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如事说来有万千，周公遗爱在人间；
伤时一曲《荒山泪》，立雪程门代代传。
提笔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忍不住心底的隐隐酸痛。日月如流，时光老去，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目前，而当年的人，祖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精英，却已经离开我们，不再回来。
一九五四年秋，一天，我和凤霞应邀到周总理家里作客。被邀请的还有老舍先生和夫人胡青、曹禺同志和夫人邓译生。总理和邓大姐高兴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吃螃蟹。
看到总理和邓大姐总是非常教人喜欢的。总理问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我回答说从去年接受了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影片的任务，目前正在做一系列的筹备工作，预定要到一九五五年才能着手拍摄。总理详细询问了拍摄方案和五个剧目的情况，然后说了一句：“咳！可惜！”我问总理“可惜”什么，总理说：“可惜程砚秋不能拍电影了。”我又问总理为什么程先生不能拍电影，总理说程砚秋的体型这样胖大，连舞台都不能上了，怎么拍电影？我对总理说，胖大和瘦小都是比较而言，程固然胖大，但是假如比程更胖大的人和程站在一起，程就会显得瘦小；假如把布景放大，道具放大，对比之下程也会显得瘦小些；尤其是电影，最能“弄虚作假”，可以解决在舞台上克服不了的困难。总理听我说了这些，高兴得笑了起来，对我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对京剧的爱好也有两派：梅派和程派。”我问总理是哪一派，总理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程派。”
我从一九四七年秋天在香港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到一九五五年已经有八年了0经过八年工作的实践，我早已自我感觉不能胜任电影导演这个繁重的工作。因此早在接受导演梅片之前，我便向电影局领导恳切说明了自己的苦衷，要求今后只作专业的编剧，不再担任导演的工作了。由于我多次请求，得到了允许。一九五五年冬天，看到了梅片的最后完成片，经过文化部审查通过，我深为从此摆脱了电影导演的工作而庆幸。我怀着十分轻松的心情回家，睡了一宿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兼代北影厂长钱筱璋同志打来的。他说有要紧事，要我马上到厂里去一下。我赶到厂里，筱璋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找你来是要你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再拍一部电影……”还没有听完这句话我就急了。我说：“领导上早就同意我不再做导演了，我决不会再接受导演任务了。”筱璋说：“这部戏的任务你必须接受。这任务是总理交下来的，让你导演也是总理指定的。”我愣住了，问筱璋是什么任务，筱璋说：“导演一部程砚秋的戏。”这一下真把我吓住了。我说：“程先生的体型这么胖这么大！这部戏你让我怎么拍？”筱璋说：“昨天总理交任务的时候我也向总理提出程的体型问题；但是总理对我说，让我们选择比程更高大的配角演员，作大尺寸的布景道具，电影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让我没话说了。这原是一年多以前我对总理说过的话，如今我能有什么理由不接这个任务呢？接着筱璋告诉我，总理对此还作了更加具体的指示：这部电影不要照梅片那样拍几个剧目，而是只拍一个节目，但是要进行一些加工；希望通过这一个节目，把程在唱、念、做各方面的长处都表现出来。敬爱的总理是这样细致周到、认真负责地热爱和扶持戏剧艺术，使我内心只有感动。我以极为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务。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去拜访了程砚秋先生。使我又一次感到意外的是总理已经在这之前对程先生作了工作，关于程自己也早已苦恼着的体型问题，总理也作了一些说服，已经用不着我再说什么了。因此我们立即谈到剧目选择的问题，考虑到总理要求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的多方面的成就，程首先提出的是他自己认为最理想的《锁麟囊》。
《锁麟囊》的主题宣传善有善报。一个阔小姐由于一时发了善心，帮助了一个贫穷的姑娘，穷姑娘因而致富。后来由于遭了天灾，阔小姐飘泊无依变成了穷人，却遇到过去受过她的恩惠、由穷变富的姑娘的搭救而全家团圆。故事本身原也合情合理，离合悲欢各有其趣，但是这样的情节，显然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将会是不易被允许的，甚至连修改的可能也不存在。我们一起研究的结果，程先生也认为这不合乎当前的道德标准，只得忍痛割爱。最后决定了拍摄程的另一代表作，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剧目《荒山泪》。
