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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作者:张易萱  时间:2023-02-14 22:14:56

文史通义·史德 章学诚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

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天而参于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于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51〕也。后世观于相如〔52〕之文,桓宽〔53〕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54〕有之。余皆经纬〔55〕古今,折衷〔56〕六艺,何尝敢于讪上〔57〕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58〕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59〕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

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60〕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注释〕

良史:指能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的史官。刘氏子玄:即刘知幾。练:详熟、熟悉。击断:果敢、坚决。愚估:估,同“贾”,愚贾即愚蠢的商人。贸化:买卖财货。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死节:为保全节操而死。阙:缺误、疏失。素行:一贯的品行。魏收:北齐巨鹿下曲人,累官中书令,兼著作郎,受诏著北魏史。时人认为他的《魏书》是报怨酬恩,记史不实。《魏书》被讥为“秽史”。矫诬:假借名义以行诬罔。沈约:南朝梁吴兴武康人,历仕宋、齐、梁三代。自负高才,后触怒武帝,受谴,忧郁而死。著有《宋书》。心术:思想和心计。天人之际:天道与人事之间的相互关系。苟允:假如确实。乌乎:即呜乎,怎么。崇:推崇。参:并立。区区:形容人心之小。恃:依赖。藉:凭借。事役:政务、公务。予夺:赐予和剥夺。奋摩:奋,振作;摩,切磋。消息:消长、增减。流连:依恋不舍。入人:指为人所感受和理解。挚:恳切。阴柔:温和。丽:附着。汩:扰乱。恣:放纵。忤:忤逆、触犯。燕居:闲居。宕:即“荡”,不受约束。毗:损伤。流:无节制。伏沴:藏匿灾害。默运潜移:暗中运行移动。华朴:华丽和朴素。邪色:不正之色。族:众。蔼如:和气可亲的样子。史迁百三十篇:指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绍:承继。发愤:发泄愤懑。讥谤:讥议诽谤。微文:隐寓讽喻的文辞。悖:违逆。〔51〕秕政:不良的政治措施。〔52〕相如:即司马相如。工辞赋。〔53〕桓宽:西汉汝南人,治《公羊春秋》,善属文,擅长议论。〔54〕洵:实在。〔55〕经纬:条理、梳理。〔56〕折衷:判断、评析。〔57〕讪上:毁谤在上位者。〔58〕邀:谋求。〔59〕抗怀:坚守高尚的情怀。〔60〕梏:约束、限制。

(储玲玲)

〔鉴赏〕

历史研究,是对客观历史的一种认识活动,认识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如何,不能不受到研究者自身的认识能力、水平以及品德的制约。所以,史家自身修养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章学诚对史家修养的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史德”论,大大完善和深化了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建立起又一块丰碑。《文史通义》中《史德》一文,便是古代独一无二的一篇专门阐述“史德”的理论篇章。

应该看到,在古代史学史上,对史家自身修养的培育一直比较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正在逐渐形成的时候,孔子即率先强调史家应“书法不隐”,也就是要直笔,并将它作为“良史”的标准。其后史家也一直以据事直书为史家必须坚持的原则,而反对曲笔隐讳、毁誉任情等不良作风。司马迁《史记》被称为“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的“实录”之作,而魏收的《魏书》则被视作“曲笔”、“秽史”的典型。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史家提出“素心”的要求,认为史家在分析评价历史时,应做到“析理居正”,从而使史家修养论略具理论色彩。到唐朝刘知幾则明确提出史家“三长”论,他在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的提问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此后的史家批评,便以才、学、识三者来衡量。但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了“三长”在史家撰述过程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并未对“三长”的具体内容加以理论上的阐述。所以,后来的史家又逐渐加以补充和发挥。如明代胡应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中补充了“二善”。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无征,唯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其实,胡应麟的“二善”是互为表里的一码事,“公心”是“直笔”的主观前提,“直笔”是“公心”的客观必然。

