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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作者:张易萱  时间:2023-02-14 16:28:34

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启予。

〔注释〕

一日之长:意为年龄稍大一些。问道于盲:自谦词,意为别人向自己问学,犹如向盲人问路。著:标举。危微精一:即《伪古文尚书》中《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为理学家的至理名言,被称为“十六字心传”。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为尧戒舜为君之言。意为统治者不关心民众困苦,就不能保持永久禄位。允,信;困,极;永,长。几乎圣:差一点达到圣人的地步。多学而识:博学而有识见。一贯:贯通。祧(tiāo):原意为祭祀。元圣:大圣人。千驷一介:形容众多之中的极少一点。不忮不求:不嫉妒不贪求。启予:启发我。

(汤勤福)

〔鉴赏〕

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是一篇批判理学的重要文章。

这篇文章中,顾炎武特别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个重要观点,从全文论述的侧重来说,大致可分为五段。

第一段是给友人回信时的自谦之语,并无深意。

第二段便直接进入问题的关键,即指出“百余年以来”的学者对“心性”问题“茫乎不得其解”。在顾炎武看来,明代理学家与孔子之学大不相同。孔子教人,不谈性命天道而强调“行己有耻”,要求学者“好古敏求”,不说“危微精一”而强调“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就是孔子平易实用的“下学上达”工夫。同时,顾炎武还列举颜子、曾子、子夏等人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显然,“博学于文”并非只是片面追求所谓的书本知识,其关键在于施用切于实际。这一观点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然后,顾炎武批判了明代理学家“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而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不切实际、不关心时政的空疏无用学问。他嘲笑明代这些理学家以为如此便可以“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实际上,顾炎武另在《与施愚山书》中明确指出:“古之所谓理学”是经学,“今之所谓理学”实际便是“禅学”,正是这一问题的注脚。

第三段侧重谈孟子言心性与明代理学家谈的心性之间的差异。顾炎武指出,孟子言心性在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在他看来,伊尹、尧、舜之类具有“元德”“盛德大功”的圣人,“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不行不义、不杀无辜而得天下。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家不讨论“出入、往来、辞受、取与”,而专门讨论“忠与清”是否为仁、“不忮不求”是否尽道,实际是不切实用的无稽之谈。其实,宋代朱熹、明代王世贞、刘宗周都讨论过“忠与清”是否为仁、宋代朱熹、戴溪、明代刘宗周都讨论过“不忮不求”是否可以言道的问题,显然,顾炎武的矛头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在他看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是自古“未之有”的,是不必讨论的问题,因为这根本不涉及“圣人之道”。

那么“圣人之道”如何呢?顾炎武在第四段中便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以为,“圣人之道”是在于“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要求切于实际,防止浮华无根之谈;“行己有耻”,即“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事,是“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在他看来,这种“行己有耻”的“耻”字,并不是耻“恶衣恶食”,而是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显然,他从对百姓有无利益的民本主义高度来认识学者的品德行为,其实也就是更看重学者品德行为的社会性这一层面,而不看重伦理性这一层面。这种观点确实是有一定价值的。

最后一段是总结。顾炎武认为“士不先言耻”,便是“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是“空虚之学”。如果是“无本之人”来讲谈“空虚之学”,那么离开“圣人之道”就实在太远了。

全文一气呵成,逻辑性强而说理透彻,这对当时空疏而不切实际的理学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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