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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街/荒湖

发布时间:2022-11-25 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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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她的相片挂出来的时候,是一九八八年,当时,我在钢厂里当工人。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风呼呼地刮着,下马街上的梧桐树叶满街翻飞。我骑着一辆“飞鸽”牌破车,哐当哐当地穿行在街上,路过照相馆门口时,猛然瞥见那里挂出一幅照片。

因为是下班时间,街上车水马龙,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小车,但那会儿自行车却不少,还有板车、公交车和货车。照相馆就在菜场附近,那些买了菜的人,拎着篮子或者布袋,不远不近地站在街边,一边瞅着照片,一边说着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瞅了瞅照片,若有所思地回到了出租屋。

我的出租屋在一个叫汪如的湾子,那是个小村子,离我们厂不远,就是走着上下班,也不过二十分钟。那时,我的月工资不到一百块,能够拿出二十元来租一套房,也算是舍得了。厂里的单身宿舍两人一间,到处污水横流,整天臭烘烘的,同室的王小琥是我同事,也是个炼钢工。他的女朋友老是跑来黏着他,我想安静地看看书或者写写诗,都很困难。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对于那些没结婚就跟男友睡在一块儿的女孩子,我特别反感,于是卷起铺盖,搬到了厂外的村子里。

当时,我们钢厂的效益马马虎虎,工资也能按时发放,师傅们还是觉得我傻。他们说:你一个从乡下招工进来的小伙子,放着单身宿舍不住,每月花二十块去租房,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二十块钱,可以买十五斤猪肉呢!师傅们又说,你晓不晓得呀,下马街火车站里那些卖身的女人,做一次才十块钱呢。

“胡说八道!”我红着脸嚷道,“怎么可能呢?我不信。”

到了出租屋,我将自行车停在院子里,旁边停着林老板的黑色摩托车。这时,罗玉过来了。她是我们钢厂的子弟,她爸是副厂长,她跟我暗示过,如果我跟她处对象,她会想办法,让我很快从合同工转为正式工,还能把我从车间里调出来,去坐办公室。说实话,罗玉提出的条件挺诱人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如果有一间办公室,坐在里面写写诗,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呀。再说,像我这么一个从农村招工来的穷小子,在谈对象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呢?这辈子能找到一个城里的姑娘做老婆就算万幸了。问题是,我是个一根筋的人,认死理,一切凭着感觉来,尤其是恋爱婚姻这种事,怎么能马虎呢?罗玉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子,我不能骗自己,更不能骗她。我曾设想过,如果她身上有着小月(哪怕有那么一点)的那种朴素和傻劲,我就答应她了。小月是房东的女儿,在附近幼儿园当老师,她留着那种像滚珠一样的小发辫,整天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可惜个头太小,眼睛也不大,还是单眼皮,我这个人天生喜欢漂亮姑娘。

上楼的时候,房东老太太突然从一楼房间里冒出来:“小胡呀,你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呢,都过了三天了!”

罗玉立马从大衣口袋里摸出钱包,抽出两张十元的钱币,给了老太太。

“这伢长得真好看。”老太太拿着钞票指了指罗玉,随后又对我说,“你也好看,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租住的房子是一幢两层楼,据说是房东老太太带着小月捡废钢建造起来的,二楼的地板不是现浇的预制板,是那种杉木板,上面刷了油漆,古色古香的。每层两套房子,面对面,共着一间楼梯。房东住一楼东头那套,西头租给了林老板,林老板是福建人,在下马街上做工程。二楼除了我,还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也是我们钢厂的。

进屋后,我直接进了卧室,然后坐在写字台前,准备写作。那首叫《怎么办》的诗只写了一半,我得抓紧时间把它写完,然后投给本地的报纸。这是一首爱情诗,讲述的是一个男孩被两个女孩爱上后,不知道如何选择,没错,诗里有我本人的影子。

刚一坐下来,我就闻到一股香味,一楼的林老板又在煨排骨藕汤了。我住的房子铺的是木板,木板上有缝隙,阻隔效果不够好,林老板每次煨汤,我都能闻到香味。见我又在写东西,罗玉安静地坐在旁边,直瞅着我。

“你的事,我给我爸说了。”罗玉说。

“说什么呀?”

