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一奸一。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一陰一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矫重人之一奸一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候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一爱一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因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一党一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一爱一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一党一孤特。夫以疏远与近一爱一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一操一五不胜之势，以发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一党一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一奸一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一柄一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一精一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一精一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一精一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一精一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一党一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也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一奸一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一奸一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一党一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翻译】
通晓法术的人，一定有远见而明察秋毫，不明察秋毫，就不能洞察隐私；能推行法治的人，一定是坚定果断而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纠察和惩治一奸一邪。一般臣子遵循法令去办事，依照法律而履行职责，不能称为控制大权的人。控制国家大权的人，无视国家法令而擅自作为，破坏国家法律以谋取私利，耗费国家财富而便利私家，他的势力能够控制国君，这就是所谓控制国家大权的人。通晓法术的人明察秋毫，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他们将洞察那些控制国家大权者的一陰一谋一奸一术；能推行法治的人刚劲正直，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他们将纠察惩办控制国家大权者的不法行为。所以通晓法术的人被任用，那么尊贵弄权的大臣一定为法制所不容。因此通晓法术的人与当道掌权者，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当道掌权者控制国家的大权，那么国内外的势力就都要为他们所用。因此诸侯不依靠他们，那事情就不会被答应，所以其他诸侯国就要为他们唱赞歌；朝中百官不凭借他们，自己的功业就无法进献给君主，所以群臣人人都要为他们使用；郎中这些君主的侍从如果不依靠他们，就不能靠近君主，所以君主身边的人都要为他们隐瞒罪行；治学术的人不依靠他们，就会收入微薄地位低下，所以这些做学问的人就为他们吹捧。这四种辅助势力，是一奸一邪之臣所用来粉饰自己的手段。控制国家大权的人不能够忠于君主而举荐法术之士，君主不可能超过一奸一臣的四种辅助势力而洞察所有臣子，所以君主就越来越被蒙蔽而大臣就日益控制住国家的大权。
凡是当道掌权者对于他们的君主，很少有不被君主信任和宠一爱一的，而且是君主所亲一昵熟悉的。至于投合君主的心意，迎一合君主的好恶，这本来就是他们所得到进用的手段。他们官爵高权位重，一党一羽又多，况且全国上下都在赞颂他们。而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的任用，跟君主没有信任和宠一爱一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受君主亲一昵熟悉的恩泽，又要用法术的言论来纠正君主邪恶的偏心，这些就和君主的心意相违背。法术之士所处的政治地位卑贱，没有一党一羽且孤立无援。凭着与君主疏远的关系来与君主信任宠一爱一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新来旅客的身份与君主所熟悉亲一昵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与君主心意相违背的行为和与迎一合君主好恶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轻微低贱的地位与官爵尊贵的人相争，从常理上说是不能取胜的；凭着一张嘴和全国上下的一致附和声相争，从常理说是不能取胜的。法术之士处在这五种不利的情势之下，又加上常年不能与君主见面；当道掌权者凭借着五种有利形势，且能随时在君主面前单独进说。法术之士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进用，而君主又何时才能醒悟呢？因此凭不能取胜的形势而又与当道掌权者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能不危险？如果当道掌权者能用罪名诬陷，就借用国家的法令杀害他们；如果不能加给罪名的，就用私家的剑客来结束他们的一性一命。这样深明法术而违背君主心意的法术之士，不是死于官吏的刑杀，必定会死于私家的剑客。互相勾结成死一党一以蒙蔽君主，颠倒是非而便利私家的人，一定会被控制国家大权者信任。所以对可以用功劳做借口的，就用官爵让他尊贵起来；对于不能用好名声做借口的，就利用国外诸侯的势力使他们尊贵起来。所以蒙蔽君主而奔走于控制国家大权者的私门的，不是在官爵上显赫，就一定借用外国诸侯的势力显贵。现在君主不检验名实是否相符就实行刑戮，不等待功劳建立就授予爵禄，因此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而进献他们的学说呢？一奸一邪之臣又怎么肯当着利益而自动引退？所以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低，一奸一臣私家的地位则越来越尊贵。
