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苏珊 · 桑塔格，兼答记者问
作者： 杨炼
苏珊-桑塔格给我的印象是锋利，敏捷，爽快。文如其人：如果考虑到她的年龄，也可以加上：美丽。
我第一次见到苏珊-桑塔格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在伦敦。我应一间国际知名杂志（ 英文名称INDEX ON CENCORSHIP）的邀请，作他们“香港返回”特刊的特约编辑，由于香港地位的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更发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这吸引许多海内外的著名作者为专辑写了文章。讨论的焦点，当然集中在香港未来的民主命运上。在那个专辑的出版仪式上，我的朋友、英国作家伊恩 · 布鲁玛（IAN BURUMA）和一位女士来了。那位女士之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因为她满头黑发间夹杂着的一绺粗粗的银发，后来才知道那是癌症化疗的后果。我记得很清楚，当她的名字被介绍出来，在座的人都非常兴奋，而她面对欢迎的热烈，只一再谦称自己是个普通的“支持者”。这是她给自己的“头衔”。她一经和我介绍，马上就谈起中国来，特别想了解的是，该不该接受一个在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倾向》，届时刚创刊不久）的采访？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并且告诉她，接受采访也意味着某种支持。她听了，立刻表示回去就给《倾向》杂志写信。有她名字的感召，其后又有不少西方政治、文化名人在《倾向》上露面，使之扩大了不少影响。苏珊对那次咨询相当满意，从那以后，我和她时有书信往还。
美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除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外交这些很实用的层次感兴趣以外，通常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转型真正具有的深刻意义并不很在乎。中国文化文学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启示？这个文化在转型时期遭遇的困境有什么含义？因为隔开语言和传统的背景，一般的美国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关注。但是苏珊 · 桑塔格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印象特深的一次，是我在信中谈到中国问题的根源其实远比所谓“政治”深刻，政治只是复杂得多的文化转型困境的一部分，举例而言，“民族”和“民主”自开始就呈现的混淆纠缠。苏珊极为称道这个想法，并认为循着这个思路，才能解释清楚许多中国现实内独特的问题。也是在这封信后，她寄来了她的两部英文作品：长篇小说《火山情人》和短篇小说集《 I ，ETCETERA》。她在短篇集上的题词是“给杨炼----中国之旅的项目及其他故事”。她非常希望自己不仅作为一位政论家、更作为一位小说家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且有朝一日去中国旅行。现在，她的书中译出版了，而她梦想中的中国之行却被死亡之手掐断了，她的声音不再可能被中国读者亲耳听到。这也是我得知噩耗后的第一个感叹！
苏珊 · 桑塔格被称为美国屈指可数的欧洲式知识分子之一。欧洲式知识分子的特点，第一是坚持欧洲文化传统的人文关怀，以此作为一切思考的动力；第二是通过对欧洲文化（也就是自身文化）深度的认知，去获得对其他文化理解的深度。这对当代大多数美国人很有意义——当自身只是一片空白时，也不可能对别的文化有深刻复杂的了解——我读她的《火山情人》，就看出她对英国的、意大利的、以及整个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理解得非常深入而到位。她那本书，从她自己当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旁一家小画廊买的一批匿名水彩画获得灵感，通过以诗意散文的方式铺开和发展情节，描绘出十八世纪欧洲从皇家到妓女的各色人等的命运。我特别注意到，她小说里行文的节奏、以及对时间结构的设计，她确实值得以自己的小说骄傲！当我告诉她这一点，我稍稍觉得，她把我当作了半个知音。我们认识之后，每次我去美国，都会打电话给她，也多次去过她在纽约寓所。那所很大的公寓，布置非常美丽。它位于曼哈顿西侧一座大楼顶层，明亮的窗户、宽大的阳台，直接俯瞰哈德逊河的粼粼水面，并能远眺华盛顿桥以上的苍茫上游。我们的每次交谈，都热烈深刻，不论是在煮咖啡的厨房里，还是在摆着一辆铮亮摩托车（她儿子的礼物）的大客厅里，她的目光总是热烈而专注，她的谈话，很少空洞的寒暄，总是直接切入主题，无论谈的是中国、文学、或电影，她三句两句就会把老生常谈抛开，去抓住最值得思考的东西。比如说，对中国，在关注今天的状况之余，她更反复询问的是，是否有人在持续地“推动”朝向民主的变化？她不会仅仅根据某人的“名声”就决定对其的印象，正相反，不止一次，她提到和某位中国著名人物共度的一个傍晚是何等“无聊”，用她的话说：“好沉闷啊，整晚上没有一句精彩的话！”对苏珊来说，“无聊”大概是最难忍受的了。和她谈话时，我好象都能看见，她的头脑像一架思维机器，不停地超高速运转。那实在不像一个女人的思维状态（对不起，男权了！）。话说回来，在她的家，我处处看到的，正体现出男性之旷达和女性温柔的奇妙组合：想想那辆客厅里的摩托车所象征的万里奔腾的含义吧！而当她指着摩托车说“这是我儿子送的礼品”，言谈中又充满母亲的甜美骄傲；当她招呼起客人的茶点来，转进转出活脱一个家庭主妇！本来嘛，苏珊当过妻子、当过母亲，晚年又和一位女士同居，在性别上，也是如此特立独行。