“我爸刚开始不同意,他嫌你是农村人,兄弟多,家里困难。”罗玉说,“后来见我态度坚决,终于松口了,他想见见你……”

我支吾一声,陡然想起挂在照相馆门口的那幅照片。那是一幅黑白照,起码有二十四寸大小。照片里是个女孩,长着一对酒窝,二十多岁,看起来跟我和罗玉差不多年纪。在我印象中,下马街照相馆里的照片多半挂在店里面,很少拿出来晒的。有过一段时间,那里曾挂出过两幅照片,先是一幅小孩的艺术照,然后是一个炼钢工人的劳动照,各挂了一个多月,很快又被撤下来。这大半年,照相馆的门口一直空着,今天,猛然冒出一个年轻女子的黑白照,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NO.2

进钢厂之前,我曾复读了两年高三,我一直想考大学,读中文系,再做一个诗人。我说过,我是个一根筋的人。

那年头,好多人都想当诗人,当作家。我老家一个叫柯山的年轻人,在省报上发了一首短诗,从村小学直接调到县文化馆,成了吃商品粮的公职人员。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高中的前两年,我就偷偷地写诗,然后偷偷地寄到市里的报纸和刊物,每次都是石沉大海。班主任知道了,说我是傻子:你连五分钱的白菜干子都舍不得吃,却把钱花在那些信封和邮票上,你这是何苦呢?你要是真想写诗,考上大学再写也不迟呀。第一次高考,距离大学分数线差五分,复读一年再考,还是差五分,我咬咬牙,又复读一年,结果差了六分。我终于死了心,通过关系招工进了钢铁厂,成了一名合同工。

我们家兄弟四个,父母亲是农民。我总记得,那年头,刚刚改革开放,家里人一个个挺忙碌的。父母亲一天到晚待在责任田里,他们就爱看到家里的粮仓装得满满的样子;大哥扛着羊镐到后山去挖洞,有人说,山里有金矿,大哥挖了半个多月,结果还是没挖出矿石来,他不服气,又去邻村找矿去了;二哥在县城里跟一帮朋友学做生意,他贩过皮鞋和香烟,他做梦都想成为“万元户”;三哥待在乡下,跟着父母亲种庄稼,有个雨天,他竟然带着邻村王家湾的一个有夫之妇跑到了外省,三年没有音信。除了三哥,大哥二哥和我都是单身汉,特别是大哥,三十出头还没对象,父母亲愁死了。

进厂报到那天,父亲挑着铺盖送我进城。他站在下马街的十字路口,盯着我们钢厂的烟囱说,好大一片厂子呀,你就好好干吧,想办法早点转正,争取吃上商品粮。

下马街这地名,据说与岳飞有关,当年为了抗金,这位民族英雄特意赶到这里下马铸剑。最先叫下马地,后来因为办了几家企业,就改成了下马街。主干道不到一公里长,两边栽着梧桐树。街道两边,除了我们钢厂,还有一家拖拉机厂、一家标准件厂和一家电镀厂,四家企业的职工家属加起来差不多有三万人,下马街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我还记得,第一次逛街的那个傍晚,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小伙子,拎着一台三洋收录机,从街中心横穿过去,旁边伴着两个烫了头发的姑娘。收录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曲《何日君再来》。就是那天,我听说了台湾歌星邓丽君这个名字。回到宿舍里,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何日君再来》。

街中心还有一家舞厅,离照相馆不远,就在十字路口附近,到了晚上,舞厅门口挤满了年轻人。第一次去那里,是王小琥拉我过去的,舞会上,我认识了罗玉,她有句口头禅:“我爸是钢厂的罗厂长……”她说我长得像电影《庐山恋》里的男主角郭凯敏。当时,我没否认,读高中那五年,班里的女生就说我长得像电影明星,有的说像郭凯敏,有的说像达式常,还有的说像唐国强。我曾暗暗发誓,既然咱长得像明星,将来就得找一个像明星的女朋友,否则对不住爹娘给的这副皮囊。

NO.3

炼钢工是钢厂里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我上岗没两天,钢包发生爆炸,一名青工活活烧死了。因为这件事,我盼望着能够早点转正,坐在办公室里写诗,可是,我还是不太愿意去见罗玉她爸,主要是不好意思去见他。

罗玉找我的第二天早晨,我决定去下马街菜场买点菜,顺便到邮局买些邮票和信封。晚上,王小琥他们几个要过来,我正好听听他们的意见。

刚一出门,只见小月抱着几只大箩卜站在门外,笑嘻嘻地盯着我。

“听说我妈昨天收了你的房租。”她将萝卜塞在我怀里。萝卜上黏着泥土,弄脏了她的紫色上衣。“我从菜地里挖的,反正你也用得着,对不对呀,胡哥?”

