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仲牧
一
我第一次走过青云街，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条石砌成的路面，年湮代久，人踩马踏，棱角早已消磨殆尽。阵雨过后，水溶溶、亮光光的路面，稍不小心就会滑倒。狭窄的街道两旁，大多是二层楼古旧的木构建筑，风吹雨打，红色的涂料已经暗淡了。二楼是民宅，一楼多数是铺面。有的铺面暗红色的门框和门槛相当陈旧；有的镶上玻璃窗，装潢较为时髦。青云街既非闹市区，远不如那个时代的三市街、南屏街、正义路、文庙街……那样熙攘和繁华；也不是住宅区，找不到当年复兴新村、篆塘新村……的宁静和幽雅。
青云街的东头是巍峨的五华山，老远就能看见高踞其上的省府衙门。青云街的西头是云南大学的东大门，门内层峦叠翠，站在街心即可仰望耸立于山巅的会泽楼。五华山远在天边，会泽楼近在咫尺，所以青云街的街道文化和云南大学的校园文化相互衔接，甚为亲昵。
“青云街”的命名始于何时，已难考证，至少我不甚了了。“青云”一词则古已有之，前后叠加了三层意思。一是喻人格之高洁，因有德而负盛名。二是喻置身于高位，以“青云直上”（《史记》）喻居高位者，直至达官显宦。三是喻隐逸之志趣，所谓“形人紫闼，而意在青云”（《南史》）。可见青云街的街名有着深广的文化内涵。
云南大学原有东西两个校门，现在朝南的大门当时是一堵大照壁。西大门面对坡度较陡的文林街和东西向的玉龙堆（今翠湖北路），这道门不知何年何月堵上了。东大门直通青云街，是青云街的起点或终点。东西两校门均为排楼式的建筑，木柱、木梁、上覆琉璃瓦，造型颇为壮观。云大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后者的旧址是明清两代的“贡院”。贡院与科举取士有关，是考举人的圣地。民国后命名为“至公堂”的这座殿堂式建筑，正是明清两朝秀才或监生考举人的考场。十年寒窗的成效如何，必须经历贡院的检验，学子的命运和前途就在这类考场中裁定。
贡院应式是命中还是落榜，事关重大。青云街直通贡院的东大门，从乡试中举人，再赴京都考进士，“学而优则仕”，进士及第才能当官，当大官。贡院是青云直上的中继站。基于此，就能领悟《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和范进，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同生皓首穷经，还热衷于捐监生，考举人。后来周进中了进士，钦点学道，范进也中了举人。贡院同人生和仕途的“平步青云”关系如此密切，也许青云街正由此而得名。贡院随清王朝一起覆灭了，用旧址创建了东陆大学，之后又改名云南大学。“青云”作为街名却沿袭不变，仍旧面向省级最高学府。
二
后来，贡院变成了校园，民国代替了王朝。多少年来，青云街一直是“校园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交汇点。抗战胜利前后，青云街的茶铺、米线馆、纸烟店……为数不少，越靠近云大，店铺越密集，西头的店铺多以大学生为顾客，东头店铺的主要消费者是市民阶层。云大东门外的几家茶铺经常高朋满座，座上客几乎是青一色的男女大学生。为了顺应读书人的需求，茶铺的内装修往往是中西合璧，环堵是白粉墙，窗明几净，较为雅致。街东头到大兴坡脚一带，也有几家茶铺，从外到里，另是一番风光，简易的长木桌和长条凳，座上客是以市民为主的各色人等。茶铺内喧哗嘈杂，有的嗑瓜子、嗑麻子，有的拿着烟袋锅吸旱烟，端着大竹筒抽水烟，谈吐的内涵，不外乎是物价、行情和时局，或者是奇闻轶事，外加花边新闻。有时，锣鼓喧天，请几位滇剧票友，便装清唱。
1949年7月，我从“边纵”三支队请假返昆，报考云大文史系，八、九两月，报名，考试，看榜，注册，入学，我每天穿过青云街的西段都要在茶铺中小座片刻。教室、寝室、图书馆，再加上茶馆，是四十年代大学生的寻常去处。寝室拥挤不堪，连书桌也放不下。茶铺较为宽敞，茶桌可充书桌，阅读、书写都很方便。教室和图书馆里不能说话，更不宜切磋讨论，茶铺是个可供研讨的好地方。于是青云街西头的几家茶铺，变成了大学生的的第二课堂。当时多数大学生的家庭并不富裕，穷书生比比皆是。1949年前，助学金少得可怜。1950年后，每月助学金若以“新币”折算（1万元人民币旧币折合一元新币）相当于人民币12元，9元火食费，3元零用钱。其他“高级”场所，大学生一般都不敢问津，不愿去，去不起。几分钱一怀清茶，一坐就是半天，价廉而物美。大公烟、鸿大运可以一支支零卖，买一支，三四人合吸，你一口，他一口，也无人耻笑。品茗和吸烟，还能赊账。茶舍符合大学生的低消费水平。从1949到1953年，整整四个年头，除了偶尔涉足街东头的茶铺，听听滇戏清唱外，街西头几家茶舍我几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
