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尚书屯”这几个字，你肯定会想到中国古代那些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官职名儿：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等，会让你很好奇。接下来就你会想，这个屯子与“尚书”有关联吗？是哪种关联？十有八九，你会这样想：此地史上一定出过个把尚书，要么就是某位尚书来过这里，偶然路过或来此“视察”(或许还在这里住过一晚)，或者是有哪个尚书的后人流落到此，家里留有该尚书的什么遗物……不然如何会叫这个名字？老实说，开始我也做过这种猜想，为了弄个究竟，还曾经专门跑去查了县志，结果却与尚书们无半点儿瓜葛——这无疑很让人失望，的确很失望的。
那么，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缘故给这个屯子取了这个名字呢？这似乎无从查考了；不过，这个名字就这么叫下来了，已经叫了几百年，并且还要叫下去的说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尚书屯”这个名字。并且牢牢地记住了。时间嘛，好像是1967年或1968年，我那年不是八岁就是九岁，在念二年级或者三年级。记得那会儿正是夏天，天气热得很。一个静悄悄的晌午头，我和几个小伙伴儿跑到当年生产队的院子里来胡闹，不经意间，在队房子的窗框上看见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布告，有两个大演草本那么大，用糨糊贴在那里。布告末尾盖着一个鲜红色的印章，跟鸡蛋差不多大小，紧上头有一个人名，人名上面还打了一个红“×”。这令我们十分好奇，也隐隐地有一点儿恐惧，几个人当即安静下来，紧紧地挤在一起，心怦怦跳着，仰着脸儿，默念着上面的话，有些字不认得，就急匆匆地跳过去……
由于时间太久，那些话我已记不得了。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嘛！那上面说，本县朝阳湾公社××大队尚书屯有个社员，名叫张丙万，那年五十二岁，男，未婚。思想反动，报复心强，貌似憨厚，实际上本性凶残。×年×月×日，因分发口粮等琐事与生产队长袁什么(这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发生了口角，袁什么勇于同落后不良现象作斗争，坚持原则，毫不妥协。张丙万就怀恨在心，萌生了歹意，于当晚七时许，窜至袁家，并与正在家中饮酒的袁什么再次发生争吵。袁什么针锋相对，严词斥责张丙万。张丙万因而恼羞成怒，上前攻击袁什么，俩人于是厮打起来。在厮打的过程中，张丙万瞥见墙角放着一柄大板锹，顿起杀心，上前抄在手里，向袁什么猛劈猛砍，致使袁什么的身体多处受伤。手无寸铁的袁什么一边躲避一边高声喝止，最后仍被张丙万一锹劈中头部，不幸身亡。将袁什么杀死后，凶残成性的张丙万并不罢休，又将在一边劝架的袁的父亲劈杀致死。行凶后的张丙万还蹿上房顶，蹲在那里吸了一支旱烟，后被闻讯赶来的本村村民将其捕获，押解归案。接着又是×年×月×日，将案犯押回原住地公审……
张丙万被判了死刑！
这张布告，或者说，布告上所写的事情，真正让我感到了恐惧。在当时，乃至以后好长时间，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都会胆儿突突的，脑子里顿时就会浮现出布告上所写的事情，非常生动，就像曾经亲眼见到过一样，跟看一场电影差不多。包括张丙万，就是那个杀人犯，也让人感觉怪怪的，我会常常无端地揣度，在知道自己马上就要丧命——转眼间就会丧命——的时候，他会想什么？他会不会害怕？
另外，这件事一度非常轰动。一来，这种事情原本就很少见，再者，案情又如此重大，就更让人觉得稀奇。可以说，就因为这件事，尚书屯才一下子出了名儿——在这件事没发生的时候，尚书屯原本是默默无闻的。我甚至相信，在此之前，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屯子，就像我一样。这件事一发生，情况就不同了：尚书屯就像一阵风，立刻传遍了整个平原，甚至比风还要快。此后有一段时间，尚书屯简直成了人们(大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尚书屯短尚书屯长的，而且，每个人的表情都挺凝重，唉声叹气的，这让人平添了更多的恐惧，还有一丝丝的神秘。
从大人们的嘴里，我还了解到，那个朝阳湾公社离我家所在的公社并不远，可能五十里路都不到(好在中间还隔着另一个公社，叫黎明公社)0