章学诚对前人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加以总结和概括,对史家修养提出了更为完整、深刻的理论,特别是在总结刘知幾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论。并在《文心通义》中,专立《史德》一篇,加以阐发。

在《史德》篇中,章学诚对才、学、识、德四者都作了论述,特别是讲清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才”即写文章的表达能力;“学”即丰富的历史知识;“识”即对史实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作为一名优秀史家,才、学、识三者不可缺少。然而,在章学诚看来,刘知幾的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所谓“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章学诚的“史德”论,并不是对自孔子、刘知幾、胡应麟等人以来强调史家必须据事直书、书法不隐等观点的简单重复,而是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解释,这就是他进一步阐明了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所谓“著书者之心术”的“史德”,其内容不只是据事直书、书法不隐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清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尽可能地如实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真相,而不掺杂主观偏见。《史德》篇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写历史要“辨天人之际”,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来的。但司马迁的“欲究天人之际”,是希望通过分析历史事实,探究人类生活与天道、自然的内在联系;而章学诚提出的“慎辨于天人之际”,重点是探讨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两者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史家应当尽量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是要求史家在分清主观与客观关系之后,要尽量尊重客观史实,如实反映客观史实,不要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主观意图掺杂到客观史实中去。只要抱着这个态度去努力,即使还有不足之处,也可以称得上有“著书者之心术”了,即也就是具备“史德”了。

当然,章学诚也深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史实是复杂的,“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得不藉人力以成之”。而“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特。……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这就是说,史学家在历史事实面前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特别是史实有是非得失时,想法看法也就更多,甚至引起感情上的很大变化。在感情充沛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往往是好文章,原因在于情感随着史事的是非得失而起变化,情感与史事几乎水乳交融,文字容易做到流畅动人。可是,这样一来,史实的客观(“天”)与感情的主观(“人”)交杂在一起,因而史文中便“有天、有人”,这当然不可不慎辨清楚。章学诚认为,史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观见解,见到史实是非得失时不能不动感情,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和引导,使感情不放任自流,直至违背史实的“天”。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求主观尽量服从客观,史学家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使自己的感情尽量符合事理,以理性来制约自己的感情。他说:“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这里,他提出了要“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即主观服从于客观,反对“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强调“气贵于平”、“情贵于正”。总的精神就是要以理性制约感情,使感情符合于事理,力求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可见,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论,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阐述也是相当深刻的。这种思想虽然来源于刘知幾等人的“据事直书”精神,但无论在内容上或精神上都大大超出了“直书”的范围,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领域的“据事直书”优良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总结。章学诚和刘知幾一样,都看到了历史上许多史学家,具备一定的才、学、识,而惟独“心术不正”,缺少“史德”,遇到个人利害,不是屈从于权威势力,就是贪图个人名利,存有私心,伪造史实,篡改历史,以个人主观意图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他们看到了这种事实,都有想法加以防止。刘知幾在《史通》里大力提倡直笔,反对曲笔。章学诚则更看到单是提倡直书还不足以解决这一矛盾,便进一步提出作为一个良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要史学家作出主观努力,尽量辨清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防止把主观的东西掺进客观史事中去。

应当看到,章学诚这些议论在当时是具有针对性的,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早已指出:“好名之心,必坏心术。”因为凡是好名者,必然趋炎附势,专赶浪头。他还特地写了《针名》一文进行针砭。我们只要能了解乾嘉时代学术界的状况和许多学者的精神状态,对于章学诚的这些论述就容易理解了,他完全是言有所指,而不是空发议论。

当然,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依然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他经常以是否背“天理”、“名教”作为“心术”正与不正的标准,并以此去评论史家,动辄给人扣上“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的帽子。这样,他所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尽人达天”了。他甚至还在《丙辰札记》中说:“史臣不必心术偏私,但为君父大义,则于理自不容无所避就,夫子之于《春秋》不容不为君亲讳也。”这无疑又是章学诚“史德”论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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