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时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像沉重的两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要读书吗，没有钱进学校；要工作吗，被反动大汉族主义把持的一切机关、学校，不要我这个从山卡卡里来的彝族青年，不管走到哪里都被歧视和冷落。我仿佛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世界虽大，但没有我的立足处。我愤慨极了，恨不得把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打个粉碎。在我节衣缩食，也没有办法在昆明混下去了。一九二九年秋天，我一文莫名，便冒冒失失地跟两个同学从昆明经越南跑到十里洋场——上海。自然，我是想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找到一条出路。不想这花花世界还是没有我的立足处。我只得靠两个同乡在江湾饱一顿饿一顿地混下去。在时时受到饥寒的威胁下，我爱上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先驱“创造社”和“太阳社”所提倡的“普罗文学”，我如饥如渴地读这一类的新书，自然，也十分爱读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的作品。这些为反动统治者所仇视而加以禁止的东西，给我这个在黑暗中摸索、探寻的青年以光明的希望。
这时，我的一个老乡入了中华艺术大学。这个大学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前辈办的。校长记不清是什么人，教授大概有夏衍、蒋光慈等人，都是我那时极为崇拜的作家。我这个怀着一颗求知心而被关在学校门外的人，常好奇地向他打听教授们的活动和文人的情况，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点宝贵的知识，使其装进我空虚的头脑里。可是，他很难满足我的欲望。然而在一九三○年秋季的某一天，他忽然很神秘地压低声音告诉我：某日鲁迅先生要来中华艺术大学讲演。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异常激动：
“真的？”
“真的。但是不公开，也不出海报，怕国民党来抓人。你想去听，我可以领你去。这是秘密活动，不要跟别人说！”那个老乡警告我。
当然，我完全听他的。可以见到我所崇拜的鲁迅先生了，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我忘了严峻的现实生活，忽然，快乐得像要飘起来。那天，没有钱坐车，我从江湾走了二十多里到四川路，再转进一条街里，走进校舍狭窄得不像一般大学那样宏大壮丽的中华艺术大学里。这里连一个庭院也没有，自然更没有什么艺术之类的东西，眼前只是几间很阴暗的旧房子，上了楼，更感到缺少光线。穿过一条黑暗的过道，是一间能容五六十个人的黯然的教室，充满了神秘感。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个同乡讲的“这是个秘密活动”的话的意思了。教室里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青年，没有人大声说话。一会儿，陆陆续续地走进来一些陌生的青年，差点把教室坐满了。
“同志们，鲁迅先生还没有到，我们现在先唱个歌，就唱郭沫若的《湘累》，赞成吗？”一个四川口音的青年站起来说。他脸上有几点麻子，个子矮小，穿着一套中山服。他大概是艺大的学生领袖，不知叫什么名字。
“赞成”人们叫了起来。
于是，教室里飘起了幽怨的歌声：
泪珠儿要流尽了，
爱人呀，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水枯石烂了，
爱人呀，回不回来呀？
歌唱完了，教室里变得很活跃。这时，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先生悄然走了进来。他剃着一个平头，四方脸，嘴唇上有两撇黑胡髭，裤脚扎着缎带。大家用尊敬的眼光注视着他。我不知他是什么人，也默默地看了一眼。他不声不响地走到前排一条凳子上坐下。跟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他穿一套天蓝色西装，脚上套着皮鞋，留着东洋头。他们的穿着很不调和，一个土，一个洋，似乎代表了两个时代。
“现在开会了，请郑伯奇先生向我们讲话！”那个四川口音的青年向大家宣布完后，走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而前邀请。
原来那个穿西装的就是郑伯奇先生。他是“创造社”的文艺理论家，我已读过他的著作，对他很崇敬。可惜那天他讲什么，我一点也记不清了。但奇怪，经过半个世纪，鲁迅先生的充满幽默感的绍兴话，还清晰地在我的心海里回响着，我原本听不懂绍兴话，然而那天我的听觉神经灵敏得不可思议，竟把鲁迅先生的话听懂了。记得他讲的题目是《文艺与革命》。他在黑板上画一个人一只脚站在写着“文学”的一个葫芦上；另一只脚站在写着“革命”的另一个葫芦上。别人问这个青年：你既是搞文学创作的，为什么不拿出作品来？他回答：我的干革命。别人又问这个青年：现在反动派对人民压迫很厉害，为什么不去干革命？他又回答：我是在搞文学。鲁迅先生讲得令人喷饭，可是他却不笑。鲁迅先生所批判的这种现象，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写给冬芬先生的。信上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鲁迅先生对这种现象是极为不满的。他要求作家首先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先生的话是一针见血的。他还批评了“创造社”的王独清先生写的《貂蝉之死》。他说，貂蝉是个美女，她的名字有号召力，如果有人写一本《梅兰芳之死》，不管写得好不好，也会有读者踊跃购买的。
教室里又爆发起一阵哄堂大笑。可是，鲁迅先生却一点也不笑。
我仿佛给春风吹拂着，脑子里的各种糊涂思想被扫开了。千百年来，我们彝族在反动大汉族主义和本民族的统治者压迫下，没有作家，没有书面文学。我小时，我的父亲常常跟我讲：出鸡的窝出鸡，出牛屎菌的窝出牛屎菌。那意思是说：彝族是不会出人才的，命运注定只能永远受苦。哪里想到鲁迅先生却给我指出一条革命文学的大道，并吸引我走上这条新的道路上去。当时，我仿佛在摸索的黑暗中看到了光亮，而且一下涌起一股力量，浑身上下变得暖热热的。
会场异常寂静。这时，一根针落到地上大概也听得清。几十颗热烈而纯洁的心随着鲁迅先生的声音在跳动。大家都全神贯注，忘记了一切，巴不得鲁迅先生一直讲下去，但忽然鲁迅先生的话结束了，教室里又爆发起一阵震耳的掌声。
（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