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国
现在的一些人们，已经很自然地把钱锺书和“大师”这个称谓连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成为“大师”，仿佛就领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写满大师名字的陈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脚，就即刻人神共愤。本来，任何学者，作家，艺术家都需要经过他人，后辈，尤其是时间的评判，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萨特的左倾，都如此，后代原谅不原谅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师”的帽子，奉着“文化昆仑”的头衔，当然免不了别人要来怀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于后，修筑神坛在先，才有请下神坛的必要。
钱锺书毫无疑义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原本生活在个人的学术世界中，自人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仿佛在一夜之间，借着大众传媒的推动发现了他，他晦涩难懂的著作被看成学术的高峰，他的小说成为畅销书，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其说是钱锺书的学术和文学造诣征服了大众，倒不如说是大众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们内心中对于“大师”总是难免崇拜的，然而，几十年的风云变换，能称得上大师而又能为人们熟知的人毕竟寥寥无几，而向往大师的人又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时候，钱锺书博古通今的学养，书卷气的幽默，非政治的学术和小说艺术让读厌了宏大主题的文学作品的人们有种顿然开朗的感觉。和其他在政治风潮中东倒西歪的作家学者们相比，钱锺书的走红，正以那种非政治的，超然的学术追求和个体独立形象契合了厌倦形形色色的政治，“躲避崇高”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一个学者的钱锺书诚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识份子的“昆仑”来看，似乎他又不那么经得起推敲。杨绛的回忆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勾画出一个钱锺书的轮廓，可是这个轮廓似乎缺少点什么，或者说，并没有人们期待的一种鲜明的精神力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以为，这种精神力量应当来自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对现实苦难的敏锐感觉。当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时候，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在《罪与罚》中，陀氏塑造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困惑，犯罪，逃避，最终获得爱情和救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穷人的困窘和绝望，社会的不公，也有忠诚，而最大的忠诚，却是来自最下层的妓女索尼娅的爱情。另一位文学家托尔斯泰则一生都为自己的贵族生活和下层民众的差距而痛苦，寻求社会改造之道。晚年因为内心的煎熬放弃遗产离家出走。这种力量更应当来自内心的激情。鲁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讽刺著名的，但在许广平1925年致鲁迅的信中，却说鲁迅的缺点是“太敏感，太热情”， 太容易愤怒。鲁迅是太热情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对鲁迅的真正了解。《围城》的结构有问题也好，作者幽默过多，干预情节也罢，都掩盖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没有的，正是名著应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当我们读《阿Q正传》的时候，是笑中带泪，最后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鲁迅的《在酒楼上》写吕纬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激进青年蜕变为一个“无可无不可”的落魄文人，吕纬甫悲剧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个性软弱，但这一蜕变过程通过对话，回忆的步步揭示，却让人逐步体验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体幻灭过程，并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个不断追求而又不断幻灭的过程中才丰满起来。又如张爱玲的《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渐压抑和扭曲的蜕变过程。而方鸿渐这个人物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心理和性格发展的逻辑与纵深，从一开始到最后，尽管经历了丧妻，出国，留学，回国，工作，结婚等等重大的外在变故和时间的延续，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过且过，不真正快乐，也不真正不快乐，无所谓追求，也无所谓不追求。