“那不行!”我要还给她,“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她也不会怪我的,你放心好了!嘻嘻……”小月甩了甩头上的滚珠小发辫,嗵嗵嗵地跑下楼。

我骑着那辆破“飞鸽”到了下马街。到了邮局,才发现没开门,我只好先去菜场。我的身上只有五块七毛五分钱,我得买一斤肉,一条鱼,一包花生米,还得买一点青菜。出租屋里有一瓶竹叶青老酒。王小琥那小子特别能喝,一次能喝半斤,我考虑着是否再买一瓶。从菜场里出来时,我翻开口袋瞧了瞧,只剩下八毛钱,买不成酒了,待会我还得买几个信封和邮票。

接下来,我推着车子径直去了照相馆,门口的那幅黑白照片,昨天没来得及细看,今天我得好好瞅瞅。

结果一瞧,我大吃一惊。照片里的姑娘跟张瑜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双胞胎。张瑜就是电影《庐山恋》里的女主角,两颊长着酒窝、留着两条发辫的那个女明星,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床头上都贴过她的照片。下马街照相馆门口的这幅照片,是一幅放大的面部艺术照,照片里的女孩子,穿着乳白色高领毛衣,头部稍稍地侧歪着,微微卷曲的刘海,从两边额角垂下来,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肩头上,中间扎了缠着毛线的橡皮筋。姑娘脸颊上的酒窝,浅浅的,洋溢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气。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眼睛,乌黑的眸子定睛地盯着你,像认识你似的……

我瞧了半天,竟然忘记了离开,直到身边站满了人,我才推着自行车回到对面的邮局。

邮局还没开门,他们是九点上班,还差半个小时。这时,林老板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他露出满嘴的大金牙,老远就笑嘻嘻地盯着我。他使劲按了按摩托车的提示铃,缓缓地停下来,从扶手上取下棕色皮包。

“我来买几个信封和邮票……”我主动说。

“我给你捎回来算了。”林老板拍了拍皮包,又露出了大金牙。“小胡你先回去吧,还有半小时呢,我是来给老家汇款的,今天必须汇过去。”

我瞧了瞧邮局,这是一幢老式平房,屋面上盖着红瓦,墙面粉了水泥,墙根和墙裙涂了绿漆,颜色跟门口的邮筒一样。因为平时没什么交集,我觉得似乎不妥,随后从口袋里抠钱。林老板见我半天才抠出两毛钱,一把捉住我的手,用地道的福建话说:

“算了算了,小胡!小事一桩啦,邻居之间别算得那么清楚,好不好嘛?”

当天晚上,王小琥带着几个哥们过来了,就着一斤肉、一条鲢子鱼和一包花生米,还有几个大萝卜,我们先喝干了一瓶竹叶青,随后又从汪如湾的副食店里扛回了一箱啤酒。

“今天,我在照相馆里发现了一个女明星……”我突然说。

“什么明星?”王小琥一时没听懂我的意思,“难道比罗玉还漂亮呀?”

“比她好看多了,简直跟张瑜一个模子。”我挥了挥手。

“不可能吧?”王小琥直瞪着我,“下马街上还有长得像张瑜的?我怎么没见过呀?”

“那肯定不是我们下马街的!”王小琥又说。

接下来,我吞吞吐吐地说到了罗玉,我说我想换个工作环境,不知道能否找找罗玉的父亲帮个忙。王小琥捏着啤酒瓶,直瞅着我:“有句话,兄弟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讲。”

“我听说罗玉过去谈过对象,都订婚了,还住到人家屋里去了。”王小琥举起啤酒瓶猛喝了一口,“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后来,我喝多了。王小琥刚一离开,我就吐了,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小月跑到楼上来,又要送我去厂医院。上一次,我也是喝多了,胃出血,小月用板车将我送到厂医院,她一边跑,一边喊:“胡哥胡哥,你要坚持住……”

一会儿,林老板也上来了,他给我泡了一杯蜂蜜水,顺便给我送来了信封和邮票。小月一直扶着我,生怕我摔倒了。

我一把推开小月:“我的事,你不用管!”

她噘着嘴巴,噙着泪花下楼去了。

NO.4

从出租屋到厂里有两条路,一条要经过下马街,另一条不用过。自从照相馆挂出照片后,每天上下班,我都会穿过街道,直盯着照片,要是哪天没看上几眼,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一次没留神,只顾着回头看照片,结果差点撞上了汽车。

我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女孩就是张瑜,而且远看比近看更像。王小琥说得对,下马街上没有这么好看的姑娘,虽然我进钢厂的时间不到半年,可我没少去舞厅混,四家工厂的那些女孩子,我基本上都见过,特别是那几个长得漂亮的,我都说得出名字来。既然不是下马街的,她会不会是外地人,或者是市内中心城区的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时间。

那天中午,我趁着下班顺便去了一趟邮局,那首《怎么办》的诗作被我修改了七次,我准备寄给市里的报纸副刊。

因为是中午,邮局里没什么人,门口处竖着邮筒,旁边停着邮递员的自行车,自行车通体都是绿色,连挂在后座和横档上的帆布包都是绿的。我从口袋里抽出装了稿件的信封,正准备塞进邮筒,突然瞥见侧面的树底下停着一辆摩托车,这不是林老板的车吗?