大学生对“泊来品”颇感兴趣桥牌是泊来品，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桥牌之戏是当时大学生酷爱的娱乐之一。茶舍里的小方桌很适合四个人围座打桥牌，两开间的铺面，往往在同一时间摆开了好几个桥牌的战场。现代打桥牌用汉语叫牌，那时习惯用英语叫牌。下午或傍晚，假如你在云大东门外闲逛，老远即可听见“one spade”,“two diamond”……的声浪，可算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特色。街西头忽高忽低的洋叫牌声，同街东头震耳欲聋的滇剧锣鼓声，一洋一土，互相呼应，形成了很有趣的文化反差。
三
青云街西头的茶舍，是校园的扩展和课堂的延伸。校园中和课堂里看到有趣的事，听到新颖的理论和知识，往往在茶舍里交流或讨论。刘文典先生讲解温（庭筠）、李（商隐）诗时，用浓重的徽南口音，畅论诗词同“观世音菩萨”的关系。“观世”，观人观世也，写诗，首先要观人观世，了解人生和世界的意义。“音”，声韵音律也，诗作，应当强调音韵声律的抑扬顿挫，讲求语言的节奏美感。“菩萨”，觉有情也，诗人必须有激情，情感应丰富，从一事一物中，均能感受到其中有情致。总之，诗词离不开人世、声律和感情。课后我与几个同学就在茶舍里一边品茗，一边评论“观世音菩萨”。叔雅（刘文典字叔雅）先生讲课，有一“绝枝”，坐在课桌后的藤圈椅上，右手持粉笔，面对学生，在身后的黑板上书写温李诗，这一“绝枝”，也是我们在茶舍中啧啧先赞叹的资料。刘尧民先生简朴的书斋里，他将自己的著作《词与音乐》送给我，并让我看他年轻时手书的诗稿。据说“五·四”前后，尧民先生是“会泽四才子”之一，他的诗风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一入茶舍，我和同学立即淡起尧民先生的诗作和才情，兴之所至，还引出象证派诗人波特莱尔和梅特林克。我拜访过张若铭先生，谈起青年时代她在法国勤工俭学
的情况，谈话间，她很推崇法国名作家纪德。由于她的推荐，我读了纪德的小说《牧歌交响乐》（又译为《田园交响乐》），感受极深，至今不忘。此后，在青云街的茶桌旁，纪德及其名作又成了我们偏爱的话题。大学生以茶舍为论坛，谈古论今。
天祥中学四八届的一伙老同学，后来分别考入云大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和农学院。平时相遇的机会少了，校门口的茶舍是绝好的聚合地点。一见面，文法理工医农，无所不谈，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见闻杂然并陈，互融互补。五华学院（1951年并入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与青云街的西头相距不远，茶舍里各校的学生们错落入座，相互交谈。抗战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青云街的茶舍成了当时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坐在当街的茶座里，经常能见到老师们的身影。刘叔雅先生满头白发，缓缓地从青云街走过。刘尧民先生身材瘦削，略为修长，黑白相间的长髯飘拂胸前，头和手不断颤抖，有时穿长袍，有时着中装，也是缓缓从青云街走过。方国瑜、姜亮夫、汤鹤逸、叶德钧、江逢僧、江应梁等先生已过中年，都是青云街的“熟客”和“过客”。李埏先生30多岁，正当英年，举止谈吐另是一种风度。身着潇洒的长衫，一手插在西裤的口袋里，步履轻快，匆匆从青云街走过。我入学时，吴近仁先生刚毕业，才20多岁，西服西裤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华。有一次走过茶舍门口，我们邀约他喝茶，谈论他潜心研究的诗词声韵。近仁是叔雅先生的高足，刚刚任助教，开始领工资了。几个同学因身无分文正在发愁，老吴替大家付茶钱，为我们解了围。抗战时期至五十年代初的青云街，真是学者云集，英才荟萃。
四
