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从上甘岭回到祖国。当上甘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正在那高山上的指挥所里。我想谁在那里看到这次战斗的情形，谁也会觉得这是一生中难得的幸福。
在两间作为指挥所的石屋里，一位临时赶上山来的副师长是最活跃的中心人物。他让我注意他十分得意地衔在嘴里的烟嘴，不等我看个明白，自己倒解释开了："这是祖国人民慰问团带来的，一个师先分到了一个，说是给师长的，但我不管，拿起就走，我是上上甘岭呀，他能有意见!"说着，忽然改变了戏谑的神色，庄严地轻轻地念着那白象牙烟嘴上刻着的红字："'祖国--我的母亲。'啊，多有意思。"扬着他的头，由于几天没睡，他的眼睛红了，但我看出他的眼睛正露着奇异的光彩，仿佛他生来就是一个不眠的人；他的眼睛仿佛是用发光的宝石做的。那天他知道我独自在一个岩坡的小屋里一夜听了十几万发炮弹的爆炸，有些想安慰我："你在那小棚棚里挡了十几万发炮弹，不害怕吧?"他瞧着我的眼睛，马上改变了口气："自然不会害怕。在这山上的人没有一个怕那个贩钢铁的，往后战争贩子要是再吓唬人，我们就更可以出来证明没有什么可怕。"他的声音很响亮，而且时常像洪亮的钟声似的在石壁上发出回响，掩没了洞外八英寸重炮弹落地的响声。参谋长在一旁抽着烟，他指着门外的上甘岭阵地慢慢地说："这两个小小的山头一天要挨几万发炮弹，我看起码已削低了两米，往后地图上不能再写五九七·九、五三七·七了，这就是美国炮弹所起的作用，可是它绝对不会用它的力量把这两个山头画在他们的地图里，光迷信炮弹是不行的。"
这时，上甘岭营部送来一份报告，我从副师长的肩旁看过去，见那张白纸上写着：
我们这里出了英雄了，他的名字叫黄继光，他以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火力点，打开了同志们冲锋的道路。昨晚歼敌共两千余名。
副师长看了这份报告以后，把它摊在桌子的中央，然后又拿在手里重新一字一字地看着，轻轻地重复着："我们的马特洛索夫，我们的马特洛索夫。"这是表示赞赏和惋惜的声音，虽然十分轻微，我们却听得非常清楚，我们默默地围着这份报告站了起来。也许谁都想把这份报告拿在手里看看，但都怕弄皱了这张白纸，所以谁也没伸过手去。副师长走过来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们这里出了英雄了，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一仗打下来我早知道要出不少英雄，有的会知道名字，有的也许过一些时才能查出名字来。也有的连名字都不可能知道，但他们总是英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的，你就要回祖国去了，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碰到祖国人民，把见到的都讲一讲吧!"
当时大家还不知道黄继光同志牺牲的详细情形，但人们照知道的一点情况掺和着自己的想象传说着："指挥员一说出：'谁去消灭这个火力点?'黄继光虽没听见叫唤他的名字，但他觉得比叫他的名字还清楚，他对指挥员提出了保证，说了一句：'转告祖国人民慰问团的同志，听我的好消息吧!'黑夜里虽说看不见他的脸孔，就有人听见他是笑着说的。于是他就向前跑去了。在七挺机枪的封锁下跑路不中弹是困难的啊，他半路中了七颗子弹，中的都在要害的地方，照说该倒下去，他不倒，想着自己还没完成任务，就得站起来向前冲，这样冲到了火力点。又中了两颗子弹，真是没有力气了，但是没有完成任务，一下子就下决心用自己的身子去挡，他一扑上去，枪停了，他微笑着自己对自己说：'这就对了，完成任务啦。'又昏了过去，那时，他身上已经不知中了多少子弹。美国鬼子可吓昏了，两挺没挡住的机枪也没敢开火，他们心想：这是怎么样的人啊?赶我们部队快全冲过去了，两个美国的机枪手才醒过来开枪，又叫黄继光听见了，一面说着：'好，你还敢有声音!'一面就拉响了手雷，七挺机枪和射手真正地消灭了，黄继光同志这才肯牺牲，大家看见他的时候，他脸上还笑着呢。"
