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赟：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个人经验与作家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想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您的作品，应该去了解一下您的个人经历。而且正好碰上您的书再版，需要一个小传，那这次谈话我们就谈一些您的成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经历和遇到的一些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我们就从您小时候谈起吧。
格非：好的。我的家乡是江苏的丹徒，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县治。实际上，在秦代就开始有这个地方了。讲到是有一些囚徒头顶被涂成了红色流放到了这里，就形成了这个地名“丹徒”，就是红色的囚徒。然后这个名称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历史上，据说这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你知道，江苏省的经济一直都很发达，但这里恰恰比较落后。
任赟：丹徒在苏南还是苏北？
格非：苏南，在长江的南岸。我们家其实就在长江的边。
任赟：一般来说不是苏南很发达吗？
格非：对，没错。但是丹徒是一个特例。在丹徒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丹阳，比丹徒还有名一些，丹阳就发展得非常快。我们那里交通不是很方便，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没有通公路。我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基本上没有电灯，所以我记得用油灯的历史特别长。好像到我很大的时候才突然出现电了，可以用电灯。差不多到1976年的时候，才知道在县城里边有电视这样一种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闭塞的。我读的那个小学是一个村办小学，里边的老师都是一些农民，没有什么文化。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课就是拿一本小人书，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让你认几个字，他们都有高小的文化，我也不太清楚高小是什么文化程度，可能就是读过一两年书吧，有的是在识字班里读过些书，认识一点字。当时，其实我们那里有文化的人太多了，会写毛笔字、会英语的人都很多，但是这些人都是地主。他们没有资格来教小孩子。所以就选了一些成分好的但是识字不多的、为人比较可靠、比较老实的人来教我们。
任赟：那这样一来，您的小学岂不就是基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每天就是读一些小人书？
格非：对，但是后来不一样了。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那个班主任，前不久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班主任。他是徐州师范学院的一个毕业生。他当时也是因为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好像是说错了一句话，就被发配到我们这里。我觉得我的童年很幸运，如果不是这个老师根本不可能有我以后的这些未来。其实，那么多年当中我们那个乡村没有什么人能够出来，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我觉得这与这个班主任的到来是有很大关系的。他是一个大学生，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数学、语文、音乐、体育他都能教。而且当时，1971年左右，能有大学生来农村教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个人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也懂音乐，他的教学方法跟别人完全不一样，跟当地的生活也是格格不入的。他非常的喜欢我，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们写诗，写白话诗。因为这个人也很苦闷，所以他就经常让我们写诗，让我们读一些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比如当时他推荐我看的第一本书是《烈火金刚》，我当时觉得很好看。他会把整个村里边的图书都搜集起来，让我们挑，每个人挑一本，看完了再相互交换。在那个时候我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并且开始写诗。他也非常重视作文。我记得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我们老师非常欣赏，在班上读，还贴出来。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任赟：您记得是什么样的诗吗？
格非：我写的是农村收割田里的庄稼，大概是这样。对，《秋收》，题目就叫做《秋收》。具体的我就记不清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他在黑板上对这个诗做了很多的分析，评价最后一句话写得很好。他表扬我说：“我真的没想到，我的学生能这么写诗。”这个评价对我自信的确立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他来之前，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我也不回答问题，还经常被以前的老师拧耳朵、打手掌。而他来了以后对我非常的关照，觉得我很聪明。当时我的祖父因为有政治问题，在监牢里边还没有放出来，所以农村对我的压力很大。而这个人也是被流放的，他和我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默契。