明未东林党和复社的读书人草拟了一幅传颂至今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岂止明末，历代的读书人都十分关心，也不能不关心“国事”和“天下事”。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价层谈论“国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12·1”的篝火我看见了，它“映”入青云街西头，成了茶舍里议论的中心。李公朴先生遇刺后，闻一多先生在云大至公堂作“最后一次演讲”，我去听了。“李闻事件”给青云街西头的茶客带来一股愤怒激昂的情绪。1948年8月，我是即将毕业的高中生，随同一批大学生搬进会泽楼，行李铺在楼板上，大家席地而睡。最初气氛并不紧张，可以自由出入，白天三三两两走出东大门，逛逛街，或者步入校门外的茶铺，喝杯清茶，小声地谈论时局。9月8日下午，我因事外出，晚九时许，几位同学送我回云大。青云街西段的气氛变了，茶馆和店铺全都提前关门，街上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昏黄的路灯下，云大东大门内外全是军警和便衣，任何人均不准进也不准出，我只好离开青云街。第二天凌晨，枪声大作，众多军警围攻会泽院。“9·9”整肃事件之后，学生有的回家，有的下乡，有的进了“夏令营”。青云街西段的茶客稀少了，谈笑声和叫牌声暂时归于寂静。
随着“边纵”和解放大军相继入城，青云街茶舍里的气氛为之一变。“民青”从地下转为公开，有时候就在茶舍里将两张小方桌拼在一起，堂而皇之开小组会。打桥牌之风未泯，不过也有微妙的变化。几天前，一声“dow spead”，接着唱两句《魂断蓝桥》的主题歌——“友谊万岁”。眼下，“just make”之后，随之而起的歌声是“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青云街茶舍里的政治话题也不同了，一两年前是大江南北的战况，现在是昆明旧城市的改造运动，大学师生的思想改造运动。
“交谊舞”来自西方，1949年前，青云街西头茶舍赶浪潮，大放华尔兹和狐步舞的唱片（那时收音机还不流行）。1950年至1951年，昆明各大学忽然猛刮交谊舞之风，首长们常来云大，和大学生翩翩起舞。我不会跳舞，也不爱跳舞，势必要打入扫“舞盲”的另册。时隔不久，跳友谊舞被判决为资产阶级娱乐之列。上茶馆未能幸免，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挂上了钩。从云大核内到青云街西头，叫牌声和舞乐声绝响了。由于读书人却步，青云街西头的茶舍生意清淡，任其自生自灭。
五
1953年我毕业前，面对青云街的东门已经封闭，新开辟了朝向翠湖北路的南大门。盛夏季节，统一分配出省和赴北京的毕业生，登上了“出征”的大卡车。卡车缓缓驶离南大门，门里门外站满了夹道欢送的低年级同学。卡车路经青云街，我探寻着街边熟悉的茶舍，呆望着向后移动的石砌路面……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的青年学子，坐在车厢里的铺盖卷上，既有强烈的兴奋，也有深切的怀念，还有莫名的彷徨。
二十七年后，我从遥远的沈阳回到故乡，回到母校，重新漫步于久别的青云街。远处圆通山上的洋草果树，还是那样蓊蓊郁郁；近处翠湖一潭碧水，依然微波漪涟。“辽鹤归来兮，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我这一代和上代的知识分子，历经了无数次的战争：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大军过江入滇。又历尽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拔白旗”，“反右倾”，“文大革命”……老一代凋零了，1958年刘文典故去，张若铭轻生。“文革”中汤鹤逸、叶德均、江逢僧相继谢世，刘尧民挨批斗后因心血管病突发而死，李广田投身于连花池……校园内和青云街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中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由于“阶级斗争为纲”和历次政治运动，英年早逝者有之，壮年弃世者也有之，尝尽人生坎坷者更是不乏其人。进入九十年代，连我辈也垂垂老矣。青云街的石头路面和西头的茶舍，已不知去向。
抄录一首近作权充结尾吧：“偶步青云返照浸，时光逸去漫搜寻。愚如子厚终无悔（注），穷到孟郊不废呤。春恋海棠妍似锦，秋逢晚菊亮如金。衰年一任群芳茂，留得禅家无念心”。
注：柳宗元字子厚，曾自比“愚人”，撰《愚溪诗序》和《愚溪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