这是要强调的一点，苏珊虽然是一位世界名人，但私下接触时，一丝所谓的名人架子都没有，相反，一派真诚、朴素、美好，对人毫无戒备心，有时兴奋起来活像个小孩儿。我发现这种“纯正”的感觉，在许多事业有成者身上非常普遍，而且越才华横溢的，内心越清澈见底。这和我们司空见惯的权术家指阴暗大相径庭，而那种认为名人一定怪癖的俗见，显得多么可笑。
2003年上半年我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的的BARD学院教了半年的诗歌写作。周末或假期，有许多去纽约的机会,所以那段时期，跟苏珊见面比较多。911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更强硬的执行单边主义政策。苏珊是在那个时候敢于对美国政府公开批评的极少数人之一。因为美国当时民族情绪高涨,她的批评显得非常刺耳，对她的反批评很厉害。但她从未让步，从未向美国人中保守的大多数道歉。让我特别感动的是苏珊对于美国的反省。她从普通的美国人的思想、到美国政府的观念和行为，都仔细观察、严厉批判。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当年4月上旬，我、苏珊、伊恩 · 布鲁玛在纽约中国城一起吃广东午茶。虽然苏珊和伊恩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对于伊恩 · 布鲁玛在911以后比较明确地支持美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对所谓恐怖分子的强硬态度，苏珊始终坚持原则，针锋相对。伊恩是半个荷兰人，喜欢足球，并认为今天的足球赛取代了昔日民族战争的位置，但苏珊立刻插话：“可是美国干脆不玩你们的游戏，美国连体育也要把自己和世界分开！”这个插曲，与其说于国际政治有关，不如说更关于独立知识分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问题。对苏珊，如果误差发生在朋友身上，更非争个明白不可。我觉得这才是所谓“诤友”吧！坐在同一张餐桌上，我从一个非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显然苏珊在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上，比伊恩要深刻得多。伊恩看到的是西方普世的民主价值，但是苏珊 · 桑塔格看到了更深一层：在现实中，那些价值沦为抽象口号被利用的危险。尤其是美国，对内完整的民主系统和对外的帝国主义强权，既自相矛盾又并行不悖——西方本身的行为，恰恰是对那些价值的撕裂。
那次午餐后，从2003年的5月开始，她的病情又恶化了。
有人把她视为“美国的良心”我觉得这个评价相当准确。因为任何文化和社会最需要的，是一种既来自内部又能保持相当距离的清醒的观察和批判。我觉得苏珊 · 桑塔格代表了这种文化的特质。第一，她是一个从西方文化内部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她所坚持的正是西方文化所标榜的独立思考，和发出独立的声音。而且，她的思考不是居高临下的，以西方人的姿态去同情或者抨击别国政治和文化的处境。不像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只要谈起“政治”一词，就只意味着讨论伊拉克、北朝鲜、中东、中国等所谓第三世界的有麻烦的地区。桑塔格态度很明确：她的思考针对的对象，始终瞄准西方文化之内的现实。她所说的政治不是“别处的”、“他人的”，而是自己的、脚下的！她通过对自己所在现实的政治批判，把思考的焦点拉回、集中到每个西方知识分子上，从而强调了每个人不容回避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她非常诚实。她坚持的，正是欧美文化传统的内在精髓。人之良心正是这个文化的立足点。苏珊 · 桑塔格自己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以血缘论，她的声音本该贴近以色列，但她历来恰恰在抨击美国和以色列政策的罪恶。在这一点上，她比也是刚去世的有阿拉伯血统的萨伊德更需要勇气。她不仅是美国的良心，也是世界的良知。
“中国大陆哪儿有独立知识分子呀？”一次，她这样对我说。如果这也算一个提问，就只有让每个自认为诚实的中国人来回答了。
桑塔格声称自己是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道德家”。桑塔格在2003年2月出版的文论集《注目他人之痛》再次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反响。2004年5月，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注目他人受刑》一文，这篇被译成十几种不同语言在各国重要媒体上发表的文章，通过分析美国士兵在萨达姆 · 侯赛因最恶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对伊拉克战俘施刑的照片，把苏珊 · 桑塔格著名的对照片的“细读”，和对美国人畸形心理的透视结合起来，层层剖析“施虐--观赏--快感”的可怕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指出了美国士兵在别国的无法无天，实际上正是对美国政府在世界事务上独断专行和无法无天的一种复制。这篇文章，堪称她一生奋斗的一个总结、她卓越才华的一声绝唱！
苏珊 · 桑塔格的一生，体现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思想的尊严和高贵。我认为，尽管今天这个利欲横流的世界，可以用自私、冷漠、玩世不恭这三个词画出一幅贴切的肖像。可桑塔格的意义和她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朝向这样的世界，坚持发出一个个人的、反抗的声音。这是这篇采访的题目，也作为我给她的最后献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