他每过一段时间就让我去给他送信，过一段时间就会寄信到同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地神秘。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向上级部门申诉。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他问我们想不想去看火车。我当时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火车那是什么东西，能随便让人看吗？这个人后来就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带了我们全班的同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铁道边，让我们趴在铁路边上等火车。那是沪宁铁路的一条支线。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来了一辆火车。平时那里是不走火车的，来的那辆车其实是运煤的火车，非常长的、五六十节的运煤车。看得我们很高兴，回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的，是我自己写的，叫做《终生难忘的一天》。当时我觉得这简直太奇妙了，因为看到了火车而很高兴。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农村是非常闭塞的。
任赟：那么，可以说是这位有着大学文凭的班主任引导您走出了懵懂无知，给你们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一扇大门。
格非：可以说是这样的。另外，刚才也说了当时我家里的成分也不是很好。我加入红小兵的时候，上级部门就来了一个人，说这个人不能加入，他的成分不好。我们班主任一听就很恼火，把来的那个人训一顿，就说这个跟我一个小孩子没有关系。然后那个人就让我加入红小兵了。后来中学入团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还安排我去社员大会发言。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那个大会有很多人参加，包括我们大队书记也坐在台上发言。当时我很小，小学三四年级吧，可能就十岁左右。那个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在底下吓得不敢看我，后来我正要讲话发现我妈妈哭起来了，眼泪直流。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就开始发言了，讲了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笑）。我的发言完了，下边就开始鼓掌。鼓掌完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大队书记介绍我，说：“这是我们村的革命小将。”其实我们老师就希望把我塑造成一个革命的人，这样的话我的政治问题就被冲淡了，所以一定要加“革命”两个字。这个老师是一个对我非常好的老师，很难忘的一个人。这个会开完了以后，我回家问我妈她当时为什么要哭，她说：“你太了不起了！我是高兴。我的儿子居然能和大队书记坐在一个桌上呀。”
任赟：那中学您是在哪儿上的？
格非：中学也是在村里边。后来村里就办中学了，办了一个初中，来了很多老师，各种各样古里古怪的老师。因为当时的老师是民办教师，都是从外地调来的，都是南腔北调的。我记得当时初中的时候已经有中专了，他们有人来我们学校选拔学生，让我们参加考试。我们那个老师就跟我说绝对不能参加这个考试，他说：“你的前途不在这儿，你是可以考大学的。”当时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当时家里人也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母亲就不想让我读了。她经常就跟我说还是不要读书了，要么种田，要么就学点儿手艺。学手艺就是两个，一个是学木匠，还有一个是学瓦匠。可我父亲当时觉得既然小孩子愿意读那就让他读吧。于是我就继续读了。到乡里边去读高中。当时的高中也是要考的，和现在差不多。只有能够考取的人，才能够到乡里边读书，那个学校很小。我当时考了整个全乡的第二名。
任赟：那当时要考哪些科目？
格非：语文、数学，我们只考这两门。考完以后我就进了乡里的中学。我在考大学的第一年我考理科。我考了两年。我1980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高考，那时候我十五六岁。那次我的物理、化学都只考了四十分，满分一百分只拿了四十分。外语的总分是三十分，我只考了六分。最后当然是不能录取，还差好多呢。
任赟：那这次高考没考好，您是马上就决定要再补习一年吗？
格非：不是的。我记得，考大学的时候是夏天，非常地热。在高考的前一天，我的父亲托人带信让我回家，说要给我做点儿肉吃。他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体力不行了，就跑到街上买了一点儿肥肉。你想那么热的天我怎么能吃得下去呢？根本就吃不下去，可是我父亲说一定要把这个肉吃下去。他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啊，全家人买肉给你吃，你怎么能不吃呢？那我就拼命地吃一点，然后就去考试。好不容易把这个考试考完了，回来以后觉得不对了。考试的分数公布出来，大家都觉得很荒唐，根本不可能考取，而且我们中学没一个人考取的，我大概还是最高的，还差了十几分。回家以后我当时就没有任何的想法了，准备学手艺———学木匠。我写过一篇关于“是学木匠还是上大学”的文章。我妈妈认为我这么下去精神会出问题的———这个小孩整天傻傻地坐在院子里头，也不跟别人说话。她就把我舅舅叫来了，让他跟我多聊聊。我也不理他，因为我当时就觉得生活特别灰暗。
