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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国界牙医

发布时间:2023-03-08 11: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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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国界牙医

在关于美国医疗制度的争论中,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针对公费医疗及其必然的低效率无休止的讨论。加拿大的医疗计划被比作种族灭绝,但欧洲的相关政策比这还要糟糕,那里的病人们只能躺在肮脏不堪的简易床上,翘首企盼某人发明出阿司匹林。我不清楚那些人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但就我过去十三年在法国断断续续的经历而言,情况十分不错。在巴黎,医生出诊一次的费用约五十美元。之前我患上肾结石时,本想预约一次,但苦苦等待十分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于是我乘地铁来到了最近的一家诊所。那时我们的公寓恰好位于市中心,无需舟车劳顿便可办好大多数事情。街角就有一家药店,两个街区以外则是我的内科医生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星期六早上我打过两次电话,梅迪奧尼大夫亲自接听的,让我马上过去。这种就诊的费用差不多也是五十美元。

上次我去看病时,一道红色的闪电将我的左眼球一分为二。

医生检查了一会儿,然后坐回桌子后面。“我要是你就不会担心,”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一两天就会消失的。”

“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道,“我怎么会得这个?”

“我们是如何得到大多数东西的呢?”他反问道。

“买来的?”

那之前还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发现右侧肋骨下方有一个肿块。活像一只蘸了芥末的鸡蛋塞到皮肤底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癌症!打了一通电话,过了二十分钟,我已经拉起上衣躺在检查台上了。

“噢,没事的,”医生说,“一个小小的脂肪瘤。狗狗经常长这种东西。”

我立刻想到了其他长在狗狗身上,但我并不想要的东西:  比如,残留趾、钩虫。“可以把它切掉吗?”

“可以切掉,但为什么呢?”

听他的语气,似乎这是个徒劳、愚蠢的念头。“你说得没错,”我告诉他,“我只需要把泳衣提得更高一点。”

当我问起肿瘤是否会变大时,医生轻轻捏了它一下。“变大?当然有可能。”

“会变得很大吗?”

“不会。”

“为什么?”我还是不死心。

他的语气突然显得有些疲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树碰不到天?”

梅迪奥尼大夫的诊所设在一栋十九世纪建筑的三层,大楼看上去十分漂亮。每次离开时我总在想,“稍等一下,墙上有他的执照吗?‘大夫’会不会只是这家伙的名字?”并非他不关心病人,而是我期待听到“会没事的”以外的话。就像他说的,那道闪电后来消失了,而我也遇到了好几十个脂肪瘤患者,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也许我们美国人都喜欢小题大做吧,但我还是希望医生能够严肃对待。“我做了一些检查,”我希望他这样说,“得知你所患的是双侧神经节下沉,或者,用外行话说,肾膈膜的颈动脉撕裂。狗狗经常得这种病,甚至为此丧命。所以我希望咱们彼此都能高度重视。”

就为了花掉的五十美元,我本想哭着离开诊所,结果出来时却像个抑郁症患者。我虽然是个药罐子,但注定与抑郁症无缘。如果说我的法国内科医生有点扫兴,那么我的法国牙周病医生就给力多了。对于吉格大夫,我全是溢美之词,正是他将我的牙龈从地狱深渊中拉了回来。在我们长达十年的医患关系中,他为我动过两次手术。去年,他为我拔了四颗下门牙、钻了颚骨,还补了两次牙。开始时,他让我坐好,然后仔细为我解释手术流程,用了不少大词,足以让我感到自己的不幸和重要性。“我将在星期二早上九点为你动手术,最多需要三个小时,”他慢慢解释道——说的是法语,就像往常一样,“当晚六点,你要到牙科诊所去接受暂时植入,但我还是建议你那一整天都不要安排活动。”

回家时我向男朋友休抱怨:“我少了四颗牙,他觉得我还能去哪儿呢?”

有关手术和会诊的事我会去找吉格大夫,但一年两次的定期深层清洁则由他的助手负责——一位女士,巴拉斯大夫。她在我嘴里干的事无法形容,因为我光顾着出汗了,每次回家前不得不到洗手间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哦,塞达里斯先生,”她笑着说,“你真像个小孩子。”

一年前,我来到牙科诊所后就告诉她,自从上次就诊以来每晚都坚持使用牙线。我本以为这能招来几句赞美——“你真是太用心了,真有毅力!”——结果她说:“咳,其实没必要。”

与此同时,我开始就自己牙齿间的缝隙发起了牢骚。“年轻时我也做过牙齿矫正,但也许应该再做一次了。”我对她说。一位美国牙医听到这些会给我介绍一位正牙医生,但在巴拉斯大夫看来,是我又开始小题大做了。“我们法国人把那叫做‘好日子牙齿’,”她解释道,“你到底因为什么想去矫正呢?”

