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管晏列传 司马迁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耶？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注释〕
管仲夷吾：管仲(？—前645)，字夷吾，春秋齐国颍上(今属安徽)人。初事公子纠，后相齐桓公，辅佐桓公成就霸业。鲍叔牙：即鲍叔，春秋齐国人。“已而”两句：公元前686年，齐襄公昏庸无道，齐将乱，管仲、召忽从公子纠奔鲁，鲍叔从公子小白奔莒。纠、小白均为齐襄公弟。“及小白”二句：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杀，纠与小白争先回国即位。鲁国发兵送纠回齐，并使管仲袭击小白归路，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使鲁国延误纠的归期，得以先回国即位，即齐桓公。桓公大败鲁军，鲁国被迫杀死纠。召忽自杀，管仲被囚禁。鲍叔遂进管仲：桓公即位后，使鲍叔为宰，他力辞不就，推荐管仲执政。桓公借口解射钩之恨，要鲁国押送管仲回齐。管仲返齐后，桓公任为相。三：多次。不肖：不贤。多：赞美。称：称述。指管仲在《管子》一书中的论述。上：在上者，君主。服度：遵礼守法。四维：指礼、义、廉、耻。“桓公实怒”二句：实：实际上，真实动机。少姬，齐桓公夫人，蔡国人。桓公曾与少姬在苑囿乘舟，少姬故意荡舟，桓公惊惧，怒而遣少姬回母家，但未断绝关系，蔡人却让少姬改嫁，桓公发兵袭蔡。蔡国，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后迁新蔡(今属河南)一带。“管仲”二句：《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伐楚，使管仲责之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包茅，束成捆的菁茅草，古代祭祀时用以滤酒去渣。“桓公”二句：山戎，又称北戎，古代北方民族，居于今河北省东部，春秋时代常威胁齐、郑、燕等邻国安全。山戎攻燕时，齐桓公曾出兵伐山戎救燕。召公，一作邵公、召康公。西周初人，姬姓，名奭。因封地在召，故称召公。武王灭纣，被封于北燕。官为太保，曾与周公分陕而治，陕以西由他治理。“于柯之会”四句：鲁庄公十二年(前682)，齐桓公攻鲁，约鲁庄公会于柯(今山东阳谷县东)，庄公的侍从曹沫(亦作曹刿)以匕首劫桓公，逼他订立盟约，退还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后欲背约，因管仲进言，终退还鲁国失地，以示信用。“知与之”二句：见《管子·牧民》。与之为取：给予正是为了取得。拟：类似。三归：台名。汉刘向《说苑·善说》：“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反坫(diàn)：反爵之坫。坫为放置酒杯的土台，在两楹之间。互敬酒后，将空杯反置坫上，为周代诸侯宴会之礼。“晏平仲婴”二句：晏婴(？—前500)，字平仲，春秋时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父死，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莱，古国名，在今山东黄县东南，公元前567年为齐所灭。重：二种。及之：问到他。危言：不惧危险而直言。危行：正直的行为。顺命：服从君主之命令。衡命：对命令斟酌以后去实行。越石父：春秋时晋国人，有贤名。时因冻饿，为人奴。缧绁(léixiè)：捆绑人的绳索。左骖(cān)：拉车的三匹马中左侧之马。谢：这里表示告辞。闺：内室。戄(jué)然：震惊的样子。摄：整理。伸：伸张(意气)。去：离婚。《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皆《管子》篇名。《管子》为战国时齐稷下学者托名管仲所作。其中《牧民》、《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轻重》等篇对经济问题阐述较多。《晏子春秋》：旧题春秋齐晏婴撰，实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作。次：编写。孔子小之：《论语·八佾》有“管仲之器小哉”语。“将顺其美”三句：见《孝经·事君》。“方晏子”二句：齐大夫崔杼因齐庄公与其妻私通而杀之，晏婴至崔家伏庄公尸哭之，尽君臣之礼而去。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见义”句：《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进思”二句：见《孝经·事君》。
(施忠连)
〔鉴赏〕
这篇文章把齐国两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和晏婴放在一起作传，前者生活于春秋的前期，后者则是春秋晚期人，两人相距一百四十年左右，之所以放在一起写，大概是因为司马迁认为他们是春秋时代齐国最杰出的两位政治家，都富有智慧，而且行事方式都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两人有相似之处。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其他部分多次写到这两人的事迹，也考虑到《管子》、《晏子春秋》的广泛流传，为了避免重复，所以这篇传记写得十分简短，并没有展示这两人事迹的细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史记》各篇体例灵活多变，并不死守一种格式。
这篇传记抓住两人品格的主要特征加以描绘，因此，虽然所用笔墨不多，两人的形象却栩栩如生。