我转身进了邮局大厅,林老板正趴在柜台上填写汇款单,旁边放着他的棕色皮包。

一九八八年的下马街邮局,只有一间大厅和一间存放包裹的小房子。大厅里面横着两排供顾客坐的木椅,大厅中央隔着高高的柜台,里面低头坐着一名女职员,她的身后是一排存放信函和票据的铁皮柜。大厅里除了林老板,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她拎着扫帚正在清扫地面的碎纸,见我进来,她抬头瞧了我一眼。柜台里那个低头坐着的女职员显然是个年轻人,头戴圆帽,帽子上端镶了一圈白边,自然卷曲的刘海从帽檐底下钻出来,搭在她光洁饱满的前额上,两条粗黑的辫子中间扎了缠着毛线的橡皮筋,随意地垂在两边肩头上。她穿着一套绿色制服,小翻领,中间有三粒纽扣,两边各有两粒装饰扣。她一直低着头,正在整理一叠票据之类的东西。可能感觉到有人进来,她抬头瞥了我一眼。

我顿时愣住了,这不是照相馆门口相片上的那个女孩吗?

“林……”我喊了喊,眼睛却直瞪着柜台里的女孩子,嘴巴张得大大的。

“小胡,你怎么来了呀?又过来买信封呀?”林老板掉过头来,手上捏着汇款单和圆珠笔,单子里都写出一排字了。

“不是!我……我来寄……寄信的。”我指了指屋子外面,又指了指手上的信封,“我看见了你的摩托车。”

说完,我又瞧了瞧那个女孩子,她笔挺地坐在那里,没再看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的制服里面是一件乳白色的高领毛衣,两边脸颊上是一对浅浅的酒窝。

随后,我从邮局里出来了,心里慌慌的,脸皮发红发热,像感冒了似的。我远远地瞥了瞥照相馆,那幅照片的大致轮廓还看得清楚,天哪,原来那照片里的姑娘,竟然是对面的邮政工作人员。

回到出租屋,罗玉又来了,她站在院子里,一脸严肃地跟小月谈话。房东老太太又去钢厂的废渣堆淘宝去了。小月红着脸皮,低着头,支支吾吾的,手上玩弄着发辫,见我推着车子进来,她抬头瞥了我一眼,转身走开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哪?”上楼后,我盯着罗玉问道。

“没说什么。”罗玉笑了笑。“我今天过来是要告诉你,我爸主动提出想见见你,你怎么不去找他呢?难道要他找你吗?”

“我不想去。”

“看来你是真的不爱我。”罗玉的眼睛立马就红了,“你是不是爱上房东家的那个小矮子呐?”

她指了指楼底下。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小月!”我吼道,“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别人?我又不是你男朋友。”

“那你为什么让我给你交房租?”她抖动着双手,脸皮都涨红了。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是你主动给房东的……”

“我不要你还。”罗玉摔门跑了出去,“你就是个骗子!”

随后,我也跟着跑了出去,我想把罗玉拦住,我要她说清楚,我到底骗了她什么,我既没抱过她,也没亲过她,我们什么也没做,只是普通朋友,是她一厢情愿,怎么能说我是骗子呢,真是莫名其妙。

追到楼底下,碰到小月正准备去幼儿园接班。她挂着一个花布包,低着头,脸色不大好。我喊了她一声,她没理我,黑着脸皮出去了。

NO.5

一连好多天,罗玉没有再来找我了,每次下班回来碰到小月,她依旧黑着脸,也不搭理我。我立马意识到这出租屋住不下去了,我得搬出汪如湾,另找一处地方。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连续去了两趟邮局,屋里明明还有信封和邮票,我又买了一些回来,顺便将那首《怎么办》的诗作寄给了市内的一家文学刊物。这两趟里,第一次她不在,里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阿姨,同样穿着制服,戴着帽子,给我信封邮票的时候,还瞪了我一眼。第二次,她在,还是上次见过的那副打扮,还是坐在原地方,低头处理手头上的事,旁边放着一把长柄锤形邮戳。

我走过去,拿出一元纸币,盯着她的前额说:“买十张两分的邮票,再加十个牛皮纸信封。”

“好的,稍等。”她没看我,伸手接过钱,从桌面上抓过一张邮票连号纸,又抓起一把黑色小剪刀,沿着虚线给我剪出十张邮票。接下来,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牛皮纸信封,像数钱一样数了十个,一并与零钱递给我。