我妈妈从家里的亲戚当中选了手艺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来我们家以后就坐在我家的院子里头，我妈妈给他煮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把我叫到他面前。他看看我，当着我的面就说我很笨。我妈妈之前告诉我很多对待师傅的种种规矩，比如，吃饭的时候必须第一个吃完，不要吃太多，师傅吃完了要帮他收碗，拿毛巾给他擦脸……我当时都记住了，准备跟他去学木匠。那个人跟我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人啊，手艺不是学出来的，是打出来的。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儿子给我打？”我妈妈只好硬着心肠说：“那你就打吧。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我当时就心想，你要是敢打我我就跟你不客气（笑）。当时我很愤怒，想：你凭什么打我，我跟你好好学不行吗？但是过去的手艺人都是这样，都讲究这个。比如说你学什么唱戏呀，都是熬出来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害怕。其实事后我想起来觉得他这个人也还不错，只不过就是沾染了旧社会手艺人的习气。他也是被师傅打出来的，所以他肯定也要打我，打徒弟来报仇（笑）。
就在我要做木匠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发现我的命运在不断地被改变，而且这些改变确实都是外力。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些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一直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感激，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无法说明的，就是说，你根本就想不到有任何机会将改变你的一生。而我的这个机会是来自于……当时我们乡里有一个小学，这个小学有一个校长，他从来就不认识我。他姓翟，我们从来就没有打过交道，而且他和我的父母也不认识。他的家在另一个地方，离我们家很远，大概有十七八公里路。但是就是这个人改变了我的命运。
任赟：是说您能够第二次去参加高考和这个根本不相识的人有很大的关系吗？
格非：没错，这个事情就是特别的奇怪。在我高考完的那个夏天，可能是九月中旬，当时学校都已经开学了。我记得，那时我们吃过晚饭，在院子里边乘凉的时候，我婶子说，有一个人来找我。我妈妈当时不相信。后来我的父母大概都快睡了，来了一个老头，戴着一个草帽，脖子上围着一个围巾，个子非常高，就走到了我们家。然后他就问，说：“这个是某某的家吗？”我记得他嘴里好像还镶了几颗金牙。他听说我高中读书的时候是班上最好的，但是没有考上大学，问我愿不愿意再去读书。他说他认识县里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他愿意介绍我去。因为我们乡里竟然没有一个人考取大学，他觉得非常生气。他根本就不认识我们家，但是听说我是第一名，于是就一路上打听，摸到我们家来了。你想想，这真是太奇怪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个字条，让我去找那个教导主任。这个人当时在谏壁中学，那个中学已经靠近镇江了，我得坐汽车去。这个中学是我们县最有名的两所重点中学之一，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城里人的中学。他让我到那里读一年的补习班，第二年再考。我妈妈非常激动，当时就不叫我学木匠了，立刻就到处去借钱。借了很多钱以后，第二天她就把我打发走，让我赶快去读书。
但是到了谏壁以后，我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容易。我记得很清楚，教导主任问我要高考成绩单的时候，我没有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来，而是脑袋里转了一下，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进谏壁中学的补习班是有要求的———高考成绩所有科目的平均分数达到五十分，但是我的成绩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就撒谎说我没有成绩单，成绩单被我弄丢了。他就让我去县文教局抄成绩，并且要盖公章。当时他跟我说：“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的成绩没有达到你就回家吧。”意思就是你少一分我们都不会要的。我当时就想那就是回家了，去镇江也没有用呀，成绩就在我口袋里（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窝囊。我是兴致勃勃起大早去的，到那儿才九点多，我想没有五分钟我就被打回来了。我父母在家里边高兴的劲儿还没过呢，因为我父母以为我就肯定能读了。当时我心里就很难过，这样又要回去学木匠了。我出了他们学校的门，到了公共汽车站———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写到这一点———我当时要是从东边走，就回家，从西边走，去镇江。我坐在台阶上想了半天。当时我还不会抽烟呢（笑），所以苦闷的时候也没办法，只能坐在那里想半天。我是回家呢？还是去镇江呢？这两条路我当时想得很明白，我就觉得回家以后就肯定完了，这一生就放牛吧，或者干别的去吧；当然你要去镇江呢，也没有用。当时就是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而且两边的路都是绝望的，是没有办法的。当时我就想到了一点，我想，去镇江呢，也许会有什么变化……是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后来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可能就打定主意想了一个计策。然后我就去镇江了，跳上一个公共汽车，从那里直接坐到了青云门六号———丹徒县的文教局就在那里。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因为我没去过镇江，下了车我就开始问路，到处打听，最后两条腿都走不动了。而且我一天没有吃饭，等我找到的时候已经下班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男一女，年纪都不大，大概三十来岁。那个男的拎着公文包，女的留着短发，两个人就从文教局里边走出来了。开始他们也没有想理我，后来那个男的就看了我一眼，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要查成绩，他们就问我要找什么成绩，成绩单为什么没了。我就又胡扯了一通。那个女的又看了我一眼，问我要这个成绩单干吗。我说我要去读中学。然后那个女的就跟男的说回去帮我办一下。于是，他们就回头，把我也带进去到二楼的一个办公室。