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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报任安书》赏析

作者:张易萱  时间:2023-02-11 09:18:53

报任安书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彫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译文

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马迁再拜,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叫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最惨痛的灾祸莫过于要为人做好事而却受到惩罚。受酷刑,最大的悲哀是心痛,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没有人把他列为同类。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从主要方面看,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都没有成就,我只能勉强迎合以获容身之处。我没有大小的贡献,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微不足道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伸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相距甚远,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侍奉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甘,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有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

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追求的东西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同他对答,这是由于早有主意,事先就态度鲜明。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是狱吏的威风和禁约所造成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势位所造成;强大或弱小,也是形势所决定。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何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的原因,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腹中肠子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的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难道不是与我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恭敬的再拜。

作者介绍

司马迁(约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西汉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父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出重要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分别予以评论:对阴阳等五家,既有所肯定,也指出其不足,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说明司马谈接受的是西汉初年占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完全合拍。司马谈十分重视自己史官家世的传统和史官的职责,曾慨叹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有这些对司马迁后来所从事的事业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黄河边上的龙门山下度过的。10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并直接受学于当时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20岁,南游江淮,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这次“上会稽,探禹穴,上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后来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书令时,或奉旨出使,或陪驾巡幸,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亲身领略祖国壮阔的自然风貌,调查了解许多历史故事,订正和补充文献上的疏漏,也使他有可能接触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增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

司马迁逝世于何时,史籍无记载。有人说司马迁因写了《报任安书》,被任安所牵连,下狱而死,此说恐不无道理。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赏析:志高千古写春秋,血泪铸就至情文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案,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氂)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后载于《汉书》本传。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且用血泪写成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一字一滴泪,一句一滴血,句句慷慨激越,段段唏嘘欲绝,它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血泪控诉,是不屈不挠者对黑暗社会声讨的檄文,是伟大的民族精英在身残处秽中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宣言。正如孙执升所言:“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本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仅源于司马迁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情”字。这个情不是痴男怨女的恋情,但比男女恋情更加凄婉;这个情不是侍父养母孝敬之情,但比孝敬之情还要纯真;这个情也不是忠君效国之情,却比忠君效国更加高尚。这个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是人类最神圣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命之情。

二是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正如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言:“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代史和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被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在乎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什么叫知识分子?有人说,那些为了人类的进步,在黑暗中挣扎,不畏惧任何权势,哪怕是死亡的威胁,哪怕是精神的摧残,哪怕是人格的剥夺,都义无反顾的人,才叫知识分子。他是人间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把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看作生命的本体,他把传播这种意志和精神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这正应了他在《报任安书》中的名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是文中反映的世间之现象。“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所有这些,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读《报任安书》,我们会惊讶作者何以将事件叙述得如此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这段叙述,激烈悲壮,感人至深。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另外,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当情浓事切之时,读者无法分出哪是叙述,哪是抒情。“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读者至此,能不唏嘘?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淤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四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具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如“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叠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地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粗粗卤卤,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觉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孙月峰:评注《昭明文选》)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俊杰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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