“呃,因为我可以用浴袍的腰带代替牙线了?”

“喂,”她马上回应道,“别再提牙线的事了。晚上干点别的多好。”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好日子吧。

巴拉斯大夫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和一只叫安迪的长毛猫。当我大汗淋漓、嘴巴大开地躺在那里时,她将电钩穿过了我的牙龈线,并且在下一次就诊前时常关心我的情况。我离开时满嘴鲜血,但仍然期待着下次会面。与休一样,她和吉格大夫都站在我一边,虽然我们还算不上朋友,但如果我因为脂肪瘤而丧命,他们一定会想念我的。

我的牙医格拉纳大夫也是如此。他并不负责制作假牙——那是口腔修复科医生的工作——但他要比对模具,确保与我的牙齿贴合。这一工作是通过2011年冬天的五次就诊完成的。我每周都会来到他的诊所,躺在躺椅上,把嘴张开。他每过五分钟就会问一次“Ca va?”,意思是“没事吧?”。然后我会发出门铃般的声响作为回应,“嗷-嗯”。

安装假牙分两个步骤。起先安装的临时牙齿短而粗,也没有颜色。第二次安装的则精致很多,而且为了与旁边的牙齿搭配,经过了染色或涂色。我的四颗门牙义齿是连成一体的,用螺丝刀固定在应有的位置上。牙齿会影响咬合,位置必须十分准确,所以牙医会先试装,再取出来进行微调。放进去,拿出来。周而复始。到了这个阶段,所有的痛苦都要由我独自承担,于是我安静地躺在那里,努力当一个好病人。

格拉纳大夫在天花板附近装了一台小电视,但没有声音,每次我去就诊时电视都会调到法国旅游频道——频道的名称叫做“旅行”。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山区居民在装饰一头牦牛。他们并没有把灯泡挂到牦牛身上,但除此之外看上去十分有趣:彩带、铃铛,还有犄角尖端的银色护套。

“没事吧?”

“嗷-嗯。”

另外一周来就诊时,我们跟随节目来到了非洲,当地的一家五口挖开地面,发现了一个老鼠洞。这时格拉纳大夫的助手进房间来问了一个问题,等我的视线转回屏幕时,那些老鼠已经被剥了皮,用削尖了的木棍串起,活像印度烤肉串。然后我又被其他事情分了神,等再次抬起头时,那家非洲人已经在篝火上烤老鼠肉了,边烤边用手撕肉吃。

“没事吧?”格拉纳大夫问道,我举起手,这是国际通用牙医手势,表示“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说”。他从我嘴里拿出螺丝)),而我则用手指着屏幕。“Ils ont mange dessouris en brochette。”我对他说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在吃老鼠肉串”。

他抬头看了看小电视,“噢,是吗?”

格拉纳大夫是旅游频道的忠实观众,对该场面丝毫不感到吃惊。他见过太多次了,而且自己也常到世界各地旅行。吉格大夫也是一样。巴拉斯大夫最近则没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但考虑到她母亲的状况,她又怎么走得开呢?领教了我生活中的各位牙科专业人员,你一定会觉得我的牙齿状况不错,就算不能咬碎玉米穗,也能从鸡骨头上把肉撕下来,但这些事情在最近几年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得等我的两颗门牙以及旁边的侧门齿固定下来才行。“但这些事情都结束后,我还是得定期来诊所,对不对?”我对吉格大夫说,几乎慌了手脚,“我的牙龈病还没有治好,是吗?”

我已经由起初的躲避牙医和牙周病医师,发展到了偷偷跟踪他们,并非追求如同好莱坞明星一样的完美牙齿,而是因为我喜欢待在他们身边。我愿意待在他们的候诊室里,也喜欢堆满了《加拉》(Gala)和《费加罗》(Madame Figaro)杂志的咖啡桌。我喜欢听他们在高密度聚乙烯合成纸口罩后面说含糊不清的法语。无论我嘱咐过多少次,他们就是不肯叫我“戴维”。我永远都是“塞达里斯先生”,这并非在称呼我的父亲,而仿佛是在称呼我们家族欧洲大陆上的矮小祖先。下颚有四颗假牙的塞达里斯先生。有好日子牙齿的塞达里斯先生,他出汗多到每次离开诊所时都能轻两公斤。那就是我,明明指着洗手间,却问接待员我能否用一下猫砂盆:换好干净衣服后信步走下楼梯,脸上带着苦乐参半的微笑,嘴里还有治疗时留下的鲜血,但已经开始计算下次来就诊的时间,迫不及待地回到这古怪的、社交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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