我没有机会把人们的传说告诉这石屋里的指挥员们，但我相信他们一定爱听这样的传说。
那时人们最关心的是坚守在坑道内的同志。在所有通到前沿的道路上，几乎每一平方米土地在每五分钟内都可以落到一发炮弹，敌机也在不断地俯冲，可是英勇的电话员和通讯员们仍旧能使坑道内的同志与指挥所保持联系，步行机也不时传来最亲爱的声音，我们也时常为他们的坚强和艰苦所感动。指挥所的人们很渴望能见到他们，就是一个也好。有一天早上，终于调了班长刘国民来。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狭长的脸，眼睛有些近视，但很清亮，神气地背着他的转盘冲锋枪。他一进门，我们同时感觉：一张好干净的脸孔!在我们想来，在坑道里守了十几天，没水洗脸，烟一定把脸熏黑了呢。他看出了我们的注意，先跟我们解释："在下面沟里洗过脸的，要不就带着那污黑的脸来，你们会说我悲观呢。"我们都笑了，有人说"那沟里不正打着炮么?"他把转盘枪往身上一放，一面坐下来，一面满不在乎地回答我们："打炮怕什么，不能挡住我洗脸。"
就是这个愉快的小伙子，他很会说话，让我们知道坑道里的一些情形：
白天，最激烈的是坑道口附近的战斗。在每个山头十几个坑道口里，突然射出的子弹和掷出的手榴弹，不时打倒和惊退企图接近的敌人。敌人是凶恶的，他们用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对坑道口射，机枪和无后座力炮也经常对着坑道口，有时还在坑道口顶上往下倒炸药包和汽油，毒气也使了，可是他们人一接近就没有生还。他们对这个向他们张着口的黑洞和守在洞口的志愿军是愈来愈怕了。他们知道待在这里有如待在火山上一样，我们集中而猛烈的炮火以及晚上的反击，终使当天上山的敌人完全消灭。山顶的石头已击成粉末，敌人的死尸和枪支都陷在里面。他们的各种轻重武器和小炮也像柴堆一般，丢满了山头。我们的人一闲下来，就在里边吹口琴唱歌，庆祝胜利。
"除了打仗，最有趣的是到坑道口上看敌人出洋相。"刘国民带着兴奋的回忆继续告诉我们，"第一次我看着他们背着大锅、棉衣上来就好笑，想驻防呢，不知道他们前面站的什么人，一阵手榴弹过去，大锅、棉衣都埋在土里了，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背大锅和棉衣的了。"
"看着，看着，这几天摸到一个规律：我说李承晚的部队上来还讲个队形，给打下去的时候自然不讲队形了；美国鬼子呢，上来就没有队形，下去更没有队形了。来去都挤得跟羊群一样，就是个挨揍的样子。 有一次更奇怪，因为山陡，美国鬼子又笨，爬不上来，走在前面的更是又怕又累，后面的就给前面的提着脖子托着屁股，你看这是不是一群挨冷枪的目标。有一天我派了张安业、叶树明两个走出坑道打冷枪，他们一人报了二十八个战果。"
"就是一种情况我看不来，敌人朝岩下摔他们的死尸和彩号，像丢东西似的，'扑托'一个，'扑托'一个，有时还用脚踢，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啊。"
石屋里渐渐暗了，刘国民看了看我的表，忽然举着枪站了起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严肃的脸色。他一字一字庄严地说："今晚我要担任反击的任务，我要走了。我们志愿军有句话你知道么?"他对着我问，没等我回答，他自己又说了下去："'人在阵地在!'我要补充一句：'人不在阵地也在!'"我问他："你怎么说?"
