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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七十二

发布时间:2022-11-14 14: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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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张票,一张也没有费。

没错,这次讲座,只印了七十二张票。这当然是程先生的要求。进场之前,应物兄已经听到了人们对这个数字的不同解释。一种解释是,程先生给在场的七十二人讲课,是要用这种方式说明,他就是当代孔子。另一种解释与此相反。有人数了一下,加上程先生,才是七十二人,也就是说,七十二人中也包括程先生自己,程先生其实是向孔子执弟子之礼。吴镇认为,程先生这样做,是以身作则,阐明中庸之要义。

葛道宏听到了这些议论,悄悄问道:“应物兄,你怎么看?”

应物兄回答说:“人们常说,微言大义。程先生无须微言,只用一个数字,就让听众置身于儒家文化的仪式当中了。”

葛道宏说:“我也是这么看的。”

栾庭玉说:“这就叫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

他们提前十分钟进场,台上有人正调试麦克风。葛道宏和栾庭玉都认为,这个讲堂不怎么样,四处漏风,麦克风的保真效果也不好,还有杂音,嗤嗤啦啦的,丢人啊,总之与巴别不能比,总之对不起程先生。在中国所有高校的学生中,北大学生是最母校的,不能听见别人说它不好。栾庭玉虽然只读过北大法学院的在职硕士,但也继承了这个传统。现在听葛道宏这么一说,就笑着回应道:“北大嘛,北大嘛,谁也不尿。”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可以不尿克林顿,但不能不尿程先生啊。细节问题确实应该抓一下。”又问,“道宏兄,要是把你弄到北大校长的位置上,你觉得——”

葛道宏说:“别的不敢吹,至少要让它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正说着,程先生在北大校长陪同下,从前门进来了。北大校长让程先生在前面走。程先生伸手,示意校长先走。校长看见程先生伸手,立即握住了程先生的手,并且迅速把脸朝向了一丛镜头。在简短的寒暄中,程先生特意提到了林中那些灰喜鹊。不过,程先生把灰喜鹊看成了寒鸦。

程先生说:“富家之屋,乌所集也。寒鸦翔集,让人顿生欢喜之心。”

北大校长说:“生态环境嘛,我们一直在抓的。”

程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儒教与中国的“另一种现代”》。这虽是他多次讲过的话题,儒学界对此已有很多识,但人们听起来还是很新鲜。因为它们是从程先生嘴里说出来的,而且是在北大最重要的讲台上说出来的,所以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程先生说,经过海外儒学家的同努力,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从冷战时期的红中国,被重新定义为儒教中国。现在,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七种文明的划分,还是贝克的“当代文化空间分布的构型假说”,都认为儒教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标签。随着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中国对其自身价值的抒发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须。中国,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即举世瞩目的“中央之国”。

栾庭玉说:“我听得血脉贲张。”

栾庭玉又对他和葛道宏说:“我很自豪。我希望你们也是。”

血脉贲张的人,自豪的人,多了去了。他瞥见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一边听演讲一边往嘴里塞着丸。应该是预防高血压或者冠心病的丸。他们显然事先就预料到自己会激动不已,所以才做了防备。关于什么叫中国崛起,程先生在说出了一些数据之后,举了个小例子。让他吃惊的是,程先生说的就是《体味》中那个例子。程先生说,几十年前,当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狗一看见他就要狂吠不已,好像要吃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没有西方人那种强烈的体味,使狗鼻子感到了陌生,好像中国人不属于人类。现在不同了,美国狗一看到中国人,立即摇头摆尾,因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舍得扔骨头给它们吃了。连狗的玩具,拴狗的链子,狗吃的罐头,都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的。中国人要是从这个市场上退出,那些狗都得饿死,饿不死也会变成疯狗,不疯也会得病。

程先生问道:“什么病?”

程先生自己回答了:“气结,郁思,离梦!也就是Depression!忧郁症!”