这样，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种现象，赋予它社会意义，而是在单纯地，平面地展览和把玩一个灰色人物的种种弱态，并衬以一群灰色人物的丑态，供作者自娱，如杨绛回忆的，钱每写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美毁灭给人看，那么《围城》之不能从通俗讽刺小说成为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正在于既没有展现美，也就无从展现美的毁灭。不少读者在方鸿渐身上看见知识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买假文凭也看成是知识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剧，是不是太离谱了呢？一个连文凭都敢造假的人，谈何清高？方鸿渐的人生是有荒诞意味的，这似乎也是钱锺书着力想强调的一点，但是方鸿渐的荒诞却又没有同时期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关键的，关于理性与对抗，以及对意义的探求的成分，没有加谬的《局外人》中的那种启迪。那么，塑造这样一个既无能又没有基本道德底线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征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围城》完全没有同时代中国作家作家如沈从文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违背了明末清初文学，如《牡丹亭》，《红楼梦》，《镜花缘》，《三言二拍》中对女性进行正面塑造，并以此来反讽男性社会的传统。除了对唐晓芙稍留情面，从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范小姐，到孙的姑母，个个女人刁钻狡猾，诡计多端，看不到真心和真性情。杨绛竟还解释说，“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叫鲍小姐。”如果一个男性作家对自己并非刻意否定的女性角色都采取这样一种不屑的态度，小说能否真正打动人，实在是成问题的。从社会阶级角度看，《围城》也看不见《儒林外史》里那种对下层人民进行的正面塑造，所有人一律都是受嘲弄的对象。委琐和丑态，固然也是人类这种“两足无毛动物”根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从语言技巧上看，《围城》是精致的，但恰恰犯了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毛病：“过度精致化而麻木。”（徐贲语）尽管写的是一群知识份子，小说却始终不过是一本通俗作品而已。人们之需要文学名著，并不单是为看到个个角色都委琐，阴暗，俗气，然后被连篇累牍的俏皮话弄到“我笑，他也笑”，最后感叹人生无奈，还是要找到真切的爱与恨，找到一点美与力量，找到一点点的理想主义……否则，何以需要托尔斯泰，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倍克?
杨绛的文字中的钱锺书，仿佛就是一个没有激情也没有愤怒的人，再大的变动，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过且过。值得注意的是，杨绛说，钱锺书读书看到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从没见到他看书流泪。”而钱瑗手书的回忆中，提到钱锺书在她幼时竟教她说法文粗话，令客人大笑。这些都似乎无意间解释了《围城》不能打动人的真正原因——作者自己不会感动，而且“幽默”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拿来寻开心，作品中怎么能有打动人的力量，“教粗话”之恶俗比起鲁迅的对待周海婴，实为天壤之别。钱杨二人以读书和著述试图超越政治活动，固然也令人钦佩，但也似乎放弃了对周遭一切的承担和关注，仅以自身的境遇作为标准。读《干校六记》读到二位老人被下放干校，从事自己不习惯也不适宜的体力劳动，不免让人有欷嘘叹惋的感觉，但自始至终，却看不到杨绛有超出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兴趣。他们还有高工资可领，有回北京的希望，而周围的农民们呢？杨绛除了轻描淡写地提到几个乡间的少年男女，根本没有去注意过农村的状况，看来五七干校真是办得失败，用杨绛自己酸不溜秋的话说，“分明是国家亏了。”
在这种自我关注发展到极至的《我们仨》中，杨绛写到他们二人在反右运动中，“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没有说错话，免去了厄运，从个人的角度看，自然是好事，但是，这就算不上是杨绛所称的“痴。” 钱锺书假如真是又狂又痴， 何以能不说半句错话，而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真正又狂又痴的文人，哪个不是非自杀即被他杀，基本上都“非正常死亡”了。想到那几十万因为一两句痴言就获罪半生，“三十万言三十年”的人，钱杨二人的“先见之明”真象是讽刺：谁让那些傻瓜不象他们这么绝顶聪明呢？杨绛在写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是这样说的：“‘三年困难’期间，锺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毛选英译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我当然不是主张他们一家也应当去挨饿，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在几十年后，当年的惨况都不再是秘密的时候，还强调“高级饭”，“我们生活很优裕”，对挨饿的人没有一点关注，一点忧虑，这种心态究竟算是中式传统文人，还是西化知识份子？