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忘记。而且，时不时地就想起来了，完全是不经意的，仿佛灵光一闪，同时心里伴有隐隐的钝痛。想得最多的还是张丙万。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至今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按布告上的说法，出事那年，他五十二岁，仍然“未婚”，还“貌似憨厚”。我常常想，这样一个人，他何以那么凶残？我会经常想起那个细节：在行凶杀人后，他蹿上房顶，并在那里吸了一支旱烟(这不是那种从商店买来的纸烟，这种烟要自己动手卷)。我一直在猜想，那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些想法就这样储存在我心里，让我不安生。另外，我也特别想了解，这个张丙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去年夏天，利用回老家探亲的机会，我专门到尚书屯去了一次，了解到了一些有关的情况。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当年跟我一起看到布告的小学同学，他是个养鱼专业户，这几年发了财，自己有一辆越野车。尚书屯果然并不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跑了不足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把车停在屯头，步行进了屯子。屯子很小，这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粗粗一看，大概也就六七十幢房屋。房子多半是土坯房，外墙抹着一层黄泥。也有几幢红砖房，墙面还很新，看去房龄并不长，想必是这几年才建起来的。每幢房子的前面都有一个院子，其中绝大部分是菜园，园里种着黄瓜茄子豆角西葫芦等菜蔬，有的还种着向日葵。屯子共有=三条街(也许是四条)，所谓街，其实就是一条土路。屯子尽管小，却是很整洁的，也显得很安静，街上见不到什么人，可能是因为农忙吧。从实说，这个屯子跟我家所在的屯子并无太大的差别，房屋啊，院落啊，街道啊，都差不多。在我的印象里，东北的村庄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要说，我想象中的尚书屯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屯子里转来转去，就像两只无头苍蝇，目的嘛，无非是想碰到一个(或几个)人，跟他们聊一聊当年的事，聊一聊张丙万。说来还算幸运，转了没多久，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老男人，大约七十多岁了，面皮黑紫色，剃着光头，穿一件蓝布褂，当时正坐在自家门前的一个木墩上吸烟。老男人神情木讷，手擎一根旱烟袋，黄铜的烟锅儿，细竹的烟秆儿，偶尔把烟秆儿的一端放进嘴里，“叭”地吸一口，再吸一口……同时，眼睛安然地望着什么地方。
我们跟他打了一声招呼。
老男人看了我们一眼，慢慢地说：“打听道儿？”
我跟他说：“不，不打听……”
老男人说：“过路的？”
我说：“不，也不是……”
老男人说：“那是走亲戚？”
我说：“没，这儿没亲戚……”
老男人说：“那你们是上边来的干部？看这身穿戴……那去村政府好了。”
老男人一边说话，一边垂下了眼睛，不想再搭理我们。
我察觉到了这一点，急忙说：“我们不是干部。我们……来打听一个人……”
老男人停了一下问：“打听谁？”
我说：“有一个叫张丙万的……”
老男人明显吃了一惊，过了片刻才说：“你们打听他？这人早没了，他是个杀人犯，叫人枪毙了。那会儿，还文化革命呢……”
我赶紧问：“他为啥杀人？他这人怎么样？听说……挺憨厚的。”
老男人想了想，道：“嗨……他这家伙！憨厚算啥？简直就是窝囊废……”
我顺着他的话头说：“窝囊废？怎么个窝囊法儿？”
老男人似乎来了兴致，说：“活了一辈子，连媳妇都没说上，还不窝囊？出事儿那年都五十多岁了，还没尝过女人是啥滋味儿……这还不算……当时还有生产队呢……生产队知道吧？干活大帮儿轰。那时候，只要队上一有什么脏活儿累活儿，保证就有他的份儿。要是这脏活儿累活儿只要一个人做，这个人一准儿就是他。总归一句话，大家伙儿都拿他当二百五，他是全队最‘土鳖’的人。话也说不明白，那嘴比棉裤腰还厚，一遇到个什么事儿，就脸红脖子粗。吭哧瘪肚说半天，还没说明白，干脆就不说了。那时候我也在生产队，年纪比他小，回头想想，还真有点儿那个……”
我说：“这样的人……他还敢行凶？听说被杀的还是队长？”
老男人说：“是队长……还有他老爹。嗨，那爷俩儿……”
我问：“爷俩儿怎么着？”