她瞥了我一眼,随后又低头忙了起来。

“谢谢!”我的心怦怦直跳,眼睛一直盯着她的两条辫子。她没吱声,拉开抽屉瞧了瞧,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照相馆门口的照片,是……是你吧?”我一边收拾着信封和邮票,一边指着街对面的方向。

“嗯嗯。”她抬起头,扫了一眼门外,又瞥了瞥我,低头笑了起来,脸皮都红了,“哪里呀,那个方老板也真是……其实,我照得一点都不好,我让他取下来,他不同意……唉,没办法。”她摇了摇头。

“我觉得挺好。”我盯着她长长的眼睫毛,“你长得像张瑜……”

“张瑜?电影明星呀?不会吧?”她又抬头瞥了我一眼,随后闪开了。“人家是大明星,我一个下马街的人,怎么能跟她比呀!”

“你真的很像她,你比她还……”我突然提高了嗓门,像喊一样。这时,一名邮递员进来了,他穿着制服,头上戴着大盖帽,怀里抱着一堆邮件。

我只好出去了。站在门外,我瞧了瞧邮递员的自行车,又瞧了瞧窗户,里面的女孩子正好抬起头来,应该看见了我。

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刚才在里面,她是否也觉得我长得像电影明星呢?难道她就没看出我像《庐山恋》里的男主角吗?

接下来,我又去了一趟照相馆。这是一幢三层楼,一楼的地势相当于地下室,比路面低出一大截,连同三楼一起做了宾馆,二楼与马路在同一水平面上,全是门店,照相馆租用了其中的两间。站在门口,我盯着她的照片,又瞧了半天。

“我想补拍一张身份证照片。”我来到服务台前,瞧着坐在里面的中年男人。他大约三十来岁,乌黑的头发冒着油光,下巴倒是刮得光光的。

“好呀!”他连忙放下手上的照片,他打算把它们装入一个纸袋里。他朝我笑了笑,“身份证丢了?”

我点了点头,随他进了里头的工作室。

“你姓方吧?”我问了他一声。他掉过头来,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姓,我说我是听邮局里那个美女说的。他点头笑了起来。

屋里面光线晦暗,他开了灯,指着一条长凳,让我坐下来。接着,方老板开始鼓捣照相机,他突然跑过来,抱着我的头部校正着姿势。拍完照片后,他盯着我说:

“你是钢厂的吧?”

“是呀。”

“我原来也是钢厂的正式工,工资太低,我干脆出来搞个体算了,好歹图个自由……”他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了一番:“这样,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你今天照相,我不收你的钱,我想给你拍几张艺术照试试,如果效果好,我把它挂在外面,你看行不行?”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又瞧了瞧门外,“我行吗?”

“行,绝对行!你是下马街长得最帅的小伙子。”方老板竖着大拇指,“你刚才一进来我就发现了,你知道你长得像谁吗?你特别像一个电影明星!”

NO.6

当天晚上,方老板就把我的照片洗出来了。次日上午,我去照相馆里拿了照片,他说,过不了几天,他就把我的照片放大后挂出来。

接下来,我随着钢厂考察团去了上海宝钢,在宝钢炼钢车间,一名年轻漂亮的女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她穿着深色制服,头上戴着蓝色钢盔,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直盯着她,心里却想起了下马街邮局的那个姑娘。

五天后,我回到厂里。小月还是不理我,罗玉也没过来。我想好了,赶紧再找个地方搬出去算了。

出差回来的第三天,是个周末,正好赶上我休息,我打算整理一下屋里的东西,到时候搬起来方便。那是个雨天,屋后的樟树叶子漫天翻滚,飘落到了二楼阳台上。我正要关上通向阳台的门,从一楼突然传来敲门的声音:

“林老板在吗?”

我连忙跑到阳台,用手遮住雨,歪着身子往楼下瞧了瞧,一个穿着红色大衣的女孩子打着雨伞站在楼道里。她一边收伞,一边跺着脚,雨水溅到她的大衣上,因为不在一层楼,我只能看到她的大衣和雨伞,上身和面部完全被外墙挡住了。

接下来,一楼的房门吱的一声打开了,随后又轻轻地关上,几乎没什么声响。对面的房东老太太还有小月,一大早就出门了,当时,我还在床上,听到她们出院子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可能是走亲戚去了,要么去逛下马街了,不过,这大雨天,又冷又湿的,有什么逛头呢?