都不像。钱锺书的学术成就之所以突出，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因为大量有才华有学问的人没有他那样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环境，钱四十年代在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可是，储安平去了哪里？但是当杨绛遗憾女儿钱瑗的天份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就算成时代的不公了：女儿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下放四清。”
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似乎个人生活能力极差，1972年才“生平第一次划火柴”，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白面书生，他们两人的生活中，在上海沦陷时期的生活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艰苦日子，再加上旧社会工作不稳定，骄傲如钱锺书，也得巴巴地等大学的聘书，而杨绛还得去当家庭教师。可以想见，能够在新中国的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中拿不低的固定工资，还能因专业水平和老同学关系去翻译毛诗毛选获得政治庇护，已是个人的大幸，自然不会在1957年去冒傻气，提什么与自己无关的意见。杨绛的文字中一再地标榜他们是超然的。但是，既然钱锺书都说了不用非要拜访下蛋的母鸡这句“名言”，杨绛又何必专门著文来解释《围城》，为什么不能超然地对待自己的著作？好比非要把这只鸡蛋代为剥开，一一指点蛋白与蛋黄，讲解下蛋的过程。钱锺书的高深莫测和杨绛的喋喋不休倒是配合默契。
他们的超然的确装得不象。在《我们仨》中，杨绛把文革后期江青如何一再邀请他们夫妇去住钓鱼台讲得非常之详尽，两页之内，竟出现好几次的“江青同志。” 结果自然他们又是不去应江青之邀的，其实当时当地，就是去了也无过错，但既然不去，又很“超然”，那也就不必 念念不忘拉着“江青同志”的大旗了吧。否则我们也可以质疑，为什么横扫一切的江青对他们夫妇如此礼遇？是不是因为他们一向只帮忙帮闲从不捣乱，所以值得信赖呢？杨绛写到胡乔木，就更是亲热有加了，“乔木同志”如何一次次来作客，帮助出版书。杨绛在回忆中直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承了别人的情，感谢是应当的，否则就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了。但是，看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章诒和写聂绀弩提到胡乔木为他的诗集作序后的反应：“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好好的，就让那篇序搞坏了！”我去找来了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发现胡乔木的序写得很好，评价也很高，真不知聂为何如此愤怒，为什么不知感激，但是一想到聂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又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情绪。反过来想，这样直率，不会保护自己的人不坐牢，谁坐呢？章诒和说，“聂绀弩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愤怒。” 又是敏感，又是愤怒，这竟然是鲁迅与聂绀弩这两位知识份子一脉相承的共同特性！这种内心的愤怒和张力，敢于蔑视权贵的勇气，既能进研究所，又不怕进监狱的胆量，才是 知识份子独立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的清华校友，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反自”，“清污”的运动中大举整肃知识界，王若水，周扬，王元化等等人都成为他的靶子，然而，在他批评作家王若望的时候，却赞扬了钱锺书，说，王若望没有象钱锺书那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2004年）。钱锺书的原话是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以政府代言人的形象教训夏志清的，“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蒸蒸日上，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书，许多事实都没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说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顾骧《晚年周扬》）这一席居高临下，官气十足的话哪里象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学术泰斗间的对话，哪里有一丝一毫幽默感，分明是一位统战官员在告诫一个流亡的反动文人。钱锺书当然知道夏志清的政治立场，也当然知道话会传到胡乔木耳中。可是，如果夏志清的思想是他希望的层面上，又怎么可能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围城》如此高的评价，他应该专选现代小说中歌颂“蒸蒸日上”的文学作品才对，哪里还有钱锺书的位置。对于钱氏夫妇来说，只要自己能离开干校，能领高工资，能住部长楼，什么时代不算“好时代”呢？鲁迅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所感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固然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理想状态（尤其对中国知识份子），但也不至于因为自己受到“庇护”就去做卫道士。任何用客观环境的恶劣来为钱锺书辩护的理由在这里都显得无力，这种投其所好乃至助纣为虐的“大师”，已经不再是“鸵鸟”，而是喜鹊甚至鱼鹰了。受表彰者和受批评者的结果自然是高下立辨：钱锺书去世时享尽哀荣，王若望孤苦零仃老死异国。