老男人说：“怎么着？横呗！不的能当上队长？都是说一不二的主儿，那可是出了名儿的，又依仗儿子是队长……派活儿呀，分东西啊，都是他们说了算，谁敢说个‘不’字？”
我说：“这样啊……”
老男人说：“就说张丙万吧，他不知道啥活儿轻省？他是压根儿就不敢吭声，让去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他也没捞个好儿。分口粮的时候，硬说人家没养猪，要扣他一百斤饲料粮。一年的口粮才四百八十斤，那还是毛粮，没磨过的，本来就不足性，他又是个大肚汉，你再扣他一百斤，起码两个月他没吃的……两个月呀！谁受得了？张丙万这才急眼了……”
我没说话，点点头。
老男人说：“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下晚儿再到队长家里去……一进人家院子，话都没容他说，爷俩儿就扑上来把他揍了一顿。爷俩儿一边打一边骂，你个窝囊废，还反了你了……打得张丙万嗷嗷直叫，满院子乱跑……”
我说：“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老男人说：“看热闹呗。这么屁股大点儿个屯子，谁家有点儿动静，那不立马就都知道了？”
我说：“那你们不上去拉架？”
老男人说：“拉得住吗？再说，谁敢哪？换了别人还行，可这爷俩儿……”
我很急于知道下面的事情，情不自禁问：“后来呢？”
老男人接着说：“……张丙万跑着跑着，冷不丁被啥东西绊了一下，差点儿摔个前趴，低头一看，是一把大板锹，就顺手抄到手里，接着转过身，跟那爷俩儿拼打起来。这下形势可变了，那爷俩儿本来如狼似虎的，现在突然一愣怔，八成在寻思，这小子今天怎么了？敢跟我们动家伙？等爷俩儿缓过神儿来，也急忙抄起了家伙，跟张丙万对打。张丙万身高力大，又急了眼，那爷俩儿哪是对手，打了没几下，就一个一个倒下了，当时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站在院外看热闹的人，算上我，当时都吓傻了，反正谁都没动窝儿。”
老男人停顿了几秒钟，随后说：“……把那那爷俩儿打倒后，张丙万蹿进了屋。大家都想这下糟了，队长的老婆孩子都在屋里呢，孩子才三四岁，他这是要对那俩人儿下手了……万幸的是，在屋里转了一圈儿，他又出来了，并没对那俩人儿下手……”
我说：“啊！万幸万幸……”
老男人说：“我听人家说，后来审问他，他说那么小个孩子，他不忍心下手。这人是不是还有点儿人性？接下来，他就跑房顶上去了，还蹲那儿卷了一根烟，慢悠悠地抽完了……唉，这人……”
停了一下，我问：“那孩子和那女人后来咋样了？还在咱尚书屯吗？”
老男人说：“队长媳妇改嫁了，带着那个孩子。好像嫁到北边去了……”
我又问：“那张丙万呢？说是拉到尚书屯来公审的？”
老男人说：“是啊。五花大绑，后脖颈挂个大牌子，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那天，尚书屯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看热闹呗！好像全公社的人都来了，附近公社的也有，那架势，就像来看大戏。张丙万呢，从头到尾一声儿都没吭，就像一个木头人，不知道狗东西想些啥？”
老男人看起来有点儿累，停下不说了，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烟口袋，重新装了一锅儿烟，自顾自地抽起来，“吧嗒、吧嗒”，一缕缕青烟从嘴里飘出来。这样抽了几口，似乎想起了什么，慢慢把烟秆儿从嘴上取下来，说：“……我想起了一个事儿……也是听别人说的……他们说，审问张丙万的时候，人家问他为啥杀人，他就说了一句话，‘我憨，队长欺负我。’反反复复，就是这句话，‘我憨，队长欺负我’，别的什么都不说……”
说完这话，老男人就什么都不说了，又继续抽他的烟，“吧嗒”一口，“吧嗒”又一口，也不再搭理我们。
这样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大爷贵姓啊？唠了这么半天，还不知道您老贵姓呢……”
老男人想了想，大声说了一句：“我啊，免贵，姓辛！”
一会儿，我们离开了尚书屯。
作者简介
鲍十，男，原籍黑龙江省。已出版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中篇小说集《拜庄》、《我的父亲母亲》、《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等。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现居广州，在某杂志社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