上去以后，那个男的在旁边看书，女的让我帮她一起找。我看着她转过身去，在那些档案卷里找的时候，我想不能让她找出来。于是，我就想阻止她，就跟她说：“我要跟你说件事。”她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我。我就把我的成绩单掏了出来，告诉她，我想去读中学，如果不读书那我就得去做木匠；如果我能读书我就能考大学。可是我的高考成绩不够。当时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帮我把分数写得高一点？”当时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我一路上已经想到了这个办法。我发现在很多关键的时候男的比女的更愿意承担责任。在这个时候，那个女的很慌张，她觉得这件事是不能做的。可是那个男的看了我一眼，就让我到外边去，说他们两个要商量商量。于是我就出去了，他们两个就在屋里商量要不要帮我改成绩。我站在那个堆满了废纸的楼道里等着，那五分钟是我最难熬的五分钟。然后他们叫我进去，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出来他们已经有的答案。这时候那个女的就问我说：“小鬼，你得要多少分？”我就告诉她平均都要五十分，她就给我写了都是六十多，好像还有一门七十。我当时想，如果有这么高的成绩，那大学我肯定可以考取了（笑）。
可是，就在要盖公章的时候，她找不到公章了。在他们两个人翻抽屉找公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是好事多磨呀，可是找不到公章我这个好事又没了。我当时很着急，因为这件事马上就成了，可是偏偏就找不到公章了。其实公章就在手边，可是他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觉得是在做一件违反规定的事情。最后他们发现公章就放在一个信封里，揉成了一团，就拿出来给我“梆”地一盖。之后，她跟我说了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句话———当时她看了我一眼，说：“苟富贵，毋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太好了，虽然她很功利，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说法。我拿着成绩单，心里觉得特别的痛快。因为我原本以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居然办成了。我回到那个中学把成绩单交给教导主任。他二话没说就给我分了班。
任赟：那您进了谏壁中学以后，学习成绩如何呢？还有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文科？
格非：我决定考文科，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学校文科强，地理、历史都很好。当时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每天都在很努力地学习。我记得，在期中考试的时候我从最后一名变成了全年级第十五名。我们当时是两个班一起排成绩，写成大海报贴在墙上。后来到了期末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前三名，好像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在过年的时候我就稳定在了第一名。在考大学前的模拟考试中，大概是第二年的四五月份，我成了整个镇江市的第二名。考完了以后，我们那里的罗主任就跟我说让我回家去休息。他说镇江市不知道要录取多少个学生，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挑着我的被子回家了。结果回家以后，我就被我妈打骂了一顿，说我不好好学习，又把我逼回了学校。后来我回到学校就发现这下坏了，当时宿舍的环境很差，四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晚上同学小解都不出去，房间里，空气特别差。我根本受不了那样的环境，就一直生病到高考前。我的整个人都垮掉了，饭也吃不下。我跟所有的人都说我不参加高考了，那时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根本没办法考。
高考的前一天下午，我去医务室看病，结果医务室的大夫把我骂了一顿，不给我看，把我轰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没有办法，就去当时全国最大的发电厂的医务室打退烧针。可是走到半路我就没力气了，根本走不动了。发电厂在长江边上，我走到那里，坐在江堤上，有了些力气后就往回走，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说胡话。我记得当时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摩拳擦掌，准备第二天早晨好好发挥。他们的父母都坐在床边给他们煮鸡蛋吃，补充营养。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里很难过。我有一个很好的从内蒙古来的朋友，他来到我的床边问我：“你真的决定不考了？”我说：“不考了。”结果他就去报告了校长和罗主任，并把他们叫到我的床边来。我还是说我不考了，病了这么多天，脑子里现在糊里糊涂，根本什么都想不起来。大概因为生病时间太长了，我的意志完全垮掉了。当时我的教导主任很严肃地让我起来，说：“你的父母不在这里，我就是你的父母。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在我起床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学校的医生叫来了。那个医生一见到校长和主任在我的床边，态度一下就变了，对我满面笑容，不停地跟我握手，假装跟我没有发生过冲突。然后他就用很粗的针管把葡萄糖直接从静脉里往进推。医生走了以后，主任把我扶到他们家里，非让我把稀饭喝下去。喝得我直出汗，但是一出汗，我突然就觉得自己有力气了，整个人突然就有力气了，可以走路了，也觉得不是很痛了。我们老师又叫我喝了一碗，喝过以后我觉得心里有底了，感觉很不错（笑）。晚上的时候，医生又给我打了一针，第二天早晨我就退烧了。