据说，钱锺书曾针对中国作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一事，当面斥责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骂马悦然是靠中国混饭吃，还说，“把巴金的小说译得这样烂，谁会给奖？”中国古典文化属于世界，为什么一个严肃的外国研究者就是混饭吃，该受他教训，而钱锺书自己研究就不叫混饭吃，而叫“大师”？翻译钱锺书作品的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就不是混饭吃，而是“美国友人”？钱锺书先前参与翻译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后来靠胡乔木赏赐一个参与翻译毛选的饭碗，又算不算靠当门客混饭吃？说巴金的小说翻译得差，钱锺书的英语既如此高超，又有没有责任呢？把中国文学得不了诺贝尔奖推到评委会，翻译水平，马悦然的头上，摆出一副受迫害的样子，是否公平，不言自明，但是这样的指控又是多么深得人心啊。中国人原本就因为诺贝尔奖的事怄了几十年的气，这下终于有“大师”出来，先是贬低了诺贝尔奖本身，再把责任一举推倒翻译，推倒评委，推倒马悦然头上，让大家顿时明白，中国人之不能得诺奖，不是因为中国的作家在“混饭吃”，乃是因为马悦然在“混饭吃”，更何况诺奖还有那么多错评和漏评，一颗酸葡萄而已！这一发现是多么地解气，多么地振奋人心，又是多么的“政治正确”啊。而鲁迅却说过诺贝尔奖谁也不配，最好不要颁给中国人的话，相比之下，鲁迅是多么让人扫兴，多么让人丧气！然而，还是这个混饭的马悦然，年复一年地推荐北岛，高度评价山西作家李锐，后来又亲自动手把高行健的《灵山》翻译成瑞典文，为高行建在2000年获得诺奖起了重要作用。而《灵山》中又有一个《围城》里所没有的，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灵魂自我放逐和挣扎的过程。不知钱锺书若在世，又当用什么样的俏皮话来嘲弄，该怒斥谁？
钱锺书总是善于在不同的场合恰如其分地说出种种让人听了如沐春风的话，而在内心，他看得起的人又极少。因此他的赞扬也是打折扣的，因为你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评价。钱锺书嘲笑陈寅恪去为一个妓女立传，但从人格上，钱锺书真的没有任何资格批评敢于提出“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甚至也没有资格嘲笑柳如是。博学如钱锺书，不会不知道柳如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妓女”，她不幸而为妓女，却是一个有政治操守，懂民族大义，有勇气和傲骨，敢于以死抗争的“人”，不是一个不管面对任何大人物都可以“隔江犹唱”的奴婢。精通法国文化如钱锺书，也不会不明白莫泊桑为什么偏偏要为羊脂球这样一个妓女，而不是为那些出卖羊脂球的上等人“立传。” 陈寅恪要为之立传，正是认同一种骨气，一种抗争精神，但在钱锺书的眼里，柳如是的刚烈和爱憎分明恐怕正是他不屑，也避之不及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钱锺书对同辈学人和前辈学人的苛评多半都是在“专业”或者说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但他从来不敢于从大节上批评别人，因为从大节上说，钱锺书只能说比别人更聪明，更世故，混得更好，却决不比别人更有良知，更有勇气。对于胡乔木，钱锺书就从来不敢“怒斥”，就连不小心书生气发作，应邀改了胡的诗，也要摧眉折腰地去信道歉自责，乖巧极了——自己的美学判断比起胡乔木的权势来，又算什么。林非先生和杨绛关于“钱锺书打人”和“杨绛咬人”的争论本是家务纠纷，各说各话，但林非和肖凤笔下的钱锺书与杨绛，与我心目中的钱杨的确更为接近，印象最深的是，钱锺书平时很“超然”，但用木板砸林非时，下手非常之重——这大概是他的另一次无情的愤怒，也可算是大师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吧！说穿了，钱锺书们对于民瘼，对国运，对大是大非，对认为不如自己的人是“超然”的，对私利，对权贵，一点也不超然。他们的生存哲学，无非是在学者外表下的小市民心态，如孔子云，“乡愿，德之贼也。”
有人呼吁我“不要灭大师。”我等庸人，断断不敢否认钱锺书的巨大成就，也断断不敢否认他们仨的巨大温馨。我得承认钱锺书先生是古籍大师，翻译大师，外文大师，西洋典故大师，哲理大师，俏皮话大师，还是人情大师，世故大师，父爱大师……就象用牙齿咬绳子拉动汽车，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人，总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怎么“灭”得了，但还是不至跪下去山呼万岁，不觉得中国文化出了救主，知识分子找着了灯塔。有上面的事例在，我倒更愿意相信，既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都想混得好，都怕当官的，都趋利避害，何不对同你我一样“两足无毛”，只是更为精致和麻木的“大师”，“昆仑”们多保持一点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