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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一本可怕的书——乱翻书之五》

发布时间:2023-07-03 10: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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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1939~),祖籍上海,生于四川成都,作家。著有《乱翻书》、《丁丑四记》、《瞎操心》、《世相写真图》等。

市面上的书,有许多是可怕的。有的书名可怕,血淋淋、阴惨惨的;有的封面可怕,不是刀光剑影,便是枪林弹雨,即便画上几个美女,也像是随时准备拖人下水的野鸡,叫人如见不祥;有的错误之多可怕,有的内容荒谬可怕。但我说的这本书之可怕,并不在此。论书名,平淡无奇,起先有人称它为《张集馨自订年谱》或《椒云年谱》,椒云就是张集馨的字。待到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时,编者将它改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因为书中所记都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事情。论封面,素淡之极。白色浅黄条铺底,绿底翻白字的书名。但读过之后,却让人生毛骨悚然之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竟有这样卑鄙无耻、黑暗肮脏的时代!

年谱一类书,我买过一些,大抵存以备查,很少有从头到尾细细去读的。但这部《椒云年谱》不同,读了几页竟不忍释手。它虽然也是编年述事,可并不限于排列传主一身行状或著述,倒是通过传主宦海浮沉的经历,将那一时代官场的各色人等,官风政事,作了具体翔实的纪录。以叙事及人物刻画生动而言,有人说它几乎等于小说;以记事之翔实、材料之丰赡论,我却以为它更像历史,一部真实的、可怕的历史。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做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作为官僚阶层之一员,肯于也敢于这样真实而较少讳饰地记录下他的经历与见闻,也真难为他了。

昏庸的官吏

一个时代政治是否清明,只要看看官吏们是怎样的货色,便可以知其大概。如果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间或有些不肖之徒倒也不足为害。最可怕的是,官场上下,尽是昏庸颟顸之徒。官吏如此,国事可知。不幸的是张集馨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且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位总督大人的嘴脸0总督,在清代是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这位大人姓颜名伯焘,广东连平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先是邓廷桢任闽浙总督,与林则徐相呼应,在厦门坚决查禁鸦片。当英舰北上寻衅,攻击厦门时,邓廷桢督水勇施以火攻,迫使英舰狼狈逃窜。不料这样的能臣同林则徐一道被朝廷加上“误国殃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交部严加议处,后又“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而接替邓廷桢任闽浙总督的,便是这位颜伯焘颜大人。

那时,战争尚未结束,英军又在进攻厦门。颜伯焘命将各城巨炮运至厦门,排列海口,陈于护墙之外。那些大炮,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有人提醒颜伯焘,大炮是放一回就要装一次弹药的。如果没有炮车把大炮从护墙外拉回,士兵怎敢出墙装弹?颜伯焘答道;“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弹药!”真是骄纵无知,不可一世。结果,待到英舰到来,士兵们刚看到帆影便将炮放完,余下的事,自然是等着英舰轮番炮击了。士兵溃散,总督逃命,一场战争就如此儿戏般地败在这愚昧刚愎的督军手中。待到战败,颜伯焘一反昔态,公然要下属再不许抵抗。他说,若一抗击,英军就会从浙江调兵船来,福建就要替浙江受祸了。浙江定海之战,五千守兵与英军血战六昼夜,总兵葛云飞等战死,两江总督裕谦战败后投水殉国。颜伯焘自保不战,实在是以邻为壑,助敌为虐。

这位在打仗上一无所能的闽浙总督,搜刮钱财却非常在行。他被革职返回广东时,途经漳州。据张集馨记述,从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直到初十日,颜伯焘及其眷属才到达漳州。家属、仆从,兵役,抬夫,差不多有三千名,县中招待,酒席就摆了四百余桌。颜伯焘这一伙儿在漳州一住数天,搞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

一个革职回乡的总督,搬运家财的兵役抬夫总计竟达万人之众,连仆妇、使女都要有四名轿夫抬轿,八名兵役护卫,其搜刮钱财,擅作威福之状,也便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总督,又何止颜伯焘一个。二十年后(1860年),张集馨再次到闽,遇到的一位总督名叫庆瑞。这位满洲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根本不肯究心政事,一切由下面的幕僚办理,幕僚们上下其手,搞得政事弊端丛生。