我转身回到屋里,为避免弄出声响,我故意让门敞着,风呼呼地吹进来,墙上的挂历翻卷了起来。

一楼林老板的房子里先是一阵安静,随后有了声音,嘀嘀咕咕的,完全听不清楚。我将双手捅在裤袋里,心跳陡然间开始加速。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租住的是两居室,一室一厅的那种。林老板的卧室就在我底下,他晚上打鼾的声音,老是干扰我的诗情和美梦。现在,一个雨天里,一个年轻姑娘独自过来造访他,两人的声音听起来鬼鬼祟祟的,我越想越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风实在太大了,我只好将阳台门掩上,墙上的挂历立马恢复原有的状态。我继续捅着双手,在屋里走来走去,为避免弄出响动,我一路蹑手蹑脚,像小偷一样。

接下来,我强迫自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盯着窗外雾蒙蒙的天色。

一会儿,楼下的声音似乎大了一点。林老板好象在问对方淋湿了没有,接着又让她把伞放在客厅里。“到里屋去吧……”林老板很客气地邀请说。

然后,屋里又没了声音。我起身离开沙发,侧身回到卧室。

我的心一惊,顿时明白了什么,低头盯着卧室的楼板。我像木桩一样站在卧室中央,眼睛直瞅着脚下的楼板,心脏怦怦地跳动着。我来到门口,关了电灯,屋里的光线暗了下来。我屏住气息,瞧了瞧四周,房顶、屋角还有地板,到处都是灰尘,我从裤袋里抽出双手,跪下身子,贴着地板趴下身去。

地板上布满了缝隙,我跪在上面,对着一条缝隙埋下头去。屋里安静死了,我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能听见,我瞧见了林老板的床角,还有他的大半个身子。林老板的房间,我去过一回,那里面放着一张双人钢丝床,不知道是因为用久了,还是因为质量太差,那张钢丝床塌陷得厉害,都快挨着地板了。这会儿,他穿着棉鞋和睡裤,坐在床沿。那女子从门口走了进来,快到床边了,又转身朝着门口走去,因为角度问题,我只能看到她的下半身,没法看清她的头脸。

那女人刚刚返回到床前,我就看清了她的脸。她留着一对乌黑的辫子,中间扎了缠着毛线的橡皮筋,那对辫子随意搭在肩头的大衣上,大衣里面是乳白色的高领毛衣……此时,林老板已脱光衣服,半躺在被窝里,床头上放着一张五十元大钞票,旁边是一包打开的香烟。

“不是只要十块钱吗?”我突然想起师傅们说过的那些话,下马街火车站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做一次不是十块钱吗?她为何要这么多?就因为她长得像明星吗?

那时候,一百元新版纸币还没发行,五十元是最大的面值。我们每月拿到的工资,都是一些十元或五元的钱币,很少看到五十块的纸币。

接下来的一幕,我扫了一眼,心脏立马停止了跳动,眼前一片漆黑。

过了一会儿,他们好像做完了那事情。她从被窝里快速露出头来,脸色绯红,然后一把坐了起来。接着,她开始穿衣服,林老板好像说了句什么,大概是还想让她再待一会儿,她摇了摇头,继续穿衣服。

我立马从床底下爬出来。

我红着脸,蹑手蹑脚地来到阳台,眼睛直盯着一楼的门口。雨小了一些,但还在下,风也小了一些,但还在刮。一会儿,她穿着红色大衣,捏着雨伞出来了。她来到院子,撑开雨伞,她的两条辫子对称地压在肩头的大衣上。

回到屋里,我又来回走了起来,我竟然还不敢大声地走动。后来,我突然跑出门,像燕子一样,飞快地冲到楼底下的院子,紧接着,我推着“飞鸽”牌破车,火急火燎地出去了。

出了院子,我才发现忘了带雨伞。我很快瞧见她了,在这寒冷寂静的郊区乡村里,她的红大衣像火焰一样耀眼。我放慢了速度,不远不近在跟着她。从汪如湾出来后,得穿过一条铁路,再穿过我们钢厂的西大门。她始终没有回头,高高地举着那把雨伞,那是一把绿伞,看成色是一把新伞。

走到大约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停下来对自己说:就是她!你还跟着她干啥呢?

但我还是紧跟了上去。

后来,她到了下马街上的邮局门口,她瞧了瞧周围,不过没发现我。她果断地转过身子,进了邮局后面的家属院,那里有两排平房,红瓦,墙壁上粉了水泥。

我瞧了瞧马路对面的照相馆,因为下雨,雾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当时,我的头发全被淋湿了,头上、脸上沾满了楼板上的灰尘,再看看胸口和裤子,全是黑乎乎的,那样子像个怪物。

我这副样子,她怎么可能会认出我来呢?

