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国界牙医
在关于美国医疗制度的争论中，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针对公费医疗及其必然的低效率无休止的讨论。加拿大的医疗计划被比作种族灭绝，但欧洲的相关政策比这还要糟糕，那里的病人们只能躺在肮脏不堪的简易床上，翘首企盼某人发明出阿司匹林。我不清楚那些人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但就我过去十三年在法国断断续续的经历而言，情况十分不错。在巴黎，医生出诊一次的费用约五十美元。之前我患上肾结石时，本想预约一次，但苦苦等待十分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于是我乘地铁来到了最近的一家诊所。那时我们的公寓恰好位于市中心，无需舟车劳顿便可办好大多数事情。街角就有一家药店，两个街区以外则是我的内科医生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星期六早上我打过两次电话，梅迪奧尼大夫亲自接听的，让我马上过去。这种就诊的费用差不多也是五十美元。
上次我去看病时，一道红色的闪电将我的左眼球一分为二。
医生检查了一会儿，然后坐回桌子后面。“我要是你就不会担心，”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一两天就会消失的。”
“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道，“我怎么会得这个？”
“我们是如何得到大多数东西的呢？”他反问道。
“买来的？”
那之前还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发现右侧肋骨下方有一个肿块。活像一只蘸了芥末的鸡蛋塞到皮肤底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癌症！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二十分钟，我已经拉起上衣躺在检查台上了。
“噢，没事的，”医生说，“一个小小的脂肪瘤。狗狗经常长这种东西。”
我立刻想到了其他长在狗狗身上，但我并不想要的东西： 比如，残留趾、钩虫。“可以把它切掉吗？”
“可以切掉，但为什么呢？”
听他的语气，似乎这是个徒劳、愚蠢的念头。“你说得没错，”我告诉他，“我只需要把泳衣提得更高一点。”
当我问起肿瘤是否会变大时，医生轻轻捏了它一下。“变大？当然有可能。”
“会变得很大吗？”
“不会。”
“为什么？”我还是不死心。
他的语气突然显得有些疲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树碰不到天？”
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设在一栋十九世纪建筑的三层，大楼看上去十分漂亮。每次离开时我总在想，“稍等一下，墙上有他的执照吗？‘大夫’会不会只是这家伙的名字？”并非他不关心病人，而是我期待听到“会没事的”以外的话。就像他说的，那道闪电后来消失了，而我也遇到了好几十个脂肪瘤患者，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也许我们美国人都喜欢小题大做吧，但我还是希望医生能够严肃对待。“我做了一些检查，”我希望他这样说，“得知你所患的是双侧神经节下沉，或者，用外行话说，肾膈膜的颈动脉撕裂。狗狗经常得这种病，甚至为此丧命。所以我希望咱们彼此都能高度重视。”
就为了花掉的五十美元，我本想哭着离开诊所，结果出来时却像个抑郁症患者。我虽然是个药罐子，但注定与抑郁症无缘。如果说我的法国内科医生有点扫兴，那么我的法国牙周病医生就给力多了。对于吉格大夫，我全是溢美之词，正是他将我的牙龈从地狱深渊中拉了回来。在我们长达十年的医患关系中，他为我动过两次手术。去年，他为我拔了四颗下门牙、钻了颚骨，还补了两次牙。开始时，他让我坐好，然后仔细为我解释手术流程，用了不少大词，足以让我感到自己的不幸和重要性。“我将在星期二早上九点为你动手术，最多需要三个小时，”他慢慢解释道——说的是法语，就像往常一样，“当晚六点，你要到牙科诊所去接受暂时植入，但我还是建议你那一整天都不要安排活动。”
回家时我向男朋友休抱怨：“我少了四颗牙，他觉得我还能去哪儿呢？”
有关手术和会诊的事我会去找吉格大夫，但一年两次的定期深层清洁则由他的助手负责——一位女士，巴拉斯大夫。她在我嘴里干的事无法形容，因为我光顾着出汗了，每次回家前不得不到洗手间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哦，塞达里斯先生，”她笑着说，“你真像个小孩子。”