一切假手幕僚,总督做什么事呢?无非整日与僚属幕友宴会,猜拳赌酒,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在醉眼模糊之际,又与僚属们到练兵场比射,射又射不中,射不中硬要射。这样胡闹一通不够,又与巡抚裕铎高声互唱,却叫兵丁们在下操演。张集馨形容那情状是“踉跄酩酊,或睡或欹,主将作咕呓之词,健儿斗身手之勇。昏黄落日,莫辨旗枪;左右燔柴,俾资跳踯。”一个总督被罢了官,几个继任总督又是这般嘴脸,读到这些,我真有闽人不幸,遇此瘟官之叹。”

然而,又何止闽人!中国的官场,几乎都是此辈跳梁。张集馨记述的山西省雁平道道员(相当于今日地区行署专员一类官职)章荆帆,也是一样地昏庸可笑。这位道员公事一切拜托幕僚,案件从不提审。及至对簿公堂,连谁是原告、谁是被告都分辨不清。公文往来,也没有一个收发手续,茶房、门子替他打扫客厅时,常可于坐垫之下,找出几份文件。

由这样一批昏庸颟顸的官僚治理地方,怎能不昏天黑地,民不聊生?

腐败的官风

昏庸颟顸的官僚群,造成了黑暗腐败的官场,造成了寡廉鲜耻的官风,而在这官场上,官风中,又不断培育、生长起昏庸颟顸的官僚群。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它们交相作用的结果,黑暗与腐败愈趋愈烈。

道光年间,上距所谓乾嘉盛世,不过三五十年,但这短短的时间里,社会的肌体已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清朝做官的途径,无非满、汉、科甲、捐班四途。捐班,就是花钱买官。官之可以买,是因为中央财政应付不了庞大的开支,只能做起出卖官爵这种无本生意。但一到了花钱可以买官,要想让官吏廉洁,也便如缘木求鱼了。从张集馨的记述看,道光皇帝并非不知此弊。他在一次召见张集馨时便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在另一次召见时又说:“不放心者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既然如此,何不废弃捐班呢?道光皇帝也说得明白:“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

但是,道光所不知或者不肯承认的是,当是之时,岂但捐班,即满汉八旗的子弟,科甲出身的进士,又有几个清廉?上自内阁大臣,下至州县小吏,无不都在将本求利。所谓“官”,不过是捞取好处的一个岗位罢了。

我们且来看看张集馨记述的几桩事实。

1845年正月,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陕西粮道,是个肥缺。“缺”而有肥瘦之别,无非表明这项官职可以捞取好处的多寡。肥缺大有油水,谁要补授此职,自然得对各方有所“孝敬”。这“孝敬”有个名称,叫作“别敬”。张集馨在得到这一官位之后,尚未走马上任,单单打点“别敬”便花去了一万七千两白银。张集馨在此处没有具体开列馈送别敬的清单,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别敬”究竟敬与谁人。好在两年之后,当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时,又送过一次“别敬”,这回他开列明明白白:“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清代的军机大臣,相当于内阁阁臣,军机处的僚属称军机章京,六部尚书、宪台总宪(最高检察官)也都是当时大官要员,但对“别敬”,几乎都是照单全收,可见贿赂公行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清代,这种明目张胆的贿赂是不成文的规矩,虽被称为“陋规”,却始终未曾革除。起初,由于京官俸少,又不能从百姓处收刮,便在“别敬”或“炭敬”等名目下,从外官那里分一杯羹。后来,上行下效,“陋规”遍于官场,清代的官风也便如江河日下了。

地方官员升迁,要有“别敬”。京官充当“钦使”到各省,地方又要筹款送钦差费。据张集馨说,向来钦使到省,省会首府便先请借办公银二万两,用以招待、馈赠。钦差们不便当面收受“盘费”,便等钦差回京后兑送到家里。每次接待钦差,所费总在三五万两。钱从哪里出?还不是由全省各府县摊派。

