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也退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马季、唐杰忠的《诗情画意》把一声嘹亮的文化召唤送进我的相声欣赏史。《诗》于我而言不只是一个文化气息浓烈的段子，我更从中接受了某种遥远的讯息。在这段相声里，演员议论脍炙人口的古诗词只占一半篇幅，另一半让位给了所谓“‘五四’以来的新体诗”。马季说这种诗是“我最有研究的”。为了表现新体诗“激励人们斗志”的功能，马季朗诵了郭小川的这首名诗：
舒心的酒啊 千杯不醉
知心的话儿 万言不赘
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
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
饮酒赞虔诚的 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
财主醉了 因为他心黑
衙役醉了 因为他受贿
…… ……
当年的我挺喜欢这些朗朗上口的词句，还背给好几个同学听过，后来我也常说我的文学启蒙归功于相声。在那个段子里，马季还激情洋溢地念了《闪耀吧，青春的火焰》——“闪耀吧，青春的火焰/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云云。这些冗长的句子本身内容倒没有激发我特别的兴趣，充其量和90年代早期返潮的红色经典差不多，但是，有那样一批人曾经高声念过这些主题相似的诗篇，曾经目标那样明确地活过，这却成了悬在我心里的一个“留情结”——据说古代武官枪尖后面有这个东西，刺杀对手时便不至于过于残忍。
《诗情画意》之所以对我是一种文化召唤，乃是因为由它开始，我感到它所透射出的文化现象以及其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对我提出了认同要求。《闪耀吧，青春的火焰》曾经被50年代走在穷乡僻壤的中国青年一遍遍集体朗诵：可以想见，每一名朗诵者都赋予他人以强烈的“在场”暗示，所有人由此获得植根于社会情境与结构的高度安全感。同时，诗歌本身对“青春”的反复赞美，也培植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导致“主流文化”门外可能滋生的旁门左道在大部分人的心中被涤荡干净。我想这应该是一场非常彻底的洗礼，因为40年后，它所发出的召唤仍然如此强烈，让年轻的我情不自禁地心向往之。
1981年，常贵田和四叔常宝华演出他自己创作的《杂谈诸葛亮》，这是一段情绪昂扬的相声，凸显着典型的常贵田风格。常贵田是常派相声代表人物中特点最鲜明的一个，声音高亢、表演亲切，有时过了火不免就显得“作”。常贵田说到诸葛亮写了一首“励志诗”，念出来是这样：
青春啊青春，
壮丽的河山，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
它带着深情，又带着希望，
为四化——放——光！
这是一首8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歌曲，在现在听来，这个包袱设计很不聪明，与人物的历史背景脱节太大——须知只有适度的反差才能造成喜剧效果，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也。但是，这几句却激起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常贵田的创作和表演是有着“青春情结”的，其主题紧紧把握那个时代的强势文化。我们听《杂谈诸葛亮》，上台第一句就勾勒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青年人哪，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一句话，就把当年那种乐观主义气氛传递给了台下的观众。
《杂谈诸葛亮》是常贵田的一大代表作。相声从学英语谈到“山东青年诸葛亮”自学成才的故事，列举孔明先生夤夜苦读（“学夷文学法语”）、巧祭东风、设计木牛流马，以及为了钻研学问私生活简朴的片断，显然，他是借诸葛亮激励年轻人好学上进，正因为如此，他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比较粗糙。中西语言、古今语言的反差运用，历来是相声演员钟爱的包袱题材，师胜杰、于浮生的《洞房絮语》、苏文茂、马志存的《戏剧与科学》都是此间典范，常贵田却似乎不大珍惜。应该承认，他对时代的敏感在艺术灵气之上。
在常贵田的许多作品中，他都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代言人的形象出现，他与观众的沟通除了包袱之外，大量地借助情绪感染。我觉得，这既是他执著艺术的一种表现，也成为他始终无法获得艺术突破的根源。40岁那年他杂谈诸葛亮，用自身的活力赢得掌声，而年过半百以后他仍然能演出《追溯》，倾诉从热恋的甜蜜到失恋的辛酸，俨然还是一个半大青年。常贵田表演时的热情、投入，全部流露在那一双“细米儿拉的”眼睛里，他的眼神永远是年轻人的。所以，连常贵田相声里出现的“大爷”形象都是大同小异的，一张嘴准是说教腔十足的“小伙子啊，这就对啦！”
1983年，常贵田、常宝华同台演出《动力研究》，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节目，以谈恋爱为题材，惟妙惟肖地模拟男女青年谈恋爱，分析双方之间的三种动力：“互动力”、“推动力”、“反动力”。在常贵田设计的场景中，男女青年间的对话是这样的：
——“To realize four modernization, we must study hard.”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We must study English hard.”