任赟：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格非：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感冒引起的发烧、呼吸道感染什么的。而且我好几天都没有吃饭，还有可能就是因为紧张。于是第二天我就参加了考试，但是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三天以后，高考完了，我就回家了。到家以后，我也觉得根本没戏。我记得当时填志愿的时候我都填了最差的一些学校，第一个志愿是扬州师院，第二个志愿是镇江师专，下边就都是什么进修学校等等。重点大学一栏里我就空着。后来我们学校的一个负责人来找我，说重点大学一栏一定要填。我就填了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结果就去了华东师大。
任赟：当时您没有估分吗？
格非：我们当时哪里有人给你估分？我们根本不知道标准答案，只能凭自己的猜测。所以当时我回到家就告诉我妈妈这次肯定没戏了，该学什么手艺就学什么吧。我妈妈就决定让我跟着我姨夫去常州学泥瓦匠。当时我彻底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可是到了发榜的那天，我心里还是不踏实。那天广播里说分数线出来了，让我们去看成绩。当时的分数线是三百七十分，我妈妈怕我受不了刺激，让我爸去替我拿成绩单，但是我不干。一大早，我们家来了五个同学，他们都穿着新衣服，像过年一样，从各个地方来到我家，一起出发去镇上拿成绩单。
那个助理把成绩单给我，我一看就觉得一定是搞错了，我怎么可能考那么高的分数，四百四十分，比本科分数线高出好多。我又向他确认了一下，他说没有问题的，还祝贺我，问我报志愿填了哪里，并且还说他有一个校友在华东师大，我的成绩肯定能去了。当时他告诉我华东师大在上海，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笑），只是知道师范肯定容易考取，而且家里比较穷，师范可以有粮食补贴。然后我就回家了。一路上我谁都不理了，赶紧朝家跑。跑到半路上我就遇到我的父亲，扛着一个扁担可能去买化肥，低着头走路。他知道我拿到了成绩单而且他知道我很可能考不上，所以他不敢跟我说话，从我边上走过。这个时候我回头把他叫住（笑）。他也愣住了，他很害怕，心里也很矛盾，因为自己的儿子很可能考不上，他怕知道，但是又想知道。我记得很清楚，我跟他说：“我考取了。”
我父亲立刻就把扁担和绳子往地上一丢，跑过来说：“拿来给我看看。”他开始不敢相信。看了以后，他一句话也没说，把成绩单往我手里一塞，转过身拿起扁担，飞也似的就跑掉，去买化肥了。
考大学可能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考试。我能上大学是由很多外在的因素决定的：一个就是那个老师可能找不到我，那我就不太会去读补习班；第二个就是我可能不去改成绩；第三个就是高考之前，假如我们的校长和主任不到我房间里来，不对我说“自古无考场外的举人”那些话。所以我上大学以后，就会很本能地想到一些文学的问题，就是对我来说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现实，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你的命运是什么样子，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改变。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好像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看得很清楚。但是在那个年代，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你会干什么，而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以后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所以我觉得我写小说，一开始会介入到幻想，或者说不确定性，或者命运的不可知性，我觉得是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跟我后来写小说的主题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就到了上海那个地方。
任赟：那大学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又是什么促使了您的写作呢，比如，您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您是一上大学就开始创作了吗？
格非：我觉得大学生活里，可能有两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我们当时的辅导员，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刚进校的时候，七七、七八级两届学生还没有离校，七七级延期半年，七八级还有一年。我们进校以后，他们主动跑到我们宿舍里来找我们聊天。他们很有社会责任感，觉得自己四年学下来没学到什么东西。他们告诫我们说：“听我们的没错，课是不用上的。作为一个好学生的前提就是不能上课。”当时我们就牢记他们的教导，坚决不上课。因为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的水平也很有限，我记得当时我们只上古代汉语的课，比如讲唐诗宋词也有一些好的老师。于是我们当时的几个人就决定去图书馆。另外我们的辅导员也鼓励我们不要上课。他是七七级留校的，当时也是学校里正式的教师。他给我们开了一个一百五十本左右的书单，让我们照着书单去读书。此外，他还请来了他认为是比较优秀的人给我们上课，做一些辅导。这些人都是文学界很有影响的一批人，包括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一些作家。另外我们几个比较喜欢写东西的人，我记得很清楚，大一的时候写作，华东师大历来有这个传统。我们当时没有出版物，好像是到了三年级以后才开始有出版物。我们就在学校的文史楼楼道里贴满了海报，自己写好了就贴出来，一版一版的，非常好玩儿，各个系都有自己的作品。走廊里边每天都站满了人在读这些作品。那个时候风气非常的好，没有人乱写乱画，也没有人撕，都很尊重你。慢慢地，辅导员就知道我们有人喜欢写作，他就找来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些作家，给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萌芽小组”，因为上海有一个《萌芽》杂志。我们小组每次就是讨论作品等等，于是就开始写作。