NO.7

第二天是晴天,我请了假,没去上班。我将屋里的东西简单进行了打包,除了被褥、碗筷和开水瓶之类的生活用品,别的我不打算带走了。我还决定,此后再也不写诗了。我想好了,搬出汪如湾后,也不再另找出租屋,重新搬回到职工宿舍。

从汪如湾出来,我骑着车子,先去找了罗玉。她在厂财务科上班,我把她叫出来,站在门口的花坛前面,我郑重地告诉她,我决定与她正式处对象,随后作了一番自我检讨,我说都是我不好,让她伤心了。她跳了起来,一把搂着我不放。

接下来,我去了下马街照相馆。人还没到,我就远远瞥见我的巨幅照片已经挂了出来,就挂在店门的左边,她的照片挂在右边。

“方老板,请你把我的照片取下来,我不想挂在那里……”我指了指门外。

“为什么呀?才挂两天呢!”方老板从店里跑出来,抹了抹乌黑发亮的头发,手里捏着照相机。他掉头直瞅着我的艺术照:“拍得不好吗?应该还行吧?这两天,过来照相的小伙子大姑娘还真不少呢……”

“把它取下来吧。”我一直站在店里面,我不想让街上的人看出是我的照片。“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帅,我求你啦!”

“到底为了什么呀?”方老板突然红着脸。“下马街上的人都在夸你呢,想不到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有这么好看的金童玉女……”

“我请你今天务必把它取下来。”我起身准备离开,“要是我晚上过来它还在这里,我只有自己动手了。”

回到出租屋后,我去房东老太太那里结账。她说我欠她一个月的租金,其实,我心里清楚,没有一个月,还差几天,但我还是付了她二十元钱。小月不知道我要走,她到幼儿园上班去了。

我转身回到卧室,眼睛直盯着那些长长短短的地板缝隙。林老板出门了。我突然抬起右脚,对着楼板使劲地踩踏起来。

到了中午,王小琥他们过来帮忙,就这样,我又与王小琥重新住在了一起。有个晚上,他的女友又来了,他有点为难地瞧着我,我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睡你们的,我睡我的,我保证不影响你们,我一倒床就能睡着。那天晚上,他们折腾了一宿,我其实一直没睡着,假装打鼾,其实我的眼睛是睁着的。

仅仅过了一个月,厂房管处给我单独安排了一间宿舍。搬家那天,罗玉过来了。她没多说什么,只是问我对新宿舍是否满意。我直点头,我知道,这是他爸的面子。

当天,我收到了市内那家文学期刊的用稿通知,那首《怎么办》的诗,他们打算发表在最近一期刊物上。那首诗,算是我的处女作,我没告诉罗玉,我将用稿通知捏成一团,悄悄扔出了窗外。

来钢厂刚满一年,我很顺利地办理了转正手续,随后不久,我从炼钢厂调到了总厂办公室当秘书。我记得很清楚,我到厂办报到没过几天,看到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那天,街上飘满了柳絮,我一直都在忙,没想太多。

当年秋天,我跟罗玉结婚了,厂里给我们分了一套两居室。那是一九八九年,当时,年轻人结婚很少单独有房子,要么跟父母亲挤在一块,要么到外面租房,要么就像王小琥那样,在单身宿舍里过日子,把同室的工友赶走。

罗玉家陪了不少嫁妆,冰箱、彩电、洗衣机,全是她带来的,就连洗脸盆和开水瓶都是她的。我的乡下父亲卖了一千斤谷子,给了我一百五十块钱,我用它买了一只电饭煲和一只烧水的铁壶。我的兄长们没有给我一分钱,大哥还在家乡一带找矿,二哥还在县城里贩买贩卖,三哥依然杳无音信。

新婚之夜,我喝醉了,又要吐,罗玉立马给我脸色看。我想起小月,想起她在黑夜里拉着板车送我到医院抢救的情景。后来,我酒醒了,这时,罗玉已经上床。我瞧着窗户上的大红“囍”字,还有屋里堆得高高的被褥枕头,心里特别知足。接着,我也上床了,我坚持要开灯睡觉,罗玉不同意,果断地将灯拉熄了。黑咕隆咚中,她率先脱光了身子,紧紧地搂着我……后来,我们都去了卫生间,我没有看到书上所说的处女血,罗玉没解释,我也没问她。

一年后,我们有了儿子。儿子长到两岁时,我已经是我们钢厂建筑公司的一把手。我凭着岳父的关系,将厂里的钢材特批出来,转手卖给别的建筑公司,从中捞取差价。

到了2000年,我已经是下马街上最大的建筑商。这时,我已经从钢厂宿舍里搬了出来,住入市内的别墅区。那阵子,政府正在搞国企改革,我借助企业改制,几乎没花钱,就将建筑公司弄到了自己名下,随后更名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我把大哥和二哥也都弄到自己手下,把年老的父亲接到城里来看门。俗话说,打虎得靠亲兄弟,有了大哥、二哥的帮衬,我的企业如虎添翼,发展迅速,没过几年就挤进了全市最有实力的地产公司行列。2008年,我打通关节,拿下了下马街旧城改造项目,投资总额十个亿,照相馆、邮局还有舞厅,都在拆迁之列。此时,照相馆的生意早就不行了,成年累月没什么人过来。邮局的那排平房,后来虽然改造成了两层楼,生意也很清淡,写信的人越来越少,没办法,人人都有了手机。

