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1941～），生于重庆，祖籍湖南长沙。著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等。
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胡适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略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他曾被称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洋奴买办文人”的班头。不过，作为他同时代人的毛泽东还是对他作了一些历史分析。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进行历史性的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他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他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当时，毛泽东曾写信给他，希望借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的教育界；他也赞扬毛泽东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毛泽东“感念旧好”，曾托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1945年秋，毛泽东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他在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此时他正在纽约八十一街104号的破烂房子里作寓公，经常抱个黄纸口袋上市场买菜买米，惶惶，如丧家之犬。不过，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时，又指出“不能全抹煞”他，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同年3月10日，毛泽东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华、王芸生等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更加亲美的人”来孤立蒋介石、取代蒋介石，而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跟龚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他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从而对“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1989年9月21日，“莎拉台风”席卷台湾岛不久，我冒雨来到台北南港参观胡适的胡居。由于胡适本人的情况以及对他的评价问题都十分复杂，我参观时的心情也因之十分复杂。
胡适是1958年4月8日只身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直到临死前四个月，他那位以打麻将为惟一特长的小脚太太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到台湾来陪伴他。现在，胡适在南港的这所故居已改建成纪念馆。胡适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一律保持了原状；又在故居右侧添建了一座82.5平米的陈列室，展出胡适的中西文著作三十余种，以及他的部分手稿、信札、照片、衣物。纪念馆基金有五万余美金，系由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馆长王志维先生，是胡适生前的秘书，善调酒。王馆长为胡适所作的最后一次服务，是在胡适入殓时将他平日喜爱戴的那副玳瑁架眼镜重新给他戴上。
因为我来自大陆，王馆长亲自接待了我。他不仅陪同我参观了故居及陈列室，还赠送了该馆印制的一些纪念品，如明信片、《胡适之先生传》、《胡适纪念馆出版目录》以及胡适1952年选编的诗集《尝试后集》等。
在胡适故居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籍：不仅书房中的六层大书柜中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书籍，而且客厅、卧室里也放着书架。据说，胡适生前，他的厕所里、汽车上也常放着书报。胡适的太太曾对人说：“适之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嘛！”书虽多，但胡适总是安放得整齐妥贴，收拾得净无纤尘。他早上起来，照例一面用早餐，一面看报纸。饭后如无公务，就一卷在手，神游其间。除了看书，他可说是没有其他嗜好。他说，治学要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这就是他读书不辍的原因。他惟一的运动，是晚间在住所门前的花园里作一千步的悠闲散步。他觉得在万籁无声的夜里，踏着淡淡的月，迎着微微的风，嗅着嘉木奇花散发的清香，一天的倦怠就可以驱散。
胡适刚回台北定居时有一个宏愿：想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他的《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但直至临终，这一计划并未完成0他那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遗稿，大多是有关《红楼梦》、《水经注》及佛教史科的考证、序跋文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胡适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另一原因，看来是跟心境欠佳有关。
影响胡适心境的当然主要是政治原因。早在1949年11月，他担任名义发行人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出刊。该刊的实际负责人雷震是胡适的好友，也是原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政策顾问。胡适支持该刊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反共：把大陆的政治描绘成“铁幕恐怖”下的一切自由被剥夺殆尽的“极权政治”，而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但从1951年6月开始，这一刊物却因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遭到忠而获咎的厄运，反倒受到台湾军事机关的干预。开始是刊物受到查禁。1954年底，雷震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藉。从1959年11月以来，胡适和《自由中国》多次发表言论，规劝蒋介石不再连任总统，主张组织在野党发挥对国民党的制衡作用。结果，雷震于1960年9月4日以“涉嫌叛乱”罪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随之停刊，这一事件对胡适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征信新闻》的记者采访胡适对“雷案”的感想时，胡适悲愤地说了六个字：“大失望，大失望。”雷震背后是胡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胡适也因之深感内疚。他借古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滑稽的是，蒋介石却说：“雷震背后有匪谍”。据知情者说，此后胡适变得愁眉苦脸，像老了二十岁。
家庭生活对胡适的心情也不能说全无影响。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中，有“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之语。在一般人看来，他“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恪守旧道德的表现。不过，他跟他的太太不仅文化水平悬殊，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差异。胡适讲过一个笑话，说要将古代女子的“三从四德”改为当代男子的“三从四得”。“三从”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即：“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不知这笑话中是否多少也会有一些胡适本人的生活体验？胡太太当然不会真的“打骂”胡适，但她那夜以继日的牌局对这位一代学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尽无休的干扰。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王志维先生替他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令人感慨不已。我关切地问王先生：“听说胡太太留下一篇自传，记述了胡适1917年自美返国跟她完婚的情况。这篇文稿现在在哪里？我很想看看。”不料王先生说：“烧掉了，被胡先生的长子胡祖望烧掉了。大概因为稿子里错别字太多了吧。”听到这个答复，我感到十分遗憾——作为家属的立场，跟作为史料研究者的立场，竟至如此之悬殊！
在寂寥的生活和郁闷的心境中，胡适当然会格外思乡。他的司机是他的同乡。每当乘车外出，他总爱跟司机聊天：看到台湾的山景，他就会谈起家乡的景致；看到台湾的节日，他就谈起家乡的风俗习惯。他在住院期间也谈他的故乡，话匣子一打开，谁也插不上嘴。他说：“我的故乡安徽绩溪是小地方，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劳作……”他的遗嘱中有一条，就是将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全部捐赠北大。
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酒会上因心脏病猝发而死的。临终前一刻，他曾愤激地谈到，1961年11月6日，他发表了一次为时二十五分钟的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结果引发了一次对他的“围剿”——甚至有一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对他提出质问。他虽然口头上表示“从来不生气”，但却从刚刚讲话的地方向后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再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面上……他去世后，除了书籍文稿，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这使我想起了他生前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离开胡适故居的时候，我在陈列室的签名簿上颇为踌躇地写下了一句话：“首擎文学改良义旗，为中国新文学开山，功不可没。”据统计，仅从1963年8月至1982年6月，来馆签名留念的中外人士就多达二十八万八千余人。我深知，我写的那句话是十分肤浅的，仅能反映这位历史人物身上或一部分的侧影——这篇短文映出的也只是他的若干侧影，而远非他的全人全貌。但我想，全局总是由若干局部组成的；只要我勾勒的侧影严格忠于历史真实，对于认清胡适的全人全貌总会多少有些裨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