任赟：您当时写的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文风什么的和现在一样吗？
格非：我原来不是写先锋小说的人，我以前的小说一直都很规矩。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写小说，虽然我读了很多的西方小说但是还是不能克服自己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从中学带来的，比如要表达一个主题，而不是表现自己，要表达的那个主题跟我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记得我一开始写过一篇小说就是关于选举的，还有比如杀人案，什么公社书记杀了他的儿子等等，还有就是表现改革主题的，写了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往外寄过，就是在公告栏上贴一贴。我一开始对恐怖小说很喜欢，我有一篇小说就是写一个人被杀，杀了三次没杀死。后来这些小说都没有收录到我的小说集里边，都是当时在我们的校刊、校报上发表过。现在做研究的一些人找到了这些书，我是不希望他们找到的（笑）。
任赟：那是什么促使您的文风发生了一个转变呢？
格非：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另一件事情———我们大四的时候出去做方言调查。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当时非常清闲，没有什么课，我们都经常溜回家玩儿。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写东西，我的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写的。当时是我们班有一个方言调查的课，所有的人都报名。当时，语言和文学也都是分着的，我们没有学过国际音标，但是我们也报了名，就是为了出去玩。因为他们当时要去浙西做田野调查，我们当时觉得出去拽住一个人问怎么发音特别过瘾。然后我们大家就都争取，但是到最后我也没有考及格。但是我们的那个代课老师就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去打前站。我们沿着富春江和新安江逆流而上，一直到千岛湖，到了建德———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就打算定点在那里。而且那边水库有很多移民，语言必然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就想当然地定在那个地方。后来大部队来了，就开始做方言调查。当时我们是四月出发的，江南那个时候是最漂亮的，一直到五月中旬回来。这个过程里，我和另一个打前站的同学因为有功劳，所以就一直留在队伍当中。他们非常辛苦，都要出去记音。我们两个当时就坐在房间里什么都不需要管，喝他们当地的一种酒，生活得特别愉快。当然我们也经常出去湖边闲逛。
当时那个湖边有一个老头坐着弄渔网，我们就开始闲聊，问他这个村庄的来历。这个老头就跟我们讲他们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原来的“九姓渔妇”———就是我在《青黄》里写到的，有九个姓的居民因为他们曾经帮助陈友谅打朱元璋的，所以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就下令不让他们上岸。后来他们因为另些原因，明朝灭亡了等等，就上岸了。我就问他们一直在船上做什么。他说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妓女，官方基本上也不管。当时我对这个历史很感兴趣，就去县资料馆查“九姓渔妇”的历史。后来我又去了一趟做调查，也就是1986、1987年左右我写出《青黄》。先说这一次，我的那个朋友对小说毫无兴趣，但是因为要调查一个东西他也觉得很带劲，于是就像模像样地跑去查资料，但是从来就没有查到过这样的资料。这个老头所说的这个东西一直是一个谜留在我们心里。当时他们的县志里边没有这个记载，有的只是查到几条但是也没说当妓女这回事。当我们再回到这个村庄找当地人谈，他们不愿意谈了。所以这个东西和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关系的。我有两篇小说跟这个方言调查有关系，一个是《青黄》，一个就是《追忆乌攸先生》。调查完了以后，我们实在呆着无聊了，我就建议我们先回上海。因为上海当时打电话到我们调查组来通知毕业分配开始了。可是整个调查组里边都没有人愿意回去，最后终于有一个女教师，我现在还记得这个人，印象很深。她是一个中学的女教师，刚刚师范毕业，教语言学，但是她好像原来还学音乐。
任赟：她是华东师大的吗？
格非：不是，她是上海一个中学的老师，听说我们有这个队伍，他们五六个中学的老师就跟我们的带队老师联系，派出了他们的小组加入到了我们的计划中来。这个女孩，我从来就不认识，大概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然后她就决定和我一起回去。那个时候从建德的一个小村庄坐火车，要坐十四个小时才能坐到上海，非常漫长。那是我第一次坐慢车，车上全是卖黄鳝的人，还有卖鸡的。我记得我旁边就放着一个鸡笼子，整个车厢里都很脏。我的那个朋友坐在我的对面，人都挤得满满的，动弹不了。我们就开始谈音乐，她给我讲到古典音乐、中国音乐等等。我们一直聊到中午的时候，她困了就开始睡觉了。很奇怪，当时我感觉非常好，就把随身带的日记本拿出来，开始写东西。
