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 《论语》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注释〕
泰伯：亦作“太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周文王之伯父。三让：史传不详。据传说，古公看重幼子季历之子姬昌，欲传季历，后再传给昌(周文王)。泰伯知其父意，故让。得：通“德”。无得：指无实迹记载。葸(xǐ)：害怕。绞：尖刻、刺人。遗：遗弃。偷：薄。不偷：厚道。启：同“”，意为看看。这三句诗出于《诗经·小雅·小旻》。免：指身体免于损伤。孟敬子：鲁国大夫仲孙捷。暴慢：粗暴怠慢。鄙倍：粗鄙背理。笾豆：古代祭祀礼器，笾为竹制的，豆为木制的。有司：专司其事的小吏。犯：非礼相加。校：计较。吾友：历来注家认为“吾友”指颜回。六尺：古人以七尺指成年，六尺(合今1。38米)指十五岁以下的人。托孤：受前君命辅佐幼主。百里：指大国。弘毅：弘大强毅。兴：起。周公：西周初政治家，姬姓，名旦，周武王之弟。谷：即小米。古代用谷作为官吏的俸禄，这里的谷代指官职。见：同“现”。师挚：春秋时鲁国乐师，名挚。始：指开始演奏。乱：乐之终，用合奏。侗：幼稚无知。愿：老实。悾(kōng)悾：愚蠢。巍巍：高大的样子。舜、禹：远古国君，传说他们都由禅让而即帝位。不与：不相关，意不以君位为乐。则：效法。荡荡：空旷的样子。名：用语言来称说。焕：光明的样子。文章：礼仪制度。五人：相传是禹，稷，契，皋陶，伯益。乱臣：治理国家的能臣。十人：即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还有一位妇女叫文母。唐虞：尧舜时代。无间：无可非议。菲：菲薄。黻(fú)：祭服。冕(miǎn)：大夫以上的帽子都通称冕，这里指祭祀时用的礼帽。沟洫：田间水渠，这里指农田水利。
(夏乃儒)
〔鉴赏〕
传统是不能摆脱、抛弃的。文化创造，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因革，有所损益，才有可能。孔子对中华文化发展的贡献，就是在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作出的。阅读了本篇内容，我们会感受到孔子对从远古至周代的先哲们的崇敬、仰慕的感情。比如孔子赞美尧这位政治家“大哉”，“巍巍乎”！只有“天”才可以与他相比拟，他的成就“焕乎”，是多么的光辉灿烂啊！又比如孔子深赞夏禹的“菲饮食”、“恶衣服”，而为民“尽力乎沟洫”，“吾无间然矣”，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评他的话了。
懂得了对传统的继承、吸收与改革、创造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评价本篇另一个重要内容——礼治与德治的关系了。以礼治国并不是孔子的创造，但孔子对西周的礼仪制度非常欣赏。可是到了西周末年，礼治遭到了破坏。“礼”成了徒具形式的外在的饰具了。孔子大力倡导德治，把“仁”作为新鲜血液灌输到“礼”的躯体中去，礼仪这外在的行为规范有了内在的仁爱之心和理性自觉的支撑，重新发挥作用。有人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德治”思想是进步的，而“礼治”主张是倒退的，这种说法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有统一的地方。
“礼”对于“德”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以“恭”、“慎”、“勇”、“直”等道德规范为例，说明如果“无礼”的配合，那么就会分别演变为“劳”(扰劳)、“葸”(畏惧)、“乱”(盲动)、“绞”(尖刻)。如果统治者推行礼治，做到“故旧不遗”，“笃于亲”，既尊老又敬亲，那么“民兴于仁”，“民不偷”，民间大讲道德，人际关系不淡漠，德治才能真正得到实施。
在教育中，“礼”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礼教、乐教三者都是孔子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其中知礼才能立身，是孔子多次强调的。因为礼教是讲究恭敬辞让的，通过礼仪制度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规范，使人“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朱熹语)。诗教和乐教，是“由内”通过感情去陶冶人，而礼教是“由外”通过行为来规范人。内外相互配合，交互作用，在教育中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也纠正了人们的一种误解：认为孔子办学也像现代一些学堂那样，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进行道德说教。实际上孔子在教育中更注重于诗、乐的艺术熏陶和礼对行为的规范。这能启发现代教育工作者，对当今有些单纯进行道德说教而收效甚微的现象进行反思。孔子不认为教化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可以边实践边教化，有些道理教了未必能化的。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道德衰败，这种社会环境对于推行以德治国是极其不利的。所以孔子以他洞察社会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处世哲学来教给学生：首先，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至死不变，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其次，要把握住一条原则，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当天下太平，国家政治清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地出来工作，反之则应隐居不仕。在孔子看来，“邦有道”时还是那样贫困没出息，与“邦无道”时却“富且贵”同样是可耻的。孔子以完善天下为己任，不折不挠地弘扬仁道，推崇德治，其精神也为其弟子所继承、发扬。
本篇还辑录了不少曾子的言行。这多少透露了曾子的弟子们参与编撰《论语》的信息。历来认为曾子性格内向，处事谨慎。这从他临终前引《诗》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也可得到印证。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曾子心志不宏大的结论。且看他的豪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才是曾子心理品质的主导方面。曾子认为士应该以弘扬仁道为己任，“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这与其师的观点毫无二致。他提出的“犯而不校”也是对孔子“恕”道思想的发挥。正因为如此，曾子在孔子以后的儒学传承上有着重要地位。由他传给子思(孔子的孙子)，再经子思的门人，传到孟子，儒家学派的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