"今天是大反击，我可能牺牲，我不在了，我知道阵地一定还在的。"他显然是压抑着心头的激动，平静地说出这几句话。
石屋里很静，我想谁都听到他庄严的誓言，而且也懂得他说话的意思。从副师长开始，大家默默地和他握了手，他却是一直立正着，专心地挚诚地看着我们，每个人可以感觉到他把我们的手握得很紧，也永远会记着他当时美好的眼色。不久，他就消失在洞外的暴风雨里，我还可以回忆他提着枪向前跃进的背影，当炮弹就在不远的地方爆炸的时候，他没有弯腰，继续前进。
在外面正进行着战斗的时候，这石屋以外的景象是十分吸引我们的。炮弹比下雨还稠，炸弹已几次改变着我们周围的道路，但我总看见鲜红的枫叶一天比一天更红，它们苍劲地与岩石并立，倔强地活着。在炮火最激烈的早晨和傍晚，山头的红日透过烟雾放射出紫色的光芒，增添着战场的气氛，有时在一片冥暗里，看我们绚烂的炮火突破夜空向敌人飞去，更像奇景一般。但是最好看的还是战士们的活动，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看见战士们直接与敌人拼杀；我只在山上的树林里看见准备继续参加反击的战士们，他们坐在避弹面的岩坡上抽着烟，看着当天的捷报，高谈阔论着。
有两个战士在统计着面前沟里落弹的数字，一个战士说："这一个钟头打了五十三发了，"接着又是轰然的一声，他接着数下去："五十四。打吧，打吧!钢铁大拍卖，就是没有生意，都进了杜鲁门的仓库(指没有人的山沟)了!"另一个已数得没有兴趣，他掀起大衣往身上一盖，就在岩坡上倒了下去，呢呢喃喃地说："拉倒吧，我懒得给杜鲁门做观察员了，让他自己去打吧。"还指指头上的炮火校正机说："大概那家伙早就到了苏州了(指打瞌睡)，我去追他去。"
另一处也有几个战士在闲谈，一个把帽子放在手里转着的青年战士似乎是中心人物，他神秘地问大家："你们知道我们皮帽上的帽檐是怎么来的?""缝上去的。"一个胖胖的战士不加思索地回答。这个战士瞪了小胖子一眼，好像怪他多嘴，自己又说了起来：
"去年冬天，咱们一拿到帽子，有个同志就叫唤：帽子倒好，怎么缺个帽檐呢，这一说不要紧，毛主席在北京就听到了，正赶上要做今年的帽子，毛主席就对做帽子的人说：'给他们一个帽檐吧!啊!'"他特别温和地复述着这句话，顿了一下，他又说："毛主席想了一会，又凑近做帽子的人说：'还有，给他们在靠耳朵的地方掏个小洞，外面加个活动盖子，站岗能听见，又不冻着他们。'说完以后，毛主席还给做帽子的人比划尺寸，教他怎么做。"他指着帽子结束他的故事："这不是，这样的帽子大家该满意了吧。"
大家都脱下帽子仔细地端详着，抚摩着，露着微笑。"啊，是这么的。"有两个战士轻轻地说着。小胖子显得特别信服似地呆呆地望着这个说故事的战士，红着脸，简直后悔刚才不该乱七八糟地搭腔。说故事的战士也更严肃起来了，他还认真地对大家说："你们要不信，有什么困难时大声一点说，他就马上听到了，包又害得他老人家操心……"
大家说话都悄悄的了，现在也应该说是艰苦困难的时候，他们相信自己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用不着毛主席操心，多么美好的人们啊!
我还看见到处排着大炮和高射武器，巧妙地伪装着，电话挂在树上，铃声不断地响着，一堆堆的炮兵守在这里，有了任务他们就打炮，没有任务就吹口琴，他们好似一群歌唱家，敌机以他们为目标，炮弹不时落在他们的身边，但是他们的歌声比敌人的炮声更响亮，前沿的步兵们也正跟着这里的音乐前进。在通到高山的公路和大道上，汽车的喇叭声、马的嘶叫、车轮的辗转、女同志的歌唱、中国人和朝鲜人的说话声音汇成一支雄伟的进行曲，有两句清脆的话语几乎是这进行曲中唯一的说白："到上甘岭去么?""从上甘岭下来的么?"这就是人们关心的目标，大家的心向往着前沿。我也向那连绵不绝的上甘岭山区和活动在这山区的人们，默默地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当我发觉敌人的炮击已在日渐减少，我知道举行祝捷会的时候快要到了。
(原载《人民文学》1952年10月号)从上甘岭来菡子女，1921年，江苏溧阳人。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前线的颂歌》、《乡村集》、《素花集》、《重逢日记》，短篇小说集《纠纷》、《万妞》、《前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