越国虽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但中原地区的君主都知道越国对自己没有什么用处，说：“它不是我所能控制的。”现在一个国家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但这个国家的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跋扈，这样君主对自己的国家就像对越国一样不能控制了。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越国不一样，而不知道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已使国家不像是自己的了，这是不懂得明察事情的类似一性一。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的原因，不是齐国的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说吕氏不能控制而田氏占有了它；所以说晋国灭亡了的原因，也不是说晋国的土地和城镇消灭了，而是说姬氏不能控制而被六卿把持了。现在大臣执掌权一柄一独断专行，但君主不懂得收回，这是君主不明智。与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病的人，不可能活下去；与灭亡的国家有同样政情的，不可能存在。现在沿袭齐国、晋国亡国的故事，想要国家安稳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
大凡法术难以推行，不只是在大国是这样，在中小国家也是如此。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智慧，君主认为某人有智慧而听取他的意见，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智慧的人的言论，这是在与愚蠢的人讨论智慧；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贤德，君主认为某人有贤德而礼遇此人，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贤德的人的品行，这是与品德不一良的人讨论贤德的人。智慧的人的计谋要由愚者来决断，贤德的人的德行要由品行不一良的人来评定，那么贤智的人就感到耻辱而君主的论断也就荒谬了。人臣中想要获取官爵的，那些从品德上修养自己的人将用廉正高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智慧之士将要用办事的才干来进献功业。这些品德好的人不会用财物贿赂去侍奉别人，坚持自身的廉洁更不可能违反法制去处理事情，那么品德修养好的人和明智的人就不会侍奉君主身边的近侍，也不会理睬私下的请托。君主身边的近侍，不具有伯夷那样高洁的品行，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贿赂的财物不上门，那么修士和智者高尚的品德与竭尽全力建立的功绩就会被埋没，而诽谤和诬陷的言论就随之而起。办事的才能和功绩被君主的身边近侍所制约，高洁廉正的品行由诽谤和吹捧来裁决，那么修士和智者一类的官吏就要被斥退，而君主的明察就被阻塞了。不凭功劳去决定人的才智和德行，不借助检验名实的符合来审定人的罪过，而听信君主身边近侍亲信的言词，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占据朝廷，而愚蠢污浊的官吏就会窃取职位。
大国的祸患，是大臣的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患，是君主对身边的近侍过于亲信，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况且臣子犯有大罪，就等于君主有大的过失，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怎么知道这样的呢？是因为：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就授予官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能得到任用；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而授予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也要取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成一党一羽谋取私利。因此国家的疆土被削而私家却富裕了，君主的地位卑弱了而大臣的权势加重了。所以君主失去权势大臣却夺得了国家，君主变得改称藩臣，而臣子则用符节来发号施令。这就是人臣所以欺诈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因此当代控制国家大权的大臣，君主位势转变以后而能稳固得到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二三个。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臣子的罪过太大了。那些有大罪的臣子，他们的行为欺骗君主，依他们的罪行应当被处死。智术之士见识高远而害怕受牵连遭死罪，一定不肯跟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贤德开明的士人品格美好正直，耻于与欺骗君主之辈为伍，也一定不会追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些当道掌权者的门徒一党一羽，不是愚蠢而不知道祸患的人，就一定是污浊而不回避行一奸一作恶的人。大臣挟持着一班愚蠢而污浊的人，对上同他们一道欺骗君主，对下同他们一道谋取私利侵害百姓，互相勾结成一个一团一体，相互用一个腔调说话，迷惑君主败坏法制，以扰乱人民，使国家危难削弱，君主烦忧屈辱，这是他们的重大罪恶。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很大的过失。假如一个国家的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子在下面犯有重大的罪行，还想求得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