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荣誉攸关
没有什么比两个不同国家所持有的关于对方特性的古怪想法，更能妨碍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了，或许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因邻国的这种错觉更受伤害。他们被认为是一个轻浮的民族，没有深邃的思想，语言浮夸、道德败坏和不可信赖。即便有些美德已被承认，如他们的才华横溢，他们的快乐天性，也是以一种傲慢的方式（至少在英国人那里）被认可的；因为它们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得以建立道德宝库的美德。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在法国人的性格的根底，有一种深沉的严肃性；也没有人意识到：每个法国人最关切的是他的个人尊严。这就不奇怪，拉罗什富科[1]，这个普遍人性，尤其是他同胞的性格的敏锐鉴赏家，会把《论荣誉》作为他思想体系的中枢。我们的邻居审慎地看待荣誉，而这种审慎却经常使英国人感到愉悦，英国人习惯于幽默地看待自己；然而在法国人那儿，正像“荣誉”一词表明的，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力量。除非你始终记住他们对荣誉的敏感，否则你无望理解法国人。
每当我看见德·斯特韦尔德子爵开着豪华汽车或坐在桌子的首席，我就会产生上述这些想法。他代表着法国在中国的某种重大利益，据说在法国外交部他比部长本人还更有权力。自从后者并非不合常情地抱怨他的一个同胞背着他在外交事务中与中国人打交道，这俩人之间就再也没有了亲近的感情。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大礼服垂饰上钉着的红色徽章就足以证明他在国内享有的尊重了。
子爵有一个大脑袋，有些秃顶，但并不难看（正如法国小说家所言，“一点儿秃”，这么说就犹如去除了残酷事实所造成的一半的刺痛），鼻子长得像伟大的惠灵顿公爵[2]的鼻子，眼皮很厚，眼睛又黑又亮，一张小巧的嘴隐藏在很漂亮的小胡子下面，他常用戴着钻戒的白皙的手指捻着胡须尖儿。三层厚下巴突出了他的尊贵的神气。他块头大，又很肥胖，所以每次都坐得稍稍离开餐桌一些，仿佛他极不乐意来用餐，而且只是点一份小吃。但造化弄人，尽管不是特别对他施用了诡计。就他的躯体来说，他的腿太短，这样，坐在那儿，他俨然是一大个子，但一站起来，你会吃惊地发现，他还不及一个普通人的身高。如此，当他坐在桌前或驾车在城里兜风时，他能取得最佳效果。这时，他形象威严。在他对你挥手，或用一个幅度很大的姿势取下帽子，你会觉得他能和人随意招呼真是不可思议的和蔼可亲。他有着路易·菲力普[3]时期那些大人物的全部的体面，穿黑色外套，蓄着长发，脸颊刮得净光，犹如安格尔[4]油画中的人物，自命不凡而又一本正经地望着你。
常听说：有人说起话来像一本书。德·斯特韦尔德先生说话像一本杂志，当然不是一本通俗文学或余暇消遣的杂志，而是一本有着充分的知识和权威观点的杂志。德·斯特韦尔德先生说话就像《两世界月刊》。听他说话有点儿累，却是一件难得的乐事。他流利地谈论那些别人已经反反复复说过的事情。他从不为一个词而犹豫。他说起每件事来都清楚明了，用词精当，而且有着如此权威的口吻，以至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在他的嘴里说出来都闪耀着警句的光彩。他并非缺乏才智。在损人时他会非常地风趣。当他说出一些特别刻毒的话，他会转身对你说一句“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设法赋予一句以往的格言以新的用意。他是个热忱的天主教徒，然而他自吹不是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有名望、有财产、有原则的人。
这是一个可怜的人，但雄心勃勃（名望，这是高贵心灵的最后一个弱点），为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他娶了一个糖类经纪商的女儿，她现在是一个染了头发、抹着脂粉、穿戴华丽的小妇人了。将他的贵族姓氏赐给她，这对他必定是一个痛苦的考验，因为他无法赋予她以个人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正是他所有行为的强有力的动机。像许多大人物一样，德·斯特韦尔德先生也娶了个对丈夫极不忠实的妻子。但这一不幸他勇敢而又不失尊严地承受了，勇气和尊严正是他的美德。他的行为如此完美，以至他的不幸反而提升了他在朋友眼里的位置。他是所有人同情的对象。他可能给戴了绿帽子，但他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确实，每当德·斯特韦尔德太太找了个新情人，他就要求她的父母给他足够的一笔钱，以补偿他名声和荣誉受到的损害。传说是二十五万法郎，但以现有的银价，我相信一个生意人会坚持以美元支付的。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已然是一个精明的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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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
[2] 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3] 菲力普（Louis 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
[4] 安格尔（J. A. D. Ingres，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擅长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