程先生以包饺子为例,讲到中国的现代与美国的现代的不同。他说,哈佛的一个神学教授,特别喜欢吃中国饺子。吃过几次之后,就尝试着学包饺子,面多少,水多少,问得清清楚楚。他就告诉神学教授,其实主要是凭经验,面硬了就加点水,软了就加点面。那个教授不乐意了,说,刚才说要加面,怎么又要加水了?因为经验不足,神学教授的面越来越大,很生气。

程先生说:“别生气,吃不完了可以放进冰柜,下次再吃。”

神学教授说:“中国人做事,处理的都是变量,不是定量。没有价值观。”

程先生说:“这就对了,我们处理的就是变量嘛。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就是价值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怎么能说没有价值观呢?”

接下来是关于饺子馅的,神学教授问什么可以做馅。

程先生说:“什么都可以。”

神学教授又生气了:“什么都可以?Ice cream可以吗?”

程先生说:“我只好说No,No,No!但那位朋友说,既然什么都可以,那么Ice cream当然也可以,钢镚儿也可以。如果狗肉也可以,那么人肉为什么不可以?”

他听见栾庭玉对葛道宏说:“这就叫鸡同鸭讲。”

葛道宏说:“先生脾气不错,很耐心。好。”

程先生接下来说,神学教授有一句话说得对,就是中国人处理的是变量,而西方人处理的是定量。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不会变化的。如果有变化,那就是从原来的价值观上大幅度下滑,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程先生又讲到,他的几个学生参加了阿富汗战争。那是在1998年。对美国人来说,那是伪善的一年,在东欧剧变之后,在恐怖主义来临之前,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办公桌上搞了实生莱温斯基,办公桌上就放着他宣誓就职时手按的《圣经》。虽然《圣经》中明白无误地讲了,看到一个妇人就想贪恋她的,就已经在心里了她,但克林顿总统却认为,“Fellatio”不算行为。

程先生说,这一年,他的几个学生到阿富汗作战的时候,身上都带着《圣经》。但是在阿富汗,美军当中却发生了大量无意义的破坏行为,那些行为并非出于战术的必要,而是因为他们失掉了价值的基准。他们变成了野蛮人。在他们身上,上边盘旋着虚无主义的情绪,下边盘踞着野蛮人的本能。程先生说,他们攻击中国人都是二元论者,好与坏,敌与友,善与恶,连市场经济也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但他们,才是真正的二元论者。这种二元论思想,甚至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著名汉学家,翻译老子的《道德经》。第一句就弄错了,先不说翻译得好坏,断句就断错了。程先生说:“‘道可道,非常道’,硬是断成了‘道可,道非,常道’。”

台下大笑。但程先生没笑。

“‘名可名,非常名’,硬是断成了‘名可,名非,常名’。”

台下又是一阵大笑,但程先生没笑。

就在这次演讲中,程先生也提到,他力主将儒学研究学科化,制度化。他说,十九世纪以来,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标志,就是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只有这样,才能把知识的生产,知识者的培养,纳入一个永久的制度的结构之中。所以他建议国高校从现在开始,就尝试着招收以儒学为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然后,他强调了时间、时机、时代的重要,从“学而时之”谈到“节用而人,使民以时”,从“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谈到“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程先生感慨道:“时光飞逝,时不我待!如今,研究西学,在大陆高校中依然吃香得很,对儒学构成了挤压。但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大陆的同仁们一定要抓住时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掌声四起。连麦克风都来凑热闹,嗤嗤啦啦响了起来。

葛道宏激动得跺脚,大概又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巴别,脸上就呈现了笑意。费鸣递过来一个用餐巾纸包着的东西。他后来知道,那是费鸣临时借来的丸。葛道宏打开看了,朝费鸣点点头,然后装到了自己兜里。

程先生又说:“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如果我们的英人士,也是如此,只是人云亦云,只看到眼前,那一定会让人笑话的。光大儒学,人人有责。一定要与时俱进。这是时代的使命,是国人的使命,是上天的命令。上天的命令怎么能违背呢?时惟天命,无违!”