地方官掏钱送“别敬”,赠“盘费”,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无非一面拿着国库的钱作人情,一面加倍地从老百姓头上搜刮罢了。从张集馨的记述来看,从省到县,几乎没有一个官吏离任时没有亏空的。朔平粮补同知,提用库存兵饷七千两,几乎酿成兵变;宁远通判锡伦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朔平府各州县,仓库几乎都有亏欠,少者数千两,多者数万两;四川省犍为县知县撤任后,查出亏短正杂项款九万余金。

至于向百姓勒索,更是无所不至。官将上任之时,利用百姓图小利的思想,先行减价勒税(打折扣收以后的税)。这办法有个名字,叫做“放炮”。放炮一次,少者可搜刮五七千金,多者可得万金。这些钱当然是被离任官员卷走。后来,一些亏空了公款的官员,便放出谣言,说是即将去任,也来个减价催税。其实根本就没有去任之说。这种花样叫做“太平炮”。旧官走,要“放炮”,新官来了,也要“放炮”,这种“炮”名曰“倒炮”。只看这将走的要放炮,不走的要放炮,新来的也要放炮,官场的丑恶,百姓的痛苦也就不言自明了。

除去贿赂、搜刮,吃喝之风也不可小觑。前述漳州县迎送一位革职督军摆席四百余桌之事姑置勿论,即以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时的情形来看,也令人咋舌。

粮道本是肥缺,京里的大官员要有别敬、炭敬,省里的上司同僚,也少不得要孝敬。总督那里,三节两寿,每节送银一千两;巡抚那里每季一千三百两;将军处,三节两寿每次八百两,外加水礼八盒,门包四十两;两都统外每节二百两,水礼四盒;八旗协领,每节每人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这是有规矩、有数目的。迎来送往的费用便说不清了。每有过客(当然是够得上一定级别的),都由粮道承办。先把宾客送到公馆,然后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传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尾四五千文,上席断不能少。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馈送的厚薄,则视官职的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杂支,总在二百余两,程仪在外。官职较小的虽不大宴,也要酒肴应酬。这样的接待,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如果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又要约请藩司、臬司、盐道等同僚传戏小集,据说“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每年仅这粮道衙门花在吃喝送礼上的钱财,总在五万金上下。谁说公费吃喝是近几年新兴的?它本是老传统呢!张集馨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但有识者耻之,奈何不了当官者乐之。在这样的官风之下,有谁还想,又有谁还能为国家、为百姓办几桩实事呢?

鸦片战争时被交部议处、发往伊梨的邓廷桢、林则徐,这时先后起用为陕西巡抚。张集馨说邓廷桢“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之日薄崦嵫,纵情娱乐。往来过客,攀挽流连”,“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他是以杯中物在麻痹自己,还是壮志已消磨殆尽不得而知,不久就告辞了这别无可恋的人世。

接替邓廷桢任陕西巡抚的是林则徐。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忧患余生,不忘生民,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陕西,都思有所振作,为民办些实事。虽然官场腐败他也只能徒呼奈何,但始终不曾放弃初衷。以人格之一贯,为官之清正,守志之坚贞论,少穆先生实为天下第一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如麟角凤毛,于溷溷浊世已无力回天了。

污浊的勾结

贪官污吏如果是少数,那还便于清除。贪官污吏若相互勾连并抱成团,要想整肃也就难了。而贪官污吏是必定会相互勾结的。惟其相互勾结,因此又相互包庇。因为不论这条长链上的哪一个环节被击破,都可能使这条长链折断,而清政府的统治,正是靠这条长链维系的。应该感谢张集馨的是,他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官场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许多例证。

前面提到过的朔平粮补同知祥山提用库饷七千两,几乎酿成兵变一案,事发之后,知府张集馨一面挪款垫补,平息兵忿,一面呈报藩台庆林。由于祥山提用库饷是受前任样璋的愚弄,而祥璋又与藩台庆林是亲戚,因此庆林就想为之弥缝。