任赟：那个时候您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格非：不是的，那是一个记录行程等等杂事的笔记本，不是专用的日记本。一个塑料皮的只有巴掌那么大的一个小笔记本，里边是很小的绿格虚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大概一页写不了几个字。她睡着了，我们就没法儿聊天了。如果我们一直聊下去，我可能就不会写小说了。她睡着了以后我就觉得心里很忧伤，没有人跟我聊天，很寂寞，就掏出本子来随便写点儿什么。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刚才也说了，我以前的小说根本就不是这个风格。其实，我收录得最早的一篇小说就是从这个火车上开始的。为什么我要收录这篇小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彻底的变化。可能就是灵光一现，我就觉得突然找到了自己。纯粹是觉得好玩。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可能不会写这篇小说，我坚决不敢相信我会写这样的小说。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受着很多传统观念约束的人，从小我父母的家教也很严格，经历的人里边也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但是我想，可能读了那么多小说，储备也到了一定的程度，在那个节骨眼儿上就突然觉得小说是可以乱写的。所以我觉得写作的第一步需要有一个从规矩到乱的过程，就是说，你要完全放松，这样的话也许可以立刻发现自己。然后我就开始写这个小说，在火车开到上海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写完了，大概是五千字左右。写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记得好几天以后我都保持着火车上的那种感觉。这个女孩后来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任赟：那回到上海之后您就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吗？
格非：没有。回到上海以后我都没有想过这个小说会发表，而且我这个人是不会把小说寄出去的。我就觉得“发表”这个东西离我太遥远了，觉得发表作品的人肯定是作家。我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去发表东西，觉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所以就没有拿出去发。回来了以后我又把它整理了一下，就压在抽屉里。至于发表这篇小说是在我毕业之后了。有一天，一个人到我们学校来。这个人就是你们的王中忱老师，他当时在跟丁玲一起办《中国》。《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刊物，它当时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刊物之一。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下有好几个大刊物，厚的刊物有两本，一本是《中国》，一本是《中国作家》。另外的刊物就有《人民文学》，它当时是我们最高的梦想；上海还有《收获》，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些就是中国顶级的杂志。但是《中国》发年轻人的作品。
王中忱那个时候可能年纪不大，三十多岁。那天他带着另外一个年轻的编辑，叫吴滨，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诗人叫做徐芳。徐芳到现在每次碰到我，还—直在跟我说：“没有我的话你就完了。”（笑）有一次我到系里去，徐芳突然就跑过来跟我说有两个大编辑来了，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吃饭。晚上我就过去和他们吃饭聊天，徐芳当然就给我吹牛说我小说写得很好。
任赟：徐芳是您的同学还是老师呀？
格非：徐芳是七九级留校的老师，她没有看过我的小说，但是因为朋友之间的关系，她就不停地给我吹牛。当时王中忱就很严肃地问我有什么作品，我突然想到了我在火车上写的那篇小说。他就让我寄给他看看。后来他们就走了。之后我把这篇小说用稿纸誊抄了一遍。五百格的稿纸，我一直都用五百格的稿纸，不用三百格的。我当时为了买稿纸也闹了不少笑话，余华经常是从他们老家把烟雨楼的稿纸给我扛过来。我抄完了以后，只有大概四千五到五千字的样子，很短的一个短篇。我就把它寄出去了，结果没过多少日子，这个小说就发出来了。
任赟：就是《追忆乌攸先生》？
格非：对，就是《追忆乌攸先生》。现在看起来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和先前我那些早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追忆乌攸先生》就是开了一个窗口，我跟过去完全告别了。
任赟：当时您发表的时候用笔名了吗？
格非：没有，还是刘勇。这个文章能够发表，我觉得就很吃惊，而且是被这么大的一个杂志发表了。到了1986年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在青岛开了一次规模非常大的笔会。他们给我发了邀请。我仅仅在他们的杂志上发了一个豆腐块儿大小的小说，但是他们居然正式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笔会。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青岛，住在海边那些将军住的别墅里边，屋里都铺着红地毯，跟做梦一样。然后见到的那些作家，像北岛等这些人，在我心目中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记得当时王中忱邀请的年轻作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北村，我们两个小孩经常在一起聊天。大人物都不屑于搭理我们，我们就自己聊着玩儿了。
任赟：您去参加笔会是已经留校了吗？
格非：对，已经留校了。我毕业之前学校就开始推荐研究生了，当时老师就问我要不要推荐研究生，当时很多人都羡慕不已。但是我一个人在学校丽娃河的荷花池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考虑我要不要做文学研究。当时人的未来有很多很多种，还有要报效国家，作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有时候觉得做一个研究生太丢脸了。我痛苦地思索了一个晚上，最终觉得不做研究生，我就放弃了这个直推的名额。当时我就决定要当作家了，去江苏南京文联。那个时候文联是全国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地方，都是作家呆的地方。我就一直在跟江苏文联联系。就在我要去江苏文联的前夕，我们原本决定留校的一个女孩，因为个人问题放弃了留校的名额，自己联系来了北京国务院的侨办。这样，留校的名额就空出来了，我们老师就认为八一届是很好的一届学生，一定要留一个人。于是他们选来选去，就选中了我。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去文联，为了这个他们来说服了我好几天。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父母，他们听了很高兴。他们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留校是很不错，就留下来当老师了。我从1985年就开始教书，教到现在也将近二十年了。
