他以这样的自然品性为美好，确立自己生命和写作的根基。但是，已经有了更多知识的作家不能完全认可命运的无常，沈从文从故乡人物的优美品性中依然看到无助的悲哀，看到美之易损的脆弱性。而《边城》这样的小说正体现了他对故乡的这种体认。他也一直以“乡下人”自居，认可湘西边地人所保有的自然品性。
但是，外部世界早已变化，而且在渐渐渗透到湘西社会中来。湘西也在变化。沈从文离开家乡越来越久，在城市的生活，在“文明人”中间的生活，也在改变着他的观念。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和大学里的讲师，他观看世界的视角也在改变。如果说他开始创作时只是寻求个人的前途，并以湘西边地的自然品性作为自己行为和创作的基础的话，那么，三十年代以后，他的生计已经不成问题，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有抱负的作家，他更多的考虑到家乡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而家乡和国家，此时都处于一种忧患之中。故乡不再是他精神的支柱，倒成了使他牵挂的心病。他越来越清楚看到家乡风物人情蛮俗的一面，看到外部世界的侵入导致湘西风俗堕落的一面。他用都市文明的眼光去观看湘西，他看到它的狭隘和野蛮；他用湘西淳朴自然的眼光去观看城市，他看到它残害人性的扭曲。“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 他不可能无视湘西地方的一幕幕悲剧而沉浸在自己的自然道德幻象中，一向支撑他的思想失去了根基，而新的信念仍未形成。或许，这就是使他发疯的“抽象”？或者是“抽象”的一部分？
“ 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写于《边城》之后的《知识》这篇短篇小说可能暴露出作家思想的混乱。哲学硕士回到家乡，目睹青年农民被蛇毒死，其父却依然耕作。他报告给青年的母亲、妻子和妹妹，得到的都是淡然的回应，她们都那么平静地接受下来，不放下手里的活计。哲学硕士由此大受刺激，感到自己受了老师的骗，那些哲学、道理都是虚假的。他给自己的老师写了一封谩骂风格的信之后，就混入农民之中了。在写于1934年的这篇小说里，沈从文极力想保持对湘西农人朴素的生命观的颂扬，结果却适得其反，小说写得草率而有几分粗暴。此后，他再也不能简单地赞美湘西的素朴了。
他写作《贵生》、《小砦》、《长河》、《劫后残稿》来直面开始堕落的湘西，可是，他的“生命和灵魂”仍在“破破碎碎”之中，仍然没有找到“带胶性的观念”来“粘合”生命，产生一个“新生的我”。《贵生》写了一个憨直的农民被逼放火的故事。而《小砦》、《长河》都没有写完，虽然《劫后残稿》还是讲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其题目却暗示这个故事也是“残缺”的。
还不仅如此，他自身为“抽象”发了疯，外界的压力还在压迫这个“破破碎碎”的灵魂。他抨击的国民党政府禁止他的部分作品出版，而“左倾”作家却在攻击他是“粉红色”的反动作家，说他“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他终于停下了笔。
三、时间的河
站在时间的这头，回望沈从文创作的湘西小说长河，“时间”这个面目不清、隐在每篇小说的人物背后的角色愈来愈显露出它的举足轻重。
空间和时间是世间万物存在的形式。当我们说到存在某种事物时，首先要指明它在什么地方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当我们考察某种事物的运动变化和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时，绝不能脱离时间这个因素。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要通过空间视觉表象去把握，“空间结构特性”不仅是某个事物通过视觉表象的具体体现，也是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的直观透视。时间逻辑思维则主要是对处于运动状态（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事物的本质属性作出反映。这种思维的基本特点就是要从一维线性的时间轴去把握事物运动过程的本质属性，而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逻辑思维正好最适合这种需求。
沈从文早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作家的“空间结构思维”，描绘的对象是相对静止状态的湘西人物与风物。《更夫阿韩》只是一个老更夫的素描，没有什么故事情节，更夫韩伯出现在一幕幕没有具体时间的不同空间中，他的形象也没有大的变化。《山鬼》也是描写了一个个场景，毛弟和伙伴的对话，发现山洞里的癫子大哥，毛弟向母亲报告大哥的踪迹，母亲寻找大儿子的情况。时间在这里也是不那么清晰的。《雪》、《船上岸上》这样的小说，都是截取一个时间的断面中某个场景，依然是没有故事的。在这些小说中，时间似乎是不重要的，湘西地方仿佛是一个逃脱了时间掌握的化外之地，一切都悠哉游哉，宁静深远。
但是，在接下来比较成熟的湘西小说中，时间开始介入故事，时间逻辑思维在这样的小说中更明显凸现出来。在这些没有明显的人与人的冲突的故事中，时间成了左右人的命运的一只巨大而看不见的手。
《阿金》中，地保本是一片好心，似乎只是时间的玩笑，使输掉了金钱的阿金也失去了时间，让一个外地商人抢了先，娶走了他看中的寡妇。《阿黑小史》中配角们都在一心促成阿黑和五明的婚姻，却是时间的流逝无情地带走了新娘阿黑，留下癫子五明回忆曾经的甜蜜往事。《媚金•豹子•那羊》更是因为豹子不小心误了约会时间，才使得两个本来没有障碍的情人落得罗密欧与朱利叶的悲惨结局。《萧萧》和《一个女人》中，时间的残酷和时间对残酷的消解体现得最明显。萧萧没有等到小丈夫长大就被花狗的情歌唱开了心窍，她面临被卖掉的悲惨命运，然而在阴错阳差中她留了下来。时间过去，丈夫长大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也就消失了。时间再过去，萧萧就安然做她的母亲和祖母了。三翠也是如此。她的命运似乎只是顺着时间流逝一段段波澜不惊的水流，做童养媳，圆房，生孩子，养孩子，丈夫离开，没有惊诧，没有离奇，渐渐地，她的一生就会这么流走。
《边城》中写了三个端午节，翠翠和二老傩送之间的相识，互相之间的情感的萌生也就和三个端午节有关。前两个端午节的描写依然是如同前面小说一样的缓缓的宁静的回顾，但是到了第三个端午节之后，故事的波折出现了。翠翠依然是宁静的湘西姑娘，她没有时间观念，她也不急于成长，连对二老傩送的爱慕她自己也是朦朦胧胧糊里糊涂的。但是，爷爷心里却装着翠翠母亲年轻时的爱情悲剧，不愿翠翠遇上母亲一般的命运，他有所行动却又含糊不明，使得船总顺顺也不能明白他的心意。而和弟弟同样爱慕翠翠的大老却不能等待翠翠慢慢地成长了，他急于求婚，阻隔了本来可以慢慢清晰起来的二老和翠翠的爱情。大老求婚被拒后出外的意外死亡，也就更加成了二老和翠翠之间难以除去的屏障。是的，好像翠翠已经没有时间像前面的故事中主人公一样慢慢成长了，因为别人在变，湘西也在变。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在《边城》之后一变，时间扮演的角色也在改变。在后来的《贵生》、《小砦》、《长河》、《传奇不奇》等小说中，湘西的时间已经渐渐和外界的时间“接轨”。而沈从文也在这样的“接轨”中迷失了他固有的小说时间。在《长河》中，他在第一卷缓缓铺开湘西画卷，但是这样的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适合他前期和中期的那些湘西小说，却不再适合要描述波澜动荡而充满悲情的现代湘西悲剧。后来，他的笔也就搁下来了。
1949年后沈从文转入文物研究并颇有建树，从此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了。关于这一点，在1961年写的《抽象的抒情》一文里，他也提到不再创作的原因。“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能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做，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做来也不能令自己满意。”
2004年7月23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