怎么弥缝?无非是把亏空的钱设法垫补上去。于是庆林先要疏通立案呈报的朔平知府张集馨。庆林说:“这案若要实办,必要杀人。如果你专为兵饷亏空,那么七千金由我补上。如果一定要杀人,我想你也不忍,而巡抚申启贤也不愿实办。”这样软硬兼施,说服了张集馨之后,庆林又指派与此案有关的责任人,如祥璋、雁平道员、朔平前任同知等各帮数千两。理由是,若事情败露,都有牵连。就这样,一桩贪污挪用军饷的罪行便被不动声色地遮掩过去。

宁远通判锡伦病故,亏短仓库银两四万有奇。知府报告巡抚,巡抚不愿实办。为什么?因为这位锡伦与当时任侍郎、后来做到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隆文是至戚。于是,这笔亏空也只好由府、道分赔了事。

更有戏剧性的是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令。这位县令被藩司参奏,部议斥革。但他于心不甘,于是对参奏他的藩司(布政使,相当于今之省长一级官吏)实行一报还一报,开列了种种劣迹。这些劣迹中便包括了向各县摊派“饮差费”,贿赂汤敦甫相国、隆云章尚书一款。此案若奏禀上去,不但陕西一班官儿会吃不了兜着走,就是在中央的一些要员也不免牵连进去。

于是,藩台只好与林通挪,答应将介休的巨万亏空,概由接任承担。又搞了假证明,证明贿赂使臣之事,全无根据。这位县令自己,则不但化险为夷,而且私囊中饱,亏空都落到继任头上。

介休县令由原五寨县令多瑞接任。五寨是个穷县,油水不多。介休相对肥美。因此,多瑞一口允诺林县令的亏空由他填补。但多瑞决非傻瓜。一旦接手介休,拼命搜刮,不到两年便因案降调。待到降调令下,多瑞一面连夜将地丁钱粮二万金由后墙偷运出衙;一面又状告各上司收受馈送,企图堵住各上司的嘴。果然,多瑞得逞了,林令的亏欠,他一点也没有弥补,自盗的地丁钱银一点没有交。林、多二任的亏空,只好由各州县令分二十二年流摊赔补。

介休县这类案例倒并非罕见。由于贪贿已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每一案件都牵连甚广,若要认真查处,只怕查处者自己也不能免。所以只好能包庇则包庇,能掩盖则掩盖。张集馨用了“弥缝”一词,倒是颇能形容其状。

山西忻州知州韩宝锷任上亏空地丁银八千余两,竟公然向巡抚申启贤禀告,恳请设法替他弥补,以免受到查究。他还推荐隰州知州董梁来接替他。果然,当巡抚、布政使当面问董时,董指天誓日,答应一定为韩补上亏空。可是等到巡抚离任、布政使调迁,董梁立即把亏空上报,要求立案流摊赔补,而且亏空的金额已不是韩宝锷的八千余两,而是一万五千余两,差不多又翻了一番。

四川犍为县知县朱在东被撤职后,查出亏空九万余两。这里还没有参奏,朱在东却已扬言要上京告状。告什么呢?告历任将军、司、道、府的官吏俱有收受贿赂。朱还说,他那里掌握着各种馈送的簿书记录。这一来,总督琦善也无从下手。了结的办法也无二致,一方面威胁朱在东,堵住他的嘴;另一方面则各有关人员各自出资,凑足亏空。

张集馨感喟道:“群小错居,反复构衅,黄雀螳螂,互相窥视,吏风污下,不可挽回。迁流更不知何极也。”如果再要补充,或许还要加上:利害与共,荣辱相关,粉饰弥缝,彼此遮掩。淖泥之污,覆盆之暗,纵有妙手,难以回天。三尺之冰,洵非一日之寒也。

吏风如此污下,皇上是否知道呢?倒不是完全不知。张集馨第一次由翰林外放知府时,道光皇帝就曾要他考察官吏的良莠,说:“州县流品甚杂,汝当明察暗访,告知督抚……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蹋耶?”后来张集馨赴四川按察使之任时,皇上又对他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妆当思之。”

道光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为时已晚。腐败一旦成为风气,便已不是曲突徙薪之时。“明察暗访”也罢,“诸事整顿”也罢,都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再也难挽颓风了。