管仲的最大特点是做事从实际出发，重视实际利益和功效。不拘守固定不变的规矩准绳，甚至不遵守某些世俗道德观念。如他出仕之前与鲍叔牙一起经商，赚了钱给自己分得多，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私，但是他得之无愧，因为他认为自己穷；他曾数次上战场，但每次都临阵退却，这似乎是贪生怕死的胆怯表现，但是他不怕人家这样看他，因为他老母尚在，靠他抚养；他的主人公子纠在与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死去，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他应当为之死节，但是他不仅不这样做，反而投奔了公子纠的政敌小白，他也不管别人怎样看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为天下建功立业。
管仲在任相治齐之后仍然遵循其从实际出发、以实利为重的一贯作风，不过这时他关注的是人民、国家和华夏民族的实际利益。他凭借齐国三面环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渔业、盐业和农业，促进商业繁荣，大力积聚和流通货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在齐国同其他诸侯国发生外交、军事冲突的时候，管仲往往根据当时具体的条件，利用齐桓公出于一时之意气而作出的决策，以实行尊王攘夷的国策，从而既抵御了外族的入侵，维护了和平的国家间秩序，又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管仲创造了中国古代政治重实情、实利、实效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对之非常欣赏。
在记述晏婴的轶事时，司马迁比较详细地描绘了晏子的谦虚谨慎的政治品质。文章主要写了两个故事，一是他解救了身为奴隶的越石父，后一时礼貌不够周全遭到越石父的批评，晏子不仅不恼羞成怒，反而接受越石父的意见，把他敬为上宾。另外一个故事是用晏子的车夫趾高气扬的样子来衬托他的谦逊。相府的一个车夫尚且如此志得意满，而身为一个大国之相、名显诸侯的晏子却是处处自谦于人，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突出地表现了晏婴品质的高贵难得。这里“志念深矣”四字颇值得细细体味。“志念”有志向、思虑等意，可见，晏子平日的谦虚不是刻意为之的矫揉造作，更不是一种虚伪，而是思想深沉的自然流露：可以理解为他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因而为政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或是充满忧患意识，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担忧，不敢稍有懈怠；或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地位的重要，出于对他人的敬爱之心，惟恐稍有不慎，自己的什么言行伤害了别人，因此平时待人接物总是谨慎小心。当然，当事关国家的荣誉和自己的人格尊严的时候，婴子是毫不含糊，决不退让的。我们知道在晏子使楚的故事中，晏婴以自己敏捷巧对的智慧给予楚国君臣以有力的回击。晏子个子不高，楚人就在大门旁开了一扇小门，让他出入，晏子拒绝走那扇门，说：“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门进入，我出使楚国，不应当从这扇门进去。”言辞极其尖锐有力，表明他的思想和人格中本来就有犀利的锋芒，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他才露出这种锋芒。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充分表现了对晏子的由衷钦佩之情，他说：“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这篇文章从头至尾还贯穿了一个主题，即对知人善任的品质的赞扬。这篇不长的传记是写管仲与晏婴，但是却用了不少笔墨歌颂鲍叔牙对于管仲的理解和推荐。管仲多分财利给自己，他不以为贪；管仲为他谋划事情，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他陷入更困难的境地，他不认为管仲愚蠢，而是知道时机不利；管仲多次被君主免职，他不以为管仲不贤，而是认为这是由于管仲没有遇到好的时代条件；他原谅管仲曾经多次临阵退却；他不认为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为无耻，深知管仲有宏图大志尚未实现。管仲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情，作出这么多让人不齿的行为，但是鲍叔牙不嫌弃他，而是理解他，一再向桓公推荐他，甚至自愿居于管仲地位之下，难怪管仲对他无比感激，吐出他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完全可以说，没有鲍叔牙知人善任，也就没有管仲的伟大事业。从古代到当今社会，像鲍叔牙这样善于发现能人、又能大公无私地让贤，确实是不多的。
晏婴同样知人善任，他赎出奴隶越石父，待为上宾；把知错即改的车夫荐为大夫，这些做法在当时遵循传统观念的统治阶级中是难以想象的。在春秋时代，等级森严，下层人中的贤人、能人很难得到任用，大多老死于贫贱之中，即使到了司马迁时代，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司马迁深感鲍叔牙和晏婴的知人善任的品质特别难能可贵，这就是他在这篇传记中对他们大力赞颂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