任赟：是不是从那以后，您就开始教课了？很忙吗？
格非：留校以后基本上是很空的，一个学期有时候就一门课，有的时候两个学期都没课。我第二年晋升讲师，课就稍微多一点，那时候最多也就是一个学期一门课。大量的时间无处打发，那个时候我碰到我的女朋友。她是一个北京的女孩子。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师，她是学生，比我低几届，还没有毕业。当时她就建议我写点儿东西，说我闲着是在浪费年华。正好在1986年的时候，《追忆乌攸先生》也发表了，我也觉得可以写点儿东西。然后我就决定写第二篇小说，也就是《迷舟》。其实《迷舟》是一个很早的小说，比《褐色鸟群》早得多。于是就开始写《迷舟》，当时那个感觉也特别的好。每天晚上大概四五点钟，我和女友就约好到文史楼前面的大草坪见面。那里坐满了人。所以我们到了北京一直都不适应———上海的草坪是让人坐的，北京的草坪你踩都不能踩的（笑）。我记得很清楚，每天我们在固定的地点———一棵树边上，拿报纸垫着，坐在那里聊要写什么，然后我就给她讲了这个故事———我要写一个警卫员，一定要把他隐藏得很深，任何人都察觉不到这个人会杀死他的旅长。我想到这个想法以后就很兴奋，于是我们就商量怎么写。我就是要写命运的偶然性、不可捉摸，因为我当时对这个题材已经很着迷了，在我看来所有的事情你都不可能去把握的。当时我对中国历史也作了一些研究，感想特别地多，于是就想写这个来暗示历史，暗示命运。当时我给她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她也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很好。然后我们就讨论要把这个故事放到哪个年代。我不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形象，需要的是一个中立的人物，于是我就想到北伐，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点儿北伐方面的书，就开始了。选择的地点就是浙江调查方言的那个地区，包括涟水等等。因为那块儿地方我太熟悉了，1985年毕业以后又去过那个地方。那次是在那边搞了一个读书会，待了一个暑假，时间很长。于是我就以那个地点为背景来写《迷舟》，很快就写完了。写《迷舟》的时候，我同样感觉特别好，特别激动，好像在你眼前铺展开来的一切都是新的。写完了以后我就拿去给我的好朋友吴洪森看。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当时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当时他和《上海文学》的关系特别好，所以他看完我的小说第二天就跑来祝贺我，说我的小说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但是没想到接下来一盆冷水。他让我把小说给他，他去找周介人———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但是不到两个星期《上海文学》把稿子给我退回来了。周介人因为是吴的朋友，所以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退稿信。说实话，我当时很激动，不是很悲伤，因为我觉得主编居然给我写退稿信（笑），而且写得很长，指出我小说的不足。当时，周介人非常认真地来分析这篇小说，说我的这篇小说是通俗小说，所以不能在《上海文学》发表。吴洪森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让我把小说给《收获》，当时我想《上海文学》都不发，《收获》怎么可能发呢？他说：“没关系，你去拿给《收获》吧。我跟他们打招呼。”
于是我第二天又跑到作家协会去了，我跟李洱两个人。李洱他经常跟我在一起，是我同进同出的好朋友。到了那里以后，《收获》的大编辑程永新让我把稿子放下，之后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就走了。回到学校我就想，肯定没戏了，这个人没什么热情，什么话都没说。过了几个月，我实在等不及了，就想这个小说要是不发那我就拿回来好了，因为毕竟是手稿，当时觉得手写稿很珍贵。于是我就给程永新打电话。当时我也因为这么久都没有消息觉得受到了伤害，于是就冷冷地说：“请你们把稿子给我寄回来吧。”他说：“寄什么寄？早就给你发了。”我当时一听，我就晕了（笑），不可能呀，一个中篇小说呀，哪儿有这么容易的。后来我去图书馆查这个杂志，一查果然有。
任赟：那您这段时间就没看过吗？
格非：没看呀，当时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呀。最要命的是，我当时闹着玩，在稿子上贴了一个小纸片，画了一个图。
任赟：是那个榆关的地形图吗？
格非：对。当时《收获》居然觉得这图很重要，把图也印上去了。当时我就觉得《收获》真是了不起呀，他们这些编辑真的是很负责任。所以我就相信《收获》的编辑部跟别的任何的编辑部都不一样，他不看你是不是名家，只要看好稿子。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收获》写作了，好的稿子一定要给《收获》，基本上从那以后就没有退过稿子。所以我的这个写作的经历还是比较顺利的。
任赟：那您的笔名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
格非：也是因为吴洪森。《迷舟》发表的前几天，他说刘勇这个名字不好，一定要我改。当时单单是我们那个楼里边就有三个“刘勇”，一打电话三个刘勇都冲下去。所以他就说让我改一个名字，当时他给我想了两个名字我都不太喜欢，我一定要找一个古怪的名字，一个有力量的名字。他跟我很好，也尊重我的意见，于是就让我自己想。我想了很久就是想不出一个笔名来。最后我女友拿了一本《新华字典》，让我翻字典。我随便翻到一页看到一个“格”，我想这个字不错，就写在边上。接着又翻一页，是“非”这一页，这一页里边每一个字跟“格”都不太配，只有这个“非”还勉强。于是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