这时候,他看到珍妮进来了,嘴里嚼着口香糖。

珍妮站到了讲台边。北大校长看见了珍妮,就和程先生说了几句。然后北大校长把麦克风的话筒按低了,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听了程先生的课,受益匪浅,茅塞顿开,信心倍增。北大校长顺便提到,“与时俱进”这个词,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来的,元培先生把古代典籍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概括了一下,提炼了一下,提出了“与时俱进”这个概念。不过,提出这个概念不久,元培先生就告老还乡了。元培先生走了,但这个神留下了,成了北大神,成了民族的神。

北大校长又朝珍妮这边望了望。珍妮在夸张地点头。

栾庭玉说:“北大校长,讲得还是不错的。”

葛道宏说:“这位仁兄的普通话有进步,至少这几句说得很标准。重要的是,发型和手势都弄得不错。”

演讲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并预留了十五分钟来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一个学生,也可能是教师,也可能是从外面赶来的研究人员,从后排站了起来。这个人看着很年轻,但声音却有些疲倦。他竟然是自己拿着话筒来的。负责递话筒的工作人员,看着这个人手中的话筒,似乎有点迷惑:是我投递的吗?这个人把衣搭在肩上,衣的两只袖子在前挽了个结,问话的时候,就不停地着那个结。他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但却提出了身份问题。

“我们是谁?”提问者说,“我们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还是同一个中国人吗?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又带有鲜明的当代,它针对的是具体的情景、选择,乃至危机。因为它涉及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的概念。我知道——”

主持人提醒说:“请尽量简洁一些。”

但程先生说:“他问得很好,请让他说完。”

那个年轻人的声音却有点伤感了:“我常常被这个问题迷惑。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想清楚了,但你早上清醒,并不能保证晚上不糊涂。您刚才提到,中国人处理的是变量,这个变量变到现在,我们的文化,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要说拿今天的人与两千多年前的人相比较了。有时候,我觉得今天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都是两个人。”

应物兄觉得,先生接下来的话,应该一字一句记下来。程先生对提问者说:“你先坐下。知者动,仁者静。别急,先静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也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孔子此时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然后再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

就在这时候,应物兄突然看到了坐在提问者身边的张明亮。张明亮怎么来了?事先,他竟然没有告诉我。他是怎么溜进来的?正这么想着,他听见程先生吟诵了四句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这时候,那个提问者又问道:“先生,我知道您对朱熹——”主持人打断了他,说:“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请你把话筒交给工作人员。”提问者确实把手中话筒交了出去。交给谁了呢?哦,竟然是交给了张明亮。张明亮把那个话筒收了起来。原来,那个话筒竟然是张明亮从济州带来的,里面装有录音笔。张明亮就是以送话筒的名义,大摇大摆地从门口进来的。这天下午,他与张明亮联系时,张明亮说,他已经坐上了返回济州的动车。张明亮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必须见到程先生,只有见到程先生本人,面对面听到程先生的声音,亲眼看到程先生的手势和表情的变化,他才能够真正地理解程先生在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个语气,才能更好地整理那些录音带。

演讲结束后,程先生被一辆红旗轿车接走了。

当他目送红旗轿车离开的时候,吴镇和陈董的小子过来,问他能不能安排他们拜见一下程先生,只需要五分钟,三分钟也行。他对他们说,都是程先生派人与他联系,他无法与程先生联系。他们说,既然这样,他们就请他吃个饭,感谢他替陈董的小子弄到了票。他对他们说,济大校长也来了,走不开。

吴镇说:“懂了,懂了,明天再约。”

随后,他就接到了珍妮的电话:“晚上十点,先生接见乡。”他当然很快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了葛道宏和栾庭玉。他们嘴上没说什么,脸上还是有一丝不悦。他赶紧把珍妮的下一句话告诉他们:“先生要接受高层的宴请。北大校长陪着过去了,清华校长也陪着过去了。先生会尽早退席的。”他还把珍妮的另一番话告诉了他们,先生本来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就是为了见乡,特意搬到了博雅国际酒店。栾庭玉和葛道宏都很感动,出气声都变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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