由于《荒山泪》剧本比较简单和粗糙，这样也就正符合总理的指示，给了我们加工、充实、修改的余地。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了艺术委员会，研究了剧本的内容与结构，拟定了修改方案。
程先生同意我们的方案，商定由我执笔改写。使我至今印象极深的是，在我动笔之前他再三嘱咐我，要我在写唱词时不要受到任何格律的限制，希望我多写长短参差的句子。他说：“你怎么写，我怎么唱；你写什么，我唱什么；你的唱词越别致，我的唱腔也就越别致。”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程先生的保证，证明了程不但是一个歌唱家，而且是一个极为高明的作曲家。由于时间急迫，我改写剧本只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改动的地方相当多，改好一场送一场给他，他立即进行唱腔的谱写。剧本改完的第二天，他的创腔工作也全部完毕，而且已经和乐队一起合乐唱出来了。正如他所说，我写的唱词他未做一字的修改，的确做到“我写什么，他唱什么”。据我了解，已故的另一位号称“通天教主”的京剧大师王瑶卿先生，也有同样的本领。前辈演员在音乐作曲方面的高度才能将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典范。
从剧本改写到排练完成，总共只不过用了二十天时间。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在北影演员剧团礼堂彩排演出了一场，程先生表演艺术的光辉在这里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可惜的是那天的观众除去北影厂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文艺界人士。我只记得由于极为偶然的情况，我邀请了三位同志来看戏，即阎宝航、孙维世和金山同志；三人之中宝航和维世均成古人，尤令人感慨系之。虽然在这以前程早已表示他决定“退休”，结束了他的“舞台生涯”，但是看过这场演出的人都被他的独具一格、富有高度艺术魅力、荡气回肠的程腔，以及他的特别富有表现能力、千姿百态的水袖功夫，脸上的悲楚感人的表情，变化多端的优美身段所征服了。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希望他不要终止他的舞台生活，认为他的舞台上的生命力还正处在充沛饱满的阶段，他的表演艺术也正是处于炉火纯青之时。但是事实上这一次却正是程砚秋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出。两年之后，即一九五八年，程砚秋先生便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
在《荒山泪》影片开始筹备时，曾发生过一次十分出我意外的事情：已故的音乐家盛家伦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并且同住在一个院落里。一天他来到我家，告诉我程砚秋先生刚去过他那里，目的是了解吴祖光的情况，吴的为人如何？会不会真心诚意、毫无恶意地从事这一拍摄工作？由于他对盛家伦的信任，因此当盛向他保证吴的诚信时，程才满意地告辞去了。在这以后，程也向我提出过一次类似性质的问题，即是我们摄制组担任录音工作的同志出身于“梨园世家”，但是与程不属于一个派系，程怀疑他会不认真地工作而致影响录音的质量。我告诉程先生，录音的质量自有其客观标准，录音师保证录音质量是他的当然职责；不认真工作、甚至故意搞坏的事情是决不可能发生的。虽然我对此再三保证，而我感觉程还是将信将疑的。
程的疑虑很快便消失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影片的拍摄，由于戏曲的特殊性，全部录音工作必须先期进行。工作日程安排了一个星期时间录下全剧的唱和文武场音乐。记得第一天开始工作，录音师的认真态度便打动了程先生。为了保证录音质量，需要尽可能的安静，尽管录音室有着较严密的隔音设备，我们还是决定在晚上进行工作，上班时间定在八时以后，但是录音师和他的助手们都是很早就到现场开始作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程先生在八点以前也到了录音室，他看见大家早已在忙碌地工作，已经受到了感动；看见录音师为了音响的强弱而反复试验，不断地移动每一种乐器演奏人员的座位，我更从程的表情上发现了他内心的感动。第一段唱试录之后，马上放出来让大家听了一遍，首先是录音师，然后大家纷纷提出这一段唱中的毛病和需待改进之处，对声音的质量，唱和伴奏等等方面都作了极为细致的研究，这时我又看到程先生为录音师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而更加大大地感动了。当时决定第二天开始正式录音，第二天当大家工作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突然看见程剧团的两位同志挑着两副担子，一共四个大圆笼的食品盒来到录音室；放下挑子，打开圆笼，原来是四笼精制的还冒着热气的宵夜点心。程先生殷勤地劝大家吃夜餐，使大家都窘住了。我告诉程先生说厂里食堂每晚都为大家准备夜餐，不能接受这样的款待，但是看见程先生显然是因此而不高兴了，大家终于领受了程先生的盛情。程先生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表示了他对摄制组工作人员的信任，他的这种心情，摄制组中我是惟一能够理解的。整个录音工作大致是顺利的，其中只有一段“献衣抵税”的从“摇板”转“快板”的一段唱腔一连录了十六次都不满意，而中断了这一晚的工作，改到下一个晚上重录时才一次录成。这样程先生对我们每一环节的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在最后一天录音时，程先生在工作休息的间歇时和我谈心。他略带歉意地对我说，他当初错疑了录音师是由于自己的狭隘，但是形成这样的怀疑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的社会太黑暗，生活道路上布着重重陷阱，层层障碍，要处处提防有人在暗中使坏。程先生的坦率，直爽，光明磊落，心口如一的胸襟气度也教育了我。