——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英语。
常贵田虚拟了一个“用英语谈恋爱”的场面，由常宝华充当翻译。可以看到，在谈恋爱这一最常见的相声题材中，常贵田不时添加进时代话语成分，他的意图是明显的：褒扬谈恋爱、促学习的新风尚，讽刺贪图物质享乐的恋爱中人。另一场景下，女同志要上车，男同志想送送，女同志说：
——“不，不用……”
——送送怕什么呢。
——“我不要求你把时间都用在我身上。我们两个人，都要把时间用在四化上。”
——呵！
——……“下一次我们俩见面的时间，就是你发明创造成功之日！”
不可讳言，主流话语的影响左右着这些高度浓缩的对话台词设计。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批评常贵田的艺术理念过于陈旧：就像那些塑造“高大全”人物的电影一样，他抛弃了人物有血有肉的一面，不惜高扬社会教化的目的牺牲生活真实。姜昆、李文华的《诗歌与爱情》也有论述事业与恋爱的情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有一位业余作者写了这样一首歌词：
啊亲爱的小伙，不要把窗户敲，
姑娘正在把蓝图绘描，
待明天一同漫步在林荫道上，
听姑娘把那心中的话儿向你诉告：
我绘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美景，
它像金子在洁白的纸上跳跃，
它召唤着我们新时代的伙伴，
一起在新长征的路上奔跑。
啊亲爱的小伙，不要把窗户敲，不要敲……
——这小伙儿也是干什么紧敲窗户！
——那依着你呢？
——推门进去呗！
——像话吗？
——俩人谈谈嘛。
——……小伙儿一听这歌赶紧跑了。
——哎哟，吹啦？
——吹了？回去搞革新去了！再一见面姑娘换歌儿了！
——怎么唱的？
——（唱）“你呀你呀你在我的眼睛里，你呀你呀我笑你革新着了迷。我知道我知道，眼睛传神会说话，告诉你——告诉你——谁不爱小伙有出息！”
——嘿嘿！
姜昆的这一段唱，是整个《诗歌与爱情》中最明亮的一笔，如今听来都让人感到分外温暖。常贵田表达同样的思想，效果却逊色一筹。尽管如此，《动力研究》仍然不失为成功之作，因为其中并不缺乏响亮的包袱，二常的合作毕竟也有他们独特的感染力。只是这样的力量尚不足以超越时代设下的界线，辐射出像《诗歌与爱情》那样久远的艺术魅力。
长期以来，常贵田投在我心里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他浑身散发着某种集体记忆的光芒，既使他青春常在，又限制了他的发展空间。除了《帽子工厂》等之外，他给人以长久印象的作品确实不算多；但另一方面，他热情奔放的表演风格，却实实在在地摇曳着我心中的浪漫情怀，让我不住地遐想文化热潮勃兴、启蒙精神复归、道德激情旺盛的80年代。那时，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重新确立，四人帮覆灭后的文化空白，迅速为号召力极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填补，后者在人们心中不断激发的凝聚力被主流话语收拢起来，返输给各个阶层的人民，渲染成继“政治运动”之后全民族共同的使命，从此，宏大的命题、激越的关怀重新获得了合法性，当年现代化的召唤远比如今仅在学术圈打闹的“现代性的追求”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自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反映在常贵田的相声里，仿佛50年代的集体记忆在脱去领袖崇拜、政治洗脑的背景之后，赫然换上了一身新的外衣君临大众。在当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激情表白中，不论检讨历史、反思制度、审视文化或是拷问人性，普遍流露着对“好时代”的认同，不管过去如何，至少生在此世、拥有这样一份有现实意义的共同使命是幸运的。常贵田的相声生长在这样的土壤里，也汲取并焕发着那种特有的神采，就像马季40年前朗诵的诗篇，后人可以尽情哂笑前人的单纯、冲动甚至愚昧，却无法抵挡诗性本身的美——尽管这种美的境界被证明是很有限的——在他身上找到能够共鸣的部位。
美感的产生取决于施动者和受动者双方。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说过：“昨天的约束和今天的约束在许多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只能残缺不全、不尽完整地想象过去的那些约束……我们能够唤起对地点和时间的回忆，尽管它们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点和时间有所不同。”在我看来，这里的“约束”完全可以替换成“激励”。当一个百年梦想占据人心制高点的时候，人们的文化想象向一个已逝的年代敞开了大门，社会大环境的变易则赋予这种想象以新的现实落脚点。哈布瓦赫说：“过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现在都被固定在一个清楚界定的框架中间……对于他们，我们现在无所期待：他们在我们身上唤起的情感，既不是怀疑、敌意，也不是嫉妒。”这就给想象力提供了施展手脚的宽广空间。从《保卫西沙》、《喇叭声声》开始，常贵田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语调就是他赖以立足的绝招，是能够激发感情认同的最好手段。在他富有磁性、盘桓萦绕的语音的感染下，许多台词的说教腔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们从的对西沙群岛的动情描绘（《保卫西沙》）、对大海的由衷赞美（《说海》）中取得了强烈的感情认同，认同的不是意识形态禁锢和威权政治的文化宰制，而是1949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浪漫主义激情。
我在翻检先人历史记忆的经历中，曾经无数次、小心翼翼地绕开心中的“留情结”。在我眼里，常贵田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相声，也是有关集体记忆的珍贵的研究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