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上) 《墨子》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且不然已。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注释〕
倍：加倍。发令：发布政令。兴：兴办。用财：使用钱财。加用：更有用、更有价值。费：用财多。德：通“得”。圉：通“御”，抵御。清：凉。芊糊：不详其意。一说为“鲜且”之误，恐不确。不加：无益。去：去掉。固：坚固。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种兵器。加轻以利：使更加轻便锐利。陵：大土山。陵陆：陆地。有：又。好：喜好。聚：搜集、积聚。益：增加。孰：为什么。难倍：不容易加倍。丈夫：男子。处家：成家。事人：嫁人。于民次：次同“恣”，听任。“于民次”即听任百姓所欲之意(指嫁娶之事)。蚤：早。有所：有时。二十年：二十岁。践：比较。后：迟于。纯：皆。字：扶养。年：当作“人”。且不然已：当有脱文。寡人：减少人口。道：原因、缘故。籍敛：赋税。大人：当政者。毋：不要。侵就：未详。元橐：元，一说即“援”字；一说为“伏”字。橐，举火攻城之具。不令：不释为“犹”，令当为“今”，现在。数术：措施、政策。不：后当脱一“令”字。
(燕永成)
〔鉴赏〕
“节用”也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鲁问》)今传《墨子》中保存有《节用》上、中两篇文章。本书收入上篇。
节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作为小生产者出身的墨子对此更是深有感受。他自觉地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对一切奢侈浪费的行为给予无情的抨击。《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知，墨子之所以别立墨学，首先是不满意儒家的繁文缛礼，不满意其“厚葬”浪费钱财的做法。他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是因为儒家所信奉提倡的正是周礼那一套。而夏政则是传说中夏王朝的奠基者古代英雄大禹的做法。在古籍记载中，禹是个治水英雄，他“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庄子》)，就是讲禹亲自拿耜掘地，以橐负土，疏导山川，风雨无阻地坚持不懈。他虽为帝王，但“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说的是禹吃得很简单，穿着很不像样的衣服，宫室也建造得很低矮简陋。“用夏政”的墨子以禹为榜样，他“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孟子》)。
在本篇中，墨子提出“节用”的原则，是“去无用之费”。文章开头即写道：“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认为，要使国家不穷，关键在于节省开支。节省了开支，国家、天下就能得到加倍的好处。当然，节用不等于不用，而是确有益于实用的才做：“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也就是说，应当十分珍惜人力物力，使“用财不费，民德不劳”。
接着，文章分述“圣人为政”的具体作法：制作衣裘，以冬天可以保暖，夏天可以防暑就行了；建造宫室，以冬天抗风寒，夏天避暑雨就可以了；制作铠甲、盾牌、戈矛，达到坚固锋利，足以抵御外寇和盗贼就好了；制造车船，以轻快便利为原则。与此同时，要去掉奢华和无用的东西，即墨子在文中所说的“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他认为这些都是于民于国无用之物。
在节省财物的基础上，文章又具体讨论了增加人口的方法。先秦时期，由于饥荒、战争、疾病等，各国普遍感到人口不足，因而希望增加人口。墨子在文中提出增加人口的方法：其一是制定法令，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应当成家，以繁殖人口；其二是当政者应当停止暴政。他指责当今的为政者所实行的是“寡民之道”，“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而“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加上“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与“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自然人口只会减少而不能增加。最后墨子提出，只有去无用之费，行圣王之道，这样才能使天下大利。
墨子的学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春秋战国时代，尽管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但各诸侯国君却穷奢极欲，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他们对外频频发动战争，专事掠夺扩张；对内厚敛民财，以供其无餍之需。《老子》中已猛烈抨击过这种现象，他描写当时的状况是：“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第53章)也就是说诸侯们的朝廷宫室修建整齐，田野却一片荒芜，仓中十分空虚，而诸侯们却穿着锦衣绣服，佩带名贵宝剑，大吃大喝，搜刮大量财宝，因此他们是一群强盗头子(盗夸)，是违反“道”的。墨子所描写的也是这种境况：奢侈必然导致财用的不足，贪欲和攻战必然导致民劳和人口的减损。
据载，墨子和他的门徒曾组成过一个纪律组织严明的社团，他们奉行大禹的遗教，将财产归于团体所有，生活十分节俭，“量体而衣，量腹而食”(《吕氏春秋·学义》)，“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庄子·天下》)，也就是吃得省，穿得很低档，专门做有利于天下的好事，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对墨子的“节用”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