程先生的性格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在和程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的也是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终于在录音开始后，程的嗓音发毛，不够圆润，不够干净。我正式向他提出，在录音工作的这一个星期里不要抽烟饮酒，他接受了我的要求。
程砚秋在大约四十年左右的舞台生涯中，以他独特的卓越的程腔闻名于世。他的成就有他天赋的因素，但他的勤奋是更大的决定因素。作为歌唱家而言，程并不具有那种最响亮的歌喉，他的声音偏于低暗，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条件，创出独具风格的程腔。他的唱腔宛转柔韧，以凄楚幽怨见胜；唱到感情最深沉的时候，歌声细似游丝而不绝如缕，那是他最见功力的地方。唱到这里的时候，满堂听众真是屏息以待，连口大气都不敢出。只觉得这一线歌声似乎发自幽谷，却又百转千回升入云霄，然后一落千丈直下深潭涧底；就这样弹拨着听众和观众的心弦，听得人如梦如痴，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几十年来，程腔风靡大江南北；直到如今还有那么多的“程迷”对程腔的喜爱几乎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这是京剧艺术家程砚秋独具的光荣。
程先生的身段优美是众所周知的。《荒山泪》中末场入山的全身旋转的大圆场的动作完全是一场大芭蕾舞，令人叹为观止。程的舞蹈还得力于他的武术基础，曾经有一个北京著名的武术家对我说过，程先生还是一位有很高地位和造诣的武术家，他在武术界所占的地位，不亚于他在京剧界的地位。程也曾经向我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习武的经历，讲过向已故的赫赫有名的武术大师醉鬼张三切磋武艺的情景。还讲过在日伪时期的北平车站上受到日伪军的侮辱，奋起还击，以一当十地打退来犯者的情况，并且从这以后谢绝舞台，在西山耕田种地，表现了一个爱国的艺术家的坚贞气节。
身体非常健康的程砚秋先生在拍完《荒山泪》之后的一九五七年经周总理的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生中最崇高的志愿。但是出人意料地是却在不久之后的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不幸病逝，那时我不在北京，闻此噩耗十分悲痛。不幸中之大幸是在他生前好歹还留下这一部《荒山泪》，能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人在舞台上的音容丰采。
一九五七年春天，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电影工作者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大家正在欢聚畅叙时，传来一个喜讯，周总理来到了我们的会场。大家站起来欢迎总理，看见总理笑容满面地从大门走了进来。使我没想到的是总理穿过济济一堂的与会者朝着我们这一张桌子走过来了，一直走到这张桌前停住脚，在我对面坐下来。总理坐定之后，高兴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好电影。”我说：“您看了什么好电影？”总理说：“我看了《荒山泪》，改编得不错，比以前饱满得多，程观秋的表演得到了全面发挥。由于你们也发挥了电影镜头的作用，使观众看到了在剧场里看不到的角度。这部片子应当好好宣传一下，你应当写一些文章……好好介绍给观众。”
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完成了总理交给的任务，并且受到总理的表扬，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即使原来不是总理叫我写文章，我也是要写文章的，何况是总理当面叫我写文章呢？但是由于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没有可能写这篇文章了。事隔二十二年之后我才写出这篇文章，思来想去真是不尽心酸。
这又使我想起，那年夏天在团中央礼堂一次大会批判我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看见程先生坐在主席台上，皱着眉看着我。我低下头去记录批判我的发言，待我再抬起头时，程先生已不在台上了。直到大会开完，也没见程先生回到台上，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程砚秋先生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这样一个我和程先生在一起时从未见过的皱着眉头很不愉快的表情；而我留给程先生的也只能是一个情绪低沉的痛苦表情罢？这对我说来将是永远也无可弥补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