那天,我路过下马街,看见工人们正站在照相馆门口,准备用白石灰刷写“拆”字。我停下车子,缓步来到照相馆。

方老板坐在里面,戴着老花镜,正低头清理抽屉里的旧照片。他的头发全白了,头顶上的头发也掉了,露出一块像肉瘤一样的红色头皮。他瞧了瞧门口突然晦暗下来的阴影,缓缓地抬起头来:“胡老板来啦?”

“方老板好!”我握了握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像死人的手。

“我好像知道你要来,怪事!我一直在找你的底片,我记得那年是留存了的……我怎么找不到呢?”

“你说的是那幅艺术照吗?”我指了指门外,“都二十年了,别找了!我要那东西干吗?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的,你就是找到了,我也不要。”

“我再找找。”方老板推了推老花镜,“我记得放在里面的……”

“生意怎么样?”我随口问了一声。

“不行喽,现在哪个还来照相呀?人人都有手机。”方老板苦笑着,头顶上的那块红皮似乎更亮了,“过一天算一天呗。”

“我记得当年这里……好像挂过一个年轻女伢的照片。”我指了指门外。

“老早被她拿走了。”方老板朝着对面的邮局努了努嘴,“你的照片拆下来没多久,她也把照片拿走了……她姓杨,我一直喊她小杨。”

“为什么呀?”

“她老公跟她离婚了,说她暗地里跟那些有钱人瞎搞……天知道是真是假!”方老板摇了摇头,停止了翻找,抬头瞥了我一眼。“她老公跟她一个单位,我见过那个人,也是命不好,结婚没两天,在下马街上被车撞了,一双腿从这个地方锯掉了。”方老板拍了拍自己的膝盖,愤愤地说:“他一个残疾人,还计较什么呢?就算小杨有那个事,他也没必要离婚呀!”

“呃……”我咕哝了一声。

“不到一年,小杨生了个儿子,结果那孩子得了脑瘫,你说说,这种女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说完,方老板又开始低头翻找起来。

“原来是这样呀。”我掉头瞧了瞧邮局,门口处立着邮筒,对开的绿漆木门关得紧紧的。“你后来见过她没?”

“据说离婚后,孩子随了小杨,后来孩子也没养活,她就提前办了停薪留职,不晓得去了哪里,我有好多年没见过她了,现在也该老了吧?当年,可算得上下马街上的一个美人啰……唉,红颜薄命!”方老板叹了一口气。

从照相馆里出来,我开着车子围着下马街转了整整两圈,然后突然加速,像驾驶赛车一样离开了。

接下来,我将旧城改造项目交给了大哥和二哥,大哥负责现场管理,二哥负责材料采购。二哥过去一直搞贩买贩卖,他躲着我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按照设计要求,浇灌地脚梁时必须使用大型号的螺纹钢,结果他和大哥私下一合计,竟然用了那种小型号钢筋,建设部门过来检查时,他们给人家塞了红包,一时蒙混过关了。

这一年,我的儿子正好高考,而我正准备与罗玉离婚,我在外面又养了一个小情人。她本名叫杨蜜,我把她的名字给改了,叫杨小月。她是我在九江市的一家洗浴店里认识的,当时,她光着上身给我按摩,当我睁开眼睛时,一眼瞥见她不仅长着一张明星脸,居然还留着两条辫子,辫子中间扎了黑色橡皮筋。当天,我给了她老板一笔钱,就把她带走了。在我生活的城市,我专门给她买了一套房子,包养了她。我没少给她花钱,把她像明星一样包装。有一次,她说她不想留辫子,想烫成大翻卷,我立马抽了她一个耳光:“只要你还想跟我混,你就别想把那对辫子弄掉……”下马街项目启动后,我将杨小月的照片放大到十米见方的大小,挂在新建的楼盘上。一期房子封顶那天,我牵着她的手参加了庆典。结果仪式还没搞完,房子就垮了,一共八幢,涵盖了下马街的几个主要场所,包括照相馆、邮局,还有舞厅。

当公安局的人开着警车赶到现场时,大哥、二哥早已跑到九霄云外。我站在下马街中心,瞧了瞧高高堆起的废墟,突然大笑起来,脸上糊满了泪水。我抹了抹脸,仰天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觉到自己终于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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