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 司马迁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注释〕
大祥：古时父母死去两周年的祭礼。 大顺：根据德、礼、法、信封建礼教的准则而达到的安定境界。 彊：加强。 撮：合。 俗：习俗、风气。 约：简约。 健羡：贪欲而不满足。 绌：除去。 八位：八卦位。 十二度：即十二宫。指太阳与月亮沿黄道运行一周，每年会合十二次，每次会合有一定的部位。 二十四节：二十四个节气。 大经：自然规律。 茅茨：茅草屋顶。 采椽：用柞木作为椽。 土簋：盛饭的瓦器。 土刑：盛汤的瓦器。 粝粢：粗米饭。 藜藿：藜和藿分别为穷人所吃的野菜。 缴绕：纠缠、烦琐。 参伍：错综比较、以为验证。 窾：空。 混混：指阴阳二气混沌未分前的蒙昧状态。 冥冥：昏暗。
(饶玲一)
〔鉴赏〕
《论六家要旨》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对其父司马谈一生的学问总考察后，觉得它是他父亲最重要也最能代表他们父子思想见解的文章。在文章中，司马谈将先秦诸子分为六个主要学派，每派用非常概括的几个字作了介绍，然后又用简短的语言作了精当的评判，因此它反映了他们父子对先秦诸子的看法，又由于他们概括、批评十分扼要得当，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先秦诸子的入门文章，为治诸子哲学者们所称道不衰。
文章称儒家以“六艺为法”，但因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因此批评他们“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肯定儒家对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差别仍不可易。说墨家与儒家相同“亦尚尧舜道”，但指出墨家主张“节用、短丧，尚同”与儒家有差别，这是因为“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因而认为其学说“俭而难遵”，但他们主张“强本节用”，可以使“人给家足”，故不可废。文章对法家特点概括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批评他们“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但法家“正上下君臣之分”则不可改。名家在论名物上过分严密检校，反而使人们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论证的方法也过于“苛察缴绕”，使人不能了解它的真正含义，但他们能循名责实，在错综参互比较之后，仍可以了解事实真相，应当分别考察，适当采用。由于司马父子做的是太史的官，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他们掌管的是阴阳、历数，卜筮的事，故叙阴阳家于六家之首，但他并不迷信阴阳，指出阴阳家宣扬“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司马谈认为“未必然也”，批评他们“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这是很合科学的，与后来《论衡·讥日》的观点很接近。但他又强调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古代农业受到四季气候的制约很厉害，故提出“四时之大顺不可失”的论断，很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这是很令人钦佩的。
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子，他研究道家是花了工夫的，把道家摆在六家最末，用赞美的语气写了一大段文字：“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至于道家的学术渊源，他指出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对道家的评语，几乎无一贬辞。他讲的道家究竟是指哪一类道家，这是《论六家要旨》传世以来争论不息，虽说有过一些论证，但恍惚迷离，并没有搞清楚的。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经法》，对比《论六家要旨》，可见两者的许多提法相同。在“因阴阳之大顺”上，《经法·称》里便有“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在“采儒墨之善”方面，《经法·君正》里便有“兼爱无私，则民亲上”；在“撮名法之要”方面，《经法·道法》开头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在《君正》里更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里也有论名理的专章，提出“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循名厩(究)实，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进一步要“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论六家要旨》提出道家的三种学术渊源，在《经法》里都可找到它的根据，《经法》经唐兰先生研究，即《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论六家要旨》中的道家是按《黄帝四经》作推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谈论道家最后总结了一句：“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这句话也见于《经法·观》，不过《观》作“圣人不巧，时变是守”，它又见于《国语·越语》下，勾践想伐吴，范蠡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说：“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巧，时变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说明这种道家是主张入世的，它与《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及《庄子·胠箧》主张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何等的不同。反映出黄学主张积极研求时变，如何去因应时变，取得胜利。黄学要求“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样才能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西汉初期奉行的政策，是奉黄学为指针的，汉宣帝是一“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之主。太子劝他“宜用儒生”，他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独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言，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一次提到汉家制度，一次提到乱我家者(乱我家即乱我汉家制度)，而对汉家制度宣帝的解释是“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道家就是黄学吗？黄学也同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主张以因循为用，故有人称之为黄老。汉代文帝、窦太后及景帝均好黄老，两三代的休养生息，造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有汉武帝的国力强盛，抵御匈奴，将版图扩大到西域。汉初的盖公、曹参、陈平、田叔、汲黯都是著名的汉代学黄老的政治家，黄学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