一年前，我来到牙科诊所后就告诉她，自从上次就诊以来每晚都坚持使用牙线。我本以为这能招来几句赞美——“你真是太用心了，真有毅力！”——结果她说：“咳，其实没必要。”
与此同时，我开始就自己牙齿间的缝隙发起了牢骚。“年轻时我也做过牙齿矫正，但也许应该再做一次了。”我对她说。一位美国牙医听到这些会给我介绍一位正牙医生，但在巴拉斯大夫看来，是我又开始小题大做了。“我们法国人把那叫做‘好日子牙齿’，”她解释道，“你到底因为什么想去矫正呢？”
“呃，因为我可以用浴袍的腰带代替牙线了？”
“喂，”她马上回应道，“别再提牙线的事了。晚上干点别的多好。”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好日子吧。
巴拉斯大夫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和一只叫安迪的长毛猫。当我大汗淋漓、嘴巴大开地躺在那里时，她将电钩穿过了我的牙龈线，并且在下一次就诊前时常关心我的情况。我离开时满嘴鲜血，但仍然期待着下次会面。与休一样，她和吉格大夫都站在我一边，虽然我们还算不上朋友，但如果我因为脂肪瘤而丧命，他们一定会想念我的。
我的牙医格拉纳大夫也是如此。他并不负责制作假牙——那是口腔修复科医生的工作——但他要比对模具，确保与我的牙齿贴合。这一工作是通过2011年冬天的五次就诊完成的。我每周都会来到他的诊所，躺在躺椅上，把嘴张开。他每过五分钟就会问一次“Ca va？”，意思是“没事吧？”。然后我会发出门铃般的声响作为回应，“嗷-嗯”。
安装假牙分两个步骤。起先安装的临时牙齿短而粗，也没有颜色。第二次安装的则精致很多，而且为了与旁边的牙齿搭配，经过了染色或涂色。我的四颗门牙义齿是连成一体的，用螺丝刀固定在应有的位置上。牙齿会影响咬合，位置必须十分准确，所以牙医会先试装，再取出来进行微调。放进去，拿出来。周而复始。到了这个阶段，所有的痛苦都要由我独自承担，于是我安静地躺在那里，努力当一个好病人。
格拉纳大夫在天花板附近装了一台小电视，但没有声音，每次我去就诊时电视都会调到法国旅游频道——频道的名称叫做“旅行”。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山区居民在装饰一头牦牛。他们并没有把灯泡挂到牦牛身上，但除此之外看上去十分有趣：彩带、铃铛，还有犄角尖端的银色护套。
“没事吧？”
“嗷-嗯。”
另外一周来就诊时，我们跟随节目来到了非洲，当地的一家五口挖开地面，发现了一个老鼠洞。这时格拉纳大夫的助手进房间来问了一个问题，等我的视线转回屏幕时，那些老鼠已经被剥了皮，用削尖了的木棍串起，活像印度烤肉串。然后我又被其他事情分了神，等再次抬起头时，那家非洲人已经在篝火上烤老鼠肉了，边烤边用手撕肉吃。
“没事吧？”格拉纳大夫问道，我举起手，这是国际通用牙医手势，表示“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说”。他从我嘴里拿出螺丝）），而我则用手指着屏幕。“Ils ont mange dessouris en brochette。”我对他说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在吃老鼠肉串”。
他抬头看了看小电视，“噢，是吗？”
格拉纳大夫是旅游频道的忠实观众，对该场面丝毫不感到吃惊。他见过太多次了，而且自己也常到世界各地旅行。吉格大夫也是一样。巴拉斯大夫最近则没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但考虑到她母亲的状况，她又怎么走得开呢？领教了我生活中的各位牙科专业人员，你一定会觉得我的牙齿状况不错，就算不能咬碎玉米穗，也能从鸡骨头上把肉撕下来，但这些事情在最近几年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得等我的两颗门牙以及旁边的侧门齿固定下来才行。“但这些事情都结束后，我还是得定期来诊所，对不对？”我对吉格大夫说，几乎慌了手脚，“我的牙龈病还没有治好，是吗？”
我已经由起初的躲避牙医和牙周病医师，发展到了偷偷跟踪他们，并非追求如同好莱坞明星一样的完美牙齿，而是因为我喜欢待在他们身边。我愿意待在他们的候诊室里，也喜欢堆满了《加拉》（Gala）和《费加罗》(Madame Figaro)杂志的咖啡桌。我喜欢听他们在高密度聚乙烯合成纸口罩后面说含糊不清的法语。无论我嘱咐过多少次，他们就是不肯叫我“戴维”。我永远都是“塞达里斯先生”，这并非在称呼我的父亲，而仿佛是在称呼我们家族欧洲大陆上的矮小祖先。下颚有四颗假牙的塞达里斯先生。有好日子牙齿的塞达里斯先生，他出汗多到每次离开诊所时都能轻两公斤。那就是我，明明指着洗手间，却问接待员我能否用一下猫砂盆：换好干净衣服后信步走下楼梯，脸上带着苦乐参半的微笑，嘴里还有治疗时留下的鲜血，但已经开始计算下次来就诊的时间，迫不及待地回到这古怪的、社交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