黑暗的吏治

官吏们都忙着如何捞钱刮地皮,哪里还能究心于政事。地方官吏的催征、审案,也都成了搜刮的手段。

山西宁远通判,绰号“齐楼儿”,目不识丁,声名狼藉,顾名思义,其人可知。

代郡每年征收驿草十数万斤。官府竟做无分量大秤,常有七八十斤上秤而秤不起花,必须交纳使费,始肯收受。这些都还是小焉者也。诬良为盗,滥施刑罚,官匪一家,草菅人命,更是闹得百姓覆盆之下,难见天日。

张集馨任四川按察使时,四川已是盗贼遍野,而最可怕的又是官匪勾结,虐政害民。

盗贼之多,因为官吏包庇。宝兴担任四川总督时,专务粉饰,属吏大都仰体上意,于治安之坏,率多讳匿。简州一带劫案三百余起,官府皆隐匿不报。到了瞒不住的时候,又滥捕无辜。仁寿县县令刘钧贻,县内连报劫案。由于上司催督捕盗,他就把十五名盗犯解省。等到真犯落网,才知这十五人尽是冤枉。省里将十五人释放回县后,刘钧贻竟恼羞成怒,依旧下令将十五人监押至死。犍为县,金堂县,南川县等地也都发生过诬良为盗的事例。

在资州,判处永远监禁的犯人周鸣同因为在监日久,成了牢头。他在牢里聚犯赌博,高利盘剥,逼奸女犯,无恶不作。新犯入监,周鸣同便伙同囚犯将新犯吊在木柱上,用水桶挂在犯人背上,又令他口吹尿壶,用竹签拷打逼赃。若是钱不够数便拷打不已。后来,周鸣同竟连解往省里的过路寄监犯人,乃至押解犯人的差役也敢吊打逼赃。吏目姜淳因为周鸣同按月交纳规礼,对他从不过问,任其胡为。州牧发现,欲惩处周鸣同,周竟鼓动众犯鸣锣击鼓,放火烧监,以致州牧也只好将他释放。这些事听来都如海外奇谈,但却在那个时代真真实实地发生着。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四川省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刘喜海,凡有犯人解到,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然后再问供。如果问不出案情,定不下罪名,便在大堂之上杖毙。后来传闻大堂之上常闹鬼啸,刘喜海心惧,又把犯人押到城隍庙,在神前揲定生死。如果得阳,便免死;如果得阴,便立毙。张集馨写道:“官踞于上,犯詈于下,严刑惨酷,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然而,这样的官吏依旧好官我自为之。即或有如遂宁县令徐均通那样制造冤案败露的,也因为有至亲当大官,“格外优容”,或易地为官,或草草称病辞官了事。

官既似虎,吏卒也如狼。四川各县都设有卡房,无辜百姓,常被拘押其中,每天给一碗稀粥,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至于真正的盗贼,反倒受到包庇。“营兵、县役,乃窝匪之魁”,销赃窝匪,无恶不为。及闻捕拿,先传消息。甚至四川总督宝兴署中的官吏也都同盗匪勾结。

这样官匪一家,相互勾结的结果,闹得抢掳勒赎之案无日无之,甚至白昼杀人于市也无人过问。就在省城附近,抢劫之案也动辄数百人。老百姓住在乡下的想进城,住在城里的想下乡,没有一块宁静的地方。

一个社会,官吏如此昏庸,官风如此腐败,吏治如此黑暗,即便卫道士们如何吹嘘粉饰,也都难以挽救其覆亡的命运了。

少年时读历史,我最不爱读的便是近代史。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极大地损伤着我的民族自尊心。那时,老师们大都着眼于外敌的入侵,而于内政的腐败,叙述颇为简略。张集馨的这部年谱,却使我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史实。这确实是一部可怕的书。但是读过之后,就会明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败然后人摧之。《红楼梦》一书,抄检大观园是写得最好的章回之一,而抄检大观园这一回中,贾探春的一段话,又可谓至理名言;“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国到1840年之后的一败涂地,正是内部腐烂的结果。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作于本世纪初。小说刊出后不到十年,清王朝便最终覆灭了。但是,若从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算起,则整整迁延了半个多世纪。这也正应了那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话了。

我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读一读这部可怕的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可怕的历史,而且因为这可怕的历